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知識份子不但是書寫歷史的主體，同時也是歷史書寫的物件，他們通過歷史記憶來接續和重塑文化認同與價值體系，而其自身在歷史情境裡的行動、選擇、言語與心態又成為後繼者發掘精神資源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國，這自然反映了一種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關係，知識為權力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權力進一步確保知識的神聖性和有效性，其集大成者就是科舉制度與普遍王權的內在結合，可以說，在古代中國，知識人既是社會的立法者，又是道德原則的闡釋者，是背負著雙重使命的社會精英。

但知識份子的這種角色，在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和1912年帝制崩潰後，便日益黯淡，乃至解消。在二十世紀的一系列革命和運動中，我們可以窺見的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體的迅速邊緣化，在經濟、政治乃至文化上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邊緣化¹，知識份子不但喪失了作為權力的立法者的身份，甚至連闡釋者的角色都無法扮演，最後淪落為完全服從型的理論工作者，喪失了所有的獨立性和批判性。造成這種狀況的除了眾所周知的政治權力對知識份子的羞辱、迫害和壓制外，也同時伴隨著部分知識份子的自我邊緣化，在精神上不斷矮化自己，自我羞辱，將自身所具有的貴族精神曲解成與平民精神、民主方式相抵觸的人格特徵，自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反智主義、民粹主義的粗鄙文化，最終流氓精神、痞子文化主宰了政治文化，權術全盤壓倒道統，學術淪為政治的婢女，結果是二十世紀中國人心靈生命的萎縮與精神世界的崩塌。²

也許，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近些年來在中國大陸方興未艾的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熱潮。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於民國知識份子歷史的興趣，所折射的也許不僅僅是對於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群體的一種緬懷與哀悼的情緒，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希望通過這種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生命、學術世界與社會生活的書寫，來為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乃至今天的中國文化灌注一種「隔代的養分」。這種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書寫，至少具有雙重的啟蒙作用，它既是對於一直以來被官方歷史所掩蓋、忽視或者曲解的民國知識份子歷史的重新發掘，是在拆卸政治文化強加給歷史書寫的意識形態後的重新照亮，與此同時，這種對民國知識份子的書寫與記憶也是對現狀的啟蒙與照亮，它從民國知識份子的言語和行動裡借來精神的火種，把那一套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啟蒙話語重新引進今天的中國社會，以承接這個未完成的啟蒙任務。

民國知識份子史成為一個聚焦點，吸納著各種力量的積極參與，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在學院體制內，余英時對於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整體分析、王汎森對於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轉變之區分、錢理群對於二十世紀知識份子精神史的持久關注、許紀霖對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知識份子的心態史與政治思想的研究、羅志田對於現代知識份子的思想與文化的一系列論述、章清對於胡適派自由知識份子階層的書寫等，這些學者的著述無疑代表著學院體制內對於民國知識份子歷史的最成熟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來，學院體制外，也悄然興起了對於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研究熱潮，到目前也蔚然大觀，獲得了一個廣泛而穩定的讀者群體。他們往往並非歷史系科班出身，但是卻對於民國知識份子歷史有著強烈的興趣，而且廣泛搜閱史料，形成密切互動的共同體，用力甚勤，涉獵範圍甚廣。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傅國湧、謝泳、范泓、張耀傑等人。傅國湧的著作已成為近些年出版界一個持久的熱點，他對於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私人述說，既注重史料的敍述，又不乏理性的分析，同時還有一種激情蕩漾其間，尤其是其寫作的速度之驚人令許多同行只能望其項背而興歎。謝泳更曾是一個「老牌的學院體制外學者」，他從一本刊物（《觀察》）、一個人（儲安平）一所學校（西南聯大）擴展到對整個的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研究，他的著述介乎學術論文（往往是呆板無味的學術黑話）與歷史隨筆（有時游談無根的戲說歷史）之間，既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志趣，又有扎實的史料採掘和分析功底，而且文字平實簡潔，不故作誇張之詞以聳人聽聞，可又能讓讀者領會到文字背後的深沉的關懷。范泓對於雷震和《自由中國》知識群體的研究更是為大陸的知識份子書寫增添了來自臺灣的精神養料。張耀傑對於歷史背後的知識份子與政治勢力、政黨文化繁複的關係的再現，也為我們提供了宏大敍事的歷史之外的現場感和細節性。還有一種雖然身在學院體制內，但其知識份子史的寫作更接近學院體制外的研究者，而且其交往網路更偏向學院體制外的同人，比如南京曉莊學院的邵建。

民國知識份子熱的典型表現就是出版物的繁榮。這些年，大凡書名中有「知識份子」字樣的，大都成為圖書市場上的熱門圖書。比如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從知識份子個案的角度梳理歷史中的隱秘的內心世界；許紀霖在繼《中國知識份子十論》獲得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後，結集出版的民國知識份子個案研究《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也獲得好評，其所編輯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更成為知識份子研究的必讀書；羅志田的《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將這個時段的知識份子在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困惑與取捨做了細緻的爬梳與解讀；章清的《「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是學院體制內對胡適這個自由知識份子群體的集中研究；傅國湧的《1949：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為理解那個大轉折的年頭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雖是早期著作，可仍舊是理解抗戰結束後、內戰結束前各類知識份子的心態與選擇的最好文本之一；謝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和《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已成為研究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典範之一了；其他諸如邵建的新著《20世紀的兩個知識份子——胡適與魯迅》、范泓的新書《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張耀傑的《歷史的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徐百柯的《民國那些人》、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生活狀況》等都是以民國知識份子作為書寫對象的著作，並且都在圖書市場上較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