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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5 10:47:59瀏覽384|回應0|推薦1 | |
與書籍出版的繁榮相對應的就是發表關於民國知識份子的文章的刊物的興盛。可以說,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書寫與出版,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鏈條。學院體制內的學者往往可以「雙管齊下」,既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這種史學專業雜誌發表學術體的研究知識份子的論文,也可在《讀書》等非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具有研究性的歷史隨筆。而學院體制外的學者、作家往往大都是《讀書》、《隨筆》等同類刊物上發表對民國知識份子的研究。這種思想文化類刊物是承載民國知識份子史的主體力量。《讀書》、《隨筆》等都是從八十年代就享譽知識界的老牌文化刊物,發表關於民國知識份子的文字是它們的一個主要特徵,尤其是前者,更是八十年代到今天讀書人一個共同的精神園地,而民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成為讀書人從這本刊物吸取精神力量與思想養分的重要來源。值得注意的是從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一些新出現的思想文化或文化休閒類刊物也是發表民國知識份子研究的陣地,比如曾經由周實主編、一度崛起的《書屋》雜誌,發表了傅國湧、范泓等學院體制外學者的大量文字,尤其是對於民國時代的報人知識份子給與了充分的關注,按照傅國湧的說法,是追尋失去的傳統,並重現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捍衛並擴展言論自由的歷史現場。《萬象》系由《讀書》老主編沈昌文所策劃,也刊發了一系列的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追憶或研究性文章,雖然被指責過於小資情調或者風花雪月,但不可否認其追溯、重建的知識份子的貴族精神對於改變今日中國的痞子精神有著極大之意義;一些以書代刊的出版物,比如《良友》和《溫故》等,裝幀精美,設計獨特,文字細膩,時有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口述史,往往以敍述題材為主,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而且它們往往可以突破《讀書》和《隨筆》等正式雜誌的篇幅限制,發表長篇歷史隨筆,成為出版界的一枝奇葩;其他像《歷史學家茶座》、《國家歷史》等刊物以不吝篇幅刊發對民國知識份子的書寫文字,前者是歷史學家的同仁雜誌,所發表的文章往往是專業的歷史研究學家治學之餘的「吉光片羽」,涉及到民國學人的點滴故事,常常耐人尋味,後者則是新銳歷史性休閒刊物,側重對民國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歷史的書寫。除了這些專業雜誌和非專業雜誌是出版民國知識份子研究的園地外,還有一類兼具學術研究和「非學報論文類寫作」的思想文化雜誌,也發表了一系列的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研究文章,例如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廣州的《開放時代》,我們可以看見這兩個刊物似乎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公共性和前沿性,幾乎所有在民國知識份子研究領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曾在這兩個刊物上發表過文字。 除了這些雜誌以外,一些報刊也是發表民國知識份子研究的空間。比如《中華讀書報》、《南方週末》的「往事」版,《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文彙圖書週報》、《湘聲報》的「文化滄桑」版。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多數都勝過上述雜誌,所以往往能夠為研究民國知識份子歷史的學者、作家開拓更多的讀者市場。事實上,我們也可以看見這些報刊與前述雜誌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現在的一個總體趨勢就是,學者、作家先是在這些報刊或專業雜誌上發表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一系列文字,然後出版社將這些廣受歡迎的文章結集出版,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 在民國知識份子史的熱潮裡,有一股支流也值得給以特別的注意,這就是經歷過民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不管是自己撰寫,或者口述,因為是親歷歷史者的私人回憶,富有強韌的歷史現場感和生動鮮活的細節,並且由於這些老人又都經歷過反右、文革等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所以這些對於民國的追憶在眾多的民國知識份子史中顯得尤其珍貴。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過民國的戰亂,體驗過民國的學術繁榮、享受過民國時期的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學者自然會逐漸凋零,因此,如何搶在這些閱歷豐富的老人謝世之前,做一批口述史來保存史料,實在是值得重視和付諸實踐的「搶救歷史」的行動。這其中引起廣泛注意的是西南聯大畢業的、後任教於清華大學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這本薄薄的口述史與同樣畢業於西南聯大的許淵沖先生的自傳《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為讀者瞭解西南聯大的知識份子的讀書、學術與政治生活提供了直接的原生態的史料,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氣節、關懷、獨立人格以及大學內的相對自由的學術言論空氣都躍然紙上。另外,就是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其中涉及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清華大學的校園生活、學術氛圍、知識群體,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清華在那個時代人文之薈萃,印證了錢穆先生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的一個論斷,即1930年代的北平學術界已經巍然大觀,形成了嚴格且高標準的學術共同體,假以時日,絕對可以引導中國學術走上世界前沿。3可惜,抗戰爆發折損其元氣,西南聯大時期仍存有底氣,而建國後則清華被改成工程師的搖籃,斯文掃地,文氣蕩然。 縱觀這些對於民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書寫,可以管窺到一些共同特徵。從研究者來看,對於民國知識份子史進行研究的大都是學院體制內的自由知識份子,或者學院體制外的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學者和作家,這個研究群體多數是少年時代經歷過文革,在恢復高考上接受教育,並且大都在1980年代參與過新啟蒙運動,在對於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熱中重新確立自由和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現代理念,其知識結構、家庭出身、生活經歷與話語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若仔細考究,卻存在一種認同、發掘與擴展啟蒙價值的「態度的同一性」,對於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與人權有著大體一致的認可,他們都自覺地與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抱持著或者拒絕或者疏離或者反抗的姿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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