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物件來看，這些歷史著述絕大部分集中在民國知識份子中偏向自由主義的群體，或者是對民國知識份子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重新書寫，這樣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書中被忽視的兩個重要分支，通過對這些知識份子的言論、學術精神、自由意識、交往網路、思想觀念、公共活動、政治選擇等各個層面的分析，試圖展現其整體性的或個體性的人格氣象與真實面相，從而使得民國知識份子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或者完全兩極化（非左即右）的知識群體，讓歷史中的知識份子掙脫其強加於其的標籤與符號，呈現出其內在的緊張與精神的多元。

從研究志趣與寫作特徵來看，這些歷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讀性，充滿細節與敍述，強調讓敍述「說話」，強調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行為、言論與選擇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識份子的歷史書寫日漸脫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油彩，也擺脫被理論話語宰製的被動狀態，知識份子史首先是關於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時代裡的個人或群體的故事史，講故事或者說歷史敍述的藝術重新成為寫作者關注的焦點，自然，這種知識份子的故事不同于說書藝人的故事或者虛構性的歷史小說，而是建立對於研究物件的所有相關材料的細緻的文本細讀的基礎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聯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價值與判斷來裁剪歷史。這也是民國知識份子史為何能獲得讀者廣泛認可的原因，它們讓讀者在一個個知識份子的故事裡獲得啟蒙、感受氣節、認識歷史。

從學院體制內外的比較視野來看，學院體制內的學者所撰述的知識份子史往往有一種比較明確的、甚至是比較固執的問題意識，他們探尋歷史真相時有著濃厚的知識取向，換言之，他們常常在嚴格的學術標準下強調核心概念的界定與分梳、材料與論述的結合、局部細節的透視與整體歷史的觀照的相融合，而學院體制外的學者和作家的知識份子史寫作，往往更注重在歷史材料裡發掘跟我們固有的認知模式相異的部分，他們大都沒有將知識份子史理論化、學術化的衝動，而喜歡講述不同歷史時空的知識份子的個人或群體的故事，尤其注重採掘知識份子在面對政治強權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精神，以及如何爭民主和自由的細節，因此，可以說學院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史具有鮮明的道德取向，致力於發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與純粹性的知識份子歷史。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滿足於僅僅講述故事，而傾向於分析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為的來龍去脈，後者往往對於所研究的物件的人格有著一份深切的認同，或者批判，側重對於知識份子在歷史夾縫裡的心境與心態的描摹。這就導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場往往是草蛇灰線，無跡可尋，後者的文本則如梁啟超的時務體，「筆鋒常帶感情」，痛快凌厲，直指人心。

從知識份子史熱的時代背景來看，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民眾，在面對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和全面興起的消費主義文化和犬儒主義文化時，他們在閱讀民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時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共鳴。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訴求的自由、民主、科學與博愛等普世價值仍舊沒有深深地紮根於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之中，民國知識份子重建其作為社會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設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學術社會的奮鬥歷程⁴，都讓今天內外交困、進退失據的知識份子有著深切的理解與認可，民國知識份子在面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困境所展現出來的智慧、經驗乃至教訓，也成為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接續「啟蒙運動」的起點，甚至包括民國知識份子所使用的知識資源與道德話語，都成為這群知識份子史寫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國現實的精神與意義之源。換言之，民國知識份子史熱，表面上是「歷史的熱浪」，其實背後翻騰的是「現實的潛流」，是知識份子在新的語境下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懷舊不是目的，推陳出新才是根本關懷。

不容否認的是，民國知識份子史熱並非白璧無瑕，如果我們仔細比對、閱讀和思考這些作品，以及考察這個作者群體，有些現象也值得我們提前警醒，以防微杜漸，使這股民國知識份子史熱能夠向著穩健而積極的方向發展。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其實在筆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國知識份子是一個具有極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指稱，就其所包含的知識群體而言，從宏觀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與自由派知識份子。眾所周知，從90年代以來，自由、自由派、自由主義等語彙是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核心辭彙，乃至朱學勤在1998年宣稱「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顧准熱、陳寅恪熱、胡適熱等都應該在這個歷史語境來理解。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對民國自由知識份子的研究和寫作成為知識界和出版界的一個持久熱點，受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的影響和鼓勵，對民國自由派知識份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研究成為諸多學者、尤其是學院體制外學者樂此不疲的興奮點。謝泳就曾經在接受《南方週末》的採訪時，針對記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評者認為謝泳與研究物件之間缺乏必要的距離，太過於正面肯定胡適等人，而喪失了批評的力度時說：「他們都倒楣，太倒楣了！歷史愧對他們！」⁵而其朋友丁東更是直言不諱地說，謝泳並沒有拔高現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而是為其正名，從其一再被貶斥和侮辱的歷史裡拯救出來。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見民國知識份子裡的左翼陣營遭到有意或無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這樣自然就損害了民國知識份子在整體上的完整性，導致「左膀萎縮」而「右臂發達」的不對稱狀況。這從謝泳、傅國湧、邵建等人的自由主義式的價值追求來說自然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現象，民國知識份子史熱應該更多元，更豐富。退一萬步而言，在我們重建今日中國的精神世界的時候，從民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尋求知識資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關緊要，但是左翼知識份子的話語方式、思想習性與行為模式，從其民國時期與共產黨政治文化的曖昧，尤其是建國後直接與政黨文化的聯姻，其實對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也創深痛巨，不對這一翼來一個刮骨療毒式的精神反省和歷史反思，也會制約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價值在當代社會的生根發芽，更何況左翼文人話語和思想並不都是糟粕，其對平等與公正的追求在今天的中國仍舊有其意義和價值。因此，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熱流應該左右開弓、雙管齊下，這樣才能從正面和負面為今日的思想和文化建設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