錄自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1月），頁293-296。

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元明詩概說》，原是岩波書店「中國詩人選集第二集」的第二冊，初版於昭和三十八年，即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六月，距今已二十多年。（蒼穹案：鄭氏中譯本初版於一九八六年問世）除了這個單行本之外，後來又收在筑摩書房《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五卷（一九六九）之中。這是到目前為止唯一闡述元明詩史的斷代之作。

吉川先生撰述本書的動機與經過，在他〈關於「元明詩概說」〉一文裡已有詳細的說明。要之，以今視昔，他並不否認一代有一代之所勝，即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文學史觀。然而以昔視昔，他卻斷言古典詩歌，自四言、楚騷、古體詩，而律絕近體，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裡，恆與所謂「古文」散體等量齊觀，一直是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雖然過了唐朝以後，普遍認為古典詩已盛極而衰，每況愈下，但這種現象與其說是式微，毋寧說是質變。借用他自己的話，就是「此性識之又新，非江河之日下也」（《宋詩概說》中譯本〈著者序〉）。的確，正如他一再指出，自宋金以來，歷元明清各代，坐失的風氣越益普及，詩人的數目有增無減。以致在窮鄉寒村或市井陋巷裡，也不難聽到吟哦諷詠之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題材內容、表現技巧各方面，也能在既成格式的重重限制下，因時制宜，繼續推移演進，仍不失為中國人言志抒情或反映現實的主要工具；並非完全陳陳相因，停滯不前，毫無變化。儘管如此，現代的文學史家對唐朝以後各代的詩史，卻往往不是輕描淡寫，就是一筆抹殺；罔顧史實，不能無憾。於是，基於學術良心，他才自告奮勇，權充陳勝、吳廣，陸續出版了《宋詩概說》（一九六二）與《元明詩概說》，藉以拋磚引玉，期望後起有人，開闢這一大片荒蕪的學術園地，進行更詳盡、更深入、更有系統的研究工作。

按照原來的計劃，吉川先生還想利用餘生，續寫一本詳述清詩的「概說」。可惜天不假以年，未能如願以償。其實，自從他於一九六七年自京都大學退休之後，即名其書齋為「箋杜室」，潛心於杜甫詩集的注釋工作。孜孜矻矻，夙夜匪懈；顧此失彼，只得把清詩擱置了。不過，這個規模宏偉的畢生大業，即原訂二十巨冊的《杜甫詩注》（筑摩書房），雖已見諸廣告，也是中途而輟，只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便因癌症腹膜炎，藥石罔效，於一九八○年四月，遽爾與世長辭了。享年七十有七。固然不可謂不高壽，但一代鴻儒，齎志而歿；死生之際，諒多遺恨。就學術界而言，更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吉川先生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人文學的詮釋者。他研究範圍極為廣泛，除了自謙闇於佛學，舉凡儒家經傳、史籍子書、詩文、詞曲、戲劇小說之類，莫不涉足其間，或研精覃思，或優游涵泳，偶亦旁及日本歷代和文學與國學。著作之多，不啻等身，已彙為《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餘卷，每卷七百頁左右。另有翻譯數種及《杜甫詩注》數冊，則仍單獨出版。加州大學已故陳世驤教授曾致贊辭云：「先生秉瀛洲之靈秀，播禹域之芬芳。既窮究其墳典，又含咀其華英。寢饋其經史子集，乃逍遙於文苑儒林。蓋出入上下古今，靡所不貫矣。」（《吉川博士退休紀念中國文學論集》序）頗能傳其治學之風貌，並非純屬應景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