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熱潮雖然是出版界和知識界的一股「勁流」，但是這些作品大都依據知識份子所留下的日記、書信、言論、報刊雜誌、相關檔案、公文來展開的，這些研究者對於民國知識份子史的歷史脈絡大都有「具體而微」的瞭解，對於相關史料也比較嫺熟。對於知識份子的興趣是引動他們進行閱讀、分析和寫作的基本驅動力。但是，我們仍舊得注意，知識份子史是無法脫離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的，如果對於近代中國歷史之變動以及發展之方向，包括各階段之差異，缺乏一種宏觀的理解與審讀，僅僅就知識份子而探討知識份子史，則會限制知識份子史的胸襟與氣度，最後就似乎變成知識份子在「自說自話」了，這就導致知識份子史的作品顯得瑣碎與斷裂，缺乏一種史華慈所言的在處境、意識與行動的三維架構裡來理解歷史的張力⁶。從這個角度而言，知識份子史研究需要與近現代中國史的研究者進行更密切的合作與交流，尤其是學院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史研究者，更需要與學院體制內的近現代史研究者進行互動。而這些目前顯然做得不夠。

再次，儘管民國知識份子史成為一個熱點，寫作者也賴此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但我們可以看見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研究者雖是一個多元的群體，但卻並非一個能夠形成共識且能有效交流的群體。這裡，最突出的是學院體制外的知識份子史研究者跟學院體制內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動，甚至出現前者認為後者是在無意義地炮製「學術八股」和「學術黑話」，而後者也常常會覺得前者的作品雖然「叫座」，但卻不會去「叫好」，因為那些僅僅是歷史隨筆，而非嚴謹的有開拓性和典範性的學術研究，甚且認為前者往往是為了達到文章「可讀」而「以詞害意」或「過度修飾」，他們會認為前者是「短平快」，產量驚人而質量良莠不齊，甚至進行重複性的寫作，他們推崇的是慢工出細活，其實，出現這種情況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讀者市場、面向出版界尋求經濟獨立，所以得考慮編輯、受眾和出版商的需求與喜好，而後者生活在學院體制內，基本上有一個生活保障，應對的是學術共同體的標準，以及學術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攏「學術行規」來進行寫作。傅國湧在接受採訪時，就指出他們是「精神共同體」。⁷張耀傑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更是直接地批評了一些學院派的知識份子研究：「比如，現在研究魯迅的學者，錢理群、陳平原這些中文系教授，其實完全是以自己的情緒去研究別人的情緒，這是不好的。我們需要的是用一種普世的精神，用理性的現代文明去照亮我們的文學。」他推崇謝泳、邵建等同道的研究：「邵建幾乎所有的長短文章都堪稱經典，而且他所研究的大部分的人物和事件，都與我有不謀而合之處。在胡適研究和魯迅研究領域裡，我與邵建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⁸由此可見，學院體制內外的知識份子史研究者之間存在著若有若無的「鴻溝」，所幸的這道鴻溝並非堅不可摧，謝泳以學院體制外的研究者進入了廈門大學的中文系任教，就說明了體制內外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消除隔膜和冷漠，形成良性的思想和實踐上的互動關係，以更好地推進對民國知識份子的研究廣度、力度與深度。

最後，正如一句俗話所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比巨人看得更遠。可是，要想站在巨人肩膀上可並非易事，就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研究而言，今日的我們誠然可以依賴史料、推理乃至必要的想像，來重建當時知識份子的歷史世界與心靈世界。可是，那個時候的很多知識份子既有傳統國學的修養，部分從小就接受經典教育，也有在西方或者日本接受現代教育的經歷，其中的一些頂尖者如胡適、魯迅、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確實是學貫中西，他們又處在一個最變動和複雜的年代，其思想、言論、行動與選擇往往包羅萬象，錯綜複雜。而我們這一代的研究者，大部分國學根基不深，甚至僅知皮毛，更缺乏耳濡目染的傳統儒家生活，對於西方的知識、思想與信仰雖然從1980年代來一直在「惡補」，可也常常出現囫圇吞棗、食洋不化之現象，更別說對西方的整體脈絡的理解了。所以識者如劉小楓、甘陽才提出「重新閱讀西方」的號召⁹。只有在我們也對於國學與西學有了必要的瞭解之後，我們才可能真正地站在與民國最優秀的那批知識份子同等的精神層次上進行對話，也只有這樣的對話才是最富有意義的，否則我們就只能不斷地在哀歎那個知識份子的「黃金時代」的灰飛煙滅，而徒然生發「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思古幽情。我們不能僅僅是哀悼，也不能僅僅是皮相地從民國知識份子那裡搬弄出一些口號與姿態，我們需要的是理解之後的批評性對話，是繼往開來的思想和文化的萬象更新。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學院體制內還是其外的研究者，事實上都需要持久地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深化自己的思想根底，而不能被市場的神話所蠱惑而沾沾自喜，乃至固步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