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回顧了沙畹的著作之後，很難忽視他偶爾涉足的藝術領域的作品。他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羅浮宮博物館的中國繪畫（1904年），另一篇是關於塞爾努什基博物館的佛教藝術的遠播（1913年）。此外，它還評注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繪畫（1909年），人們不僅為它傾注了許多筆墨，還在不久前召開過一次研究會，會議論文最近在倫敦出版。另外，沙畹於1901年發表文章，談論中國民間藝術中表達祝願的方式，此文不僅屬於藝術範疇，同樣屬於民俗領域。他在文中描繪了某些民間藝術形式，它們幾乎總是表達祝願，並分析了這些藝術形式的象徵性裝飾。他指出，思想可以由多種方式表達，或是通過表明意思、用於裝飾的詞語，或是通過觀念聯合和類比，亦或是通過畫謎。沙畹在文中插入大量圖例，這些圖取自護身符、書籍插圖、瓶子、杯子和瓷盤、信封和信紙、髮簪、鏡子和繡品。沙畹對民間藝術的表達手法興趣濃厚，這使人們想起，1907年在中國考察期間，他收集了大量年畫，但遺憾的是沒有發表相關研究。^【註四】

正如人們體會到的那樣，沙畹的著作極其豐富。雖然某些作品打上了時代的印記，但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它們在整體上仍然是一個訊息寶庫。沙畹是一位出色的和不知疲倦的譯者，能夠向讀者提供嚴謹的、而且總是有理有據的分析。他還是這些先驅中的一位，不僅關注舊時中國大師的著作，還關注同時代人的成果。19世紀時，漢學是西方的發明物，依據歐洲範例談論中國。而沙畹開始注意傾聽中國同事的意見，尤其是根據羅振玉書中所說，他在對1911年發掘出土的幾千片龜甲和牛骨殘片予以關注。那上面留有漢字和占卜儀式的最古老遺跡。他的弟子伯希和效仿恩師，與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同人充分交流，賦予了漢學真正的國際意義。

 【註四】見Danielle Eliasberg（艾麗白）, Imagerie populaire chinoise du Nouvel An（中國民間年畫）, Arts asiatiques 35（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