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的作品一直表現出對文學和民俗的興趣。入選法蘭西學院時，他發表了該領域的第一部作品，在1893年12月5日講授的第一節課上，談論了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此文與沙畹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一方面，他面向相對廣泛的公眾，除法蘭西學院的同仁外，還有知識界的其他代表；另一方面，沙畹向全面論述發展，甚至發表對中國形勢和居民狀況的評論。他首先指出，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廣泛傳播至安南，這得益於其文字，它能使外族人──如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喀什人──理解漢文學。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破解了北方民族的入侵，雖然蒙古人和滿族人成功進犯，但他們甚至忘記了自己的語言。雖然秦始皇試圖焚書，但由孔子修訂的經典作品逃過此劫，它具有古代理想化運動的性質，表現為教化意圖。沙畹看到歐洲玄學和科學與中國道德之間的對立，他在孝的問題上著墨甚多，認為它是「連接一代代人的神祕紐帶的象徵，使家庭比個人更重要，使被當作天下的國家又比家庭更重要」，是真正的「和諧法則，它主宰著自然力量的規律運動」。同樣，歐洲人不予關注的禮儀實際上只是「不同精神狀態的象徵」。沙畹解釋說，經典存在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社會地位尤其是德行都受到教育的影響，文學與道德密不可分。此番陳述後，沙畹又談及他眼中的科舉弊病。他認為，記憶力在教育中所佔的份量磨滅了考生的其他能力，從而出現了一批辭藻華麗而浮誇的作家，而不是中國急需的工程師，「書本扼殺了思想」。因此，不必對文人階層敵視歐洲文明的事實感到驚奇。沙畹指責，中國傳統教育的產品缺乏推理的嚴謹和觀察意識，這使19世紀末的中國成為一個走向衰落的民族。但沙畹並非一昧地斥責，他表達了內心的希望：「人們不會贊同如此關注精神事物的民族會徹底消亡。」沙畹讚揚中國人民的中程以及孝和禮的調節作用，並誠邀同代人研究中國──這個必將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民族。在安南和北部灣，中國文化的影響頗深，對於在此定居的法國人而言，即使是為了更好地實行統治，也必須深入了解中國。這是一個殖民時代，在法國，幾乎沒有人將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出現視為不正當的舉動，而沙畹的話並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激勵人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如同已經得到廣泛研究的埃及和亞述。

幾年以後，沙畹重新探討倫理道德問題。1904年11月，即當選為Gabriel Devéria繼任者的第二年，他在金石與美文學院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對德行的褒揚〉（Les prix de vertu en Chine）的講話。他談論了為祝賀受皇帝獎賞的人而刊登在《京報》（La Gazette de Péking）上的頌詞，以及為他們豎立的牌坊──一般由本人或家庭出資。他再次提到德行與學問之間的聯繫，由於學識淵博，傑出的文人常能受到獎賞。沙畹本人是道德主義者，他指出這些作法造成浪費，將立碑的錢用於救助窮人無疑能更好地發揮效用。另外他還指出，對德行的褒揚勢必會引發虛榮心的膨脹。然而，貧困問題非常普遍。在西方，人們採取措施反對酗酒，為老人建立收容所和養老院。沙畹指出，這種親情關係的表現與中國的某些做法很類似，如人們創立永久性基金會，以幫助同一家庭或同一氏族中的窮人。這種家庭捐贈制度並非20世紀初的新創，其想法可追溯至11世紀。沙畹非常關心寡婦的悲慘命運，出於對丈夫的忠貞，她們自殺以在陰間追隨亡夫，豎立的牌坊能永久保留對她們的回憶。孝的事例數不勝數，都應以同種方式加以褒獎。沙畹繼續漫步於《京報》之中，他又注意到一些由於忠誠幾乎被視為聖人的人，他們或者是災難發生或作戰失敗後自行了結的文官武將，或者是被認為有特殊功績的人，為他們建立的眾多廟宇遍布中國大地。如果神靈行善，比如（乾旱時）降下大雨，也能受到皇帝褒獎。透過陌生性和差異，沙畹通過這篇文章，再次力圖向他的同胞展示一種必須深入研究的文明的全部財富。

逝世前夕，沙畹再次談及中國人的道德觀念，1917年6月7日，在法中協會於巴黎大學組織的講座上，他做了相關發言。此時的背景不同以往，因為中國剛剛參與對德戰爭。按沙畹所講，德國應負全責的水下戰爭暴行造成了中德外交關係的中斷，並激起中華民族的憤慨，該民族一直牢記孔子的教誨：「見義不為，無勇也。」一段時期過後，我們現已知道，在袁世凱死後發生的騷亂中，中國人在應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上分歧極大，西方強國施加壓力，欲將中華帝國捲入衝突，以便為了她們的利益取消德國租借地。另外，西方列強允許中國當局五年內免交賠款──由於義和團襲擊外國公使館，西方派兵遠征北京，於1900年解救了他們，中國必須支付一定的賠償。此外必須指出：遠征軍當時由德國將領指揮！在講話中，沙畹再次談到孔子學說及其道德思想在中國人民生活中所佔的分量，以及責任、正義、孝、祖先崇拜等問題，這些力量保證中國在穿越歷史的過程中依然保留自己的主導原則，同時不妨礙她在近期也借鑒了西方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