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於12世紀中葉的英國牛津大學，是英語國家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歐洲中國學術研究的重鎮之一。早在1604年（明朝萬曆三十二年），牛津大學的博多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便開始收藏中國書籍。1635年（崇禎八年）、1636年（崇禎九年）、1639年（崇禎十二年）、1640年（崇禎十三年），當時的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威廉．蘭德（Wm Land）前後四次向該館捐贈中文抄本，共計1151冊。明初航海針路簿傳抄本《順風相送》便是其中之一。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又有威利（Alexanda Wylie）和巴克豪斯（Edmend Baekhouse）兩次大規模捐贈中國圖書，總數達五萬餘冊。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創建的亞士慕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則搜集和收藏了許多從石器時代到清代的珍貴中國文物和藝術品，並設有藝術考古的附屬圖書館。這就為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的展開，奠定了圖書文物資料基礎。

早期牛津學者對中國圖書文物的興趣，主要出於對神秘的東方的好奇和嚮往，談不上學術性的研究。1825年（道光五年），出於英國對華貿易、傳教對中文人才的需求，早期來華傳教士、漢學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博士倡議在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但沒有成功。1876年（光緒二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才開始對中國學術的研究。

從清末到現在，牛津大學的中國學術研究走過一百二十年的歷程，經歷了從經院式研究到開放式教育、從漢學到中國學的轉變，既有傳統特色，又有新的發展。

一

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是傳教事業、商業活動和殖民擴張相結合的產物。最初的講座基金，是由一些對華貿易的英國商人捐獻的。倫敦會教士、英國早期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被聘為首任講座教授。

理雅各於1838年（道光十八年）底到倫敦的大學學院學習中文，次年被倫敦佈道會派遣，到馬來亞的麻六甲傳教，後出任當地的英華書院院長。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隨書院遷往因鴉片戰爭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一邊傳教，一邊學習、研究，並著手翻譯《四書》等中國經書。1861年（咸豐十一年），開始在香港出版英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es）多卷本。1873年（同治十二年），為專心譯書和「為了家庭的義務」，從香港返回英國。出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後，他把這一新學科定位在中國語言和文學，繼續致力於翻譯《中國經典》，至1886年（光緒十二年）出齊，計28卷。這部譯著奠定了英國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至今仍為西方學界視為介紹中國儒家經典和其他古文獻的權威譯本和正統的參考書。理雅各擔任此職二十二年，直至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逝世。他教過多少學生不得而知，教了什麼也沒有記載。

布勒克（Thomas Bullock）於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接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至1915年。他曾在英國駐中國領事機構中供職二十八年，從駐上海領事任上退休後，來牛津任教。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他編著教材《漢文漸進練習》。

第三任講座教授是蘇慧廉（William Soothill），1920年到牛津大學任職。他在中國傳教、辦學二十五年，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被任命為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到職後，主要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綱》、《中國史》和《中國與英國》等。

牛津大學早期的三位漢學講座教授，都有英國對華宗教和殖民擴張的背景，但由於牛津大學堅持學術獨立的傳統，以及入學考試嚴格、學費昂貴等因素，長期只有少數學生的非正規聽課，教師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這就形成牛津早期漢學具有經院式的純學術研究的特點。理雅各在譯介中國儒家經典和古文獻上，蘇慧廉在介紹中國歷史方面，都在歐洲漢學界有一定的影響。

在漢學講座之外，亞士慕博物館還有研究東方和中國藝術考古的人員。著名的中亞探險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曾於1884年和1886年來此作短期的學習和研究。他在我國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書、文物，運回英國後，曾在牛津大學默頓學院（Merton College）的一幢小石屋裡整理、研究。他撰寫的《西域》（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 most China）和《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分別於1920年和192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在中國探險遺留下來的清政府公文等部分檔，還收藏在牛津大學博多林圖書館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