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公在晚年，很可能也感到了將來也許會出現的第三次「典範」轉移，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與史語所發生了三次一位十分深長的因緣。杜公1996年應邀從劍橋到史語所做「傅斯年講座」，連開三講。這是杜公一生在全世界所做過的多次原創性演講中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講，其內容後來匯為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Passage of Time出版，也成為杜公勤奮著述的漫長學術生涯中的最後一本專書。（註十一）
　　事後，杜公向不少人談起，他這一次南港之游的收穫與愉快回憶。以史語所為中心，中研院有不少普林斯頓校友，如黃清連、石守謙、朱鴻林、柳立言、林富士、康豹（Paul Katz）、張彬村、王汎森等，個個都是今天學界響噹噹的人物。雖然其中絕大部分人的博士論文並不是由杜公指導，卻大都曾經在求學時代，得到杜公的關心與指點。這次來訪，不僅使他有賓至如歸之感，而且看到他熟悉的下一代學者如何將漢學與國學的「典範」，努力融會貫通，嘗試做創造性的轉化，感慨萬千。
　　次年，杜公即決定將他當年從倫敦遷到普林斯頓的《泰東》學報，再度從普林斯頓遷到中研院史語所內。這是歐美漢學的三大學報之一，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遷到亞洲，「永續經營」，使貨真價實的「漢學」的「典範」，與貨真價實的「國學」的「典範」，有機會直接發生「肢體」的「接觸」與「碰撞」。杜公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洲際遷移的決定，除了為他在從普林斯頓榮退之後，編輯方便外，也許還真有「典範」交流的深意在焉。
　　如果未來漢學「典範」的第三次大轉移，真的是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為變化的標誌之一，那麼《泰東》這樣的專業西文學報，轉到中文世界來「永續經營」，也許就可以視為一種「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信號。從這個層面上說，《泰東》遷到史語所，也許會在將來見到不同尋常的學術史意義。
　　杜公2006年與世長辭之後，他生前任教時間最長的劍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館，都想爭取到他所遺留的藏書捐贈，結果這批約五千五百餘種的珍貴藏書和全部手稿遺墨，卻經過時任所長的王汎森的努力，終於捐給了史語所。圖書的捐贈典禮，於2007年9月11日在南港舉行，諾貝爾獎得主、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到場致辭，十分隆重。典禮後，這些藏書和手稿，在名聞遐邇的傅斯年圖書館中專設一室珍藏，供人研究，紀念杜公對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做出的傑出貢獻，而門口匾上「杜希德文庫」五個大字，正是出於余英時先生的手筆。

（註十一）杜公一生做過許多重要的演講，印製成書者有四種，其中最重要有二：一為杜公出任倫敦大學漢學教授時的就職演講，題為Land Tenure and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2），另一即為此處之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Passage of Time（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