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代旅居中國期間，沙畹在翻譯司馬遷作品的同時，對山東地區漢代淺浮雕極感興趣。在武氏家族祭祠──武梁祠──的參觀，促使他寫出了第一部作品《中國兩漢時期石刻》（La scul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1893﹞）。此書的出版再次引起人們對該地的關注。這座家祠在11世紀歐陽修時代為人所知，後逐漸被遺忘，1786年被黃易再次發現。此前，石刻和碑銘並未真正引起西方漢學家的注意。西方博物館此前不久才開始收藏第一批拓片。S. W. Bushell於1811年為大英博物館收集了一批，他大概是第一位。1891年，沙畹帶回一些，1907年，關野貞也帶回一些。同時，其他西方人分別為科隆、斯德哥爾摩、芝加哥和哈佛博物館攜回幾批。1907-1908年考察之後，沙畹在前人──當然是黃易，以及翁方綱和王昶──的研究基礎上進行了初步分析。

1900年代初，通過神父Gabriel Maurice，沙畹獲得一套比較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幾年後，他在考察中又得到一套，Victor Ségalen（謝閣蘭）也存有一套，但都不完整。沙畹謝世後，他收集的這些碑銘分散在吉美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亞細亞學會、塞爾努什基博物股等幾家法國機構。

這些收藏品幫助沙畹撰寫了一些頗具啟發性的文章。1903年，根據1137年刊刻在石頭上的兩幅地圖──《華夷圖》和《禹跡圖》，他發表的一篇有關中國古代地圖繪製史的論文，在翻譯了圖上的題注後，回顧了自漢朝第一批木刻地圖起中國地圖的主要發展過程。當時，人們還不知道1989年發現的放馬灘木製和紙製地圖的存在。他認為裴秀（224-271年）是中國地圖繪製術之父，隨後談到謝莊（421-466年）著作的木製拼圖地圖《西域圖志》和《西域圖記》地圖，這些都沒能保存下來，甚至在敦煌發現的沙州和西州地志後可能附有的地圖也是如此。沙畹還研究了唐代賈耽和與之同時代的李吉甫和元稹繪製的地圖，直至11世紀沈括設計的立體地圖。

根據碑林拓片，沙畹還提煉出多份文獻，並寫出兩篇文章：據1587年刊刻的版畫撰寫的〈洪武皇帝（1368-1398）聖諭〉（Les Saints Instructions de l’empereur Hongwu ﹝1913﹞）和〈防寒九日經九篇〉（Les neuf neuvaines de la diminution du froid ﹝1904﹞）。第一份文獻是一個道德說教的範本，皇帝下令將石上刊刻的內容複製在木板上向全國推廣，激勵民眾一心向善，簡明的插圖使不識字的人易於理解勸誡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