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照歷史的兩種進路與史學教育的思考分歧

　　陳寅恪在「晉至唐文化史」課程的開講辭中曾明確提出了對當時研究文化史新舊二派的批評：舊派「失之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瞭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而新派「失之誣」，「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222頁）。從其對新舊二派的批評來看，他更反感新派。必須說明，陳寅恪素非守舊之人，30年代初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即強調：「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並認為這是「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84－285頁）。但是，對於某些「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的史觀派，陳寅恪則極力反對。 

　　我們注意到，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也提出所謂「近世史學」的三派——「傳統派」(亦稱「記誦派」)、「革新派」(亦稱「宣傳派」)和「科學派」（亦稱「考訂派」，實指以傅斯年和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派」）。他認為「傳統派」和「科學派」的問題在於「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這與陳寅恪所批評的舊派正相同。而他所說的「革新派」，則「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這實即陳寅恪所說的「新派」，亦即以胡適為代表的「整理國故」運動抑或魯濱遜新史學派。三派之中，錢穆雖均予以批評、指斥其弊端所在，但相對而言更欣賞「革新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國史大綱》，3－4頁）所以有論者就此指出，錢穆此後對於「新史學」的理想即「以記誦、考訂派之功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陳勇：《錢穆傳》，184－187頁，人民出版社2001）。但這種調和漢宋的努力只能說是錢穆的一種修辭。在其治史歷程中，錢穆雖也強調「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國史大綱》，11頁），但實際卻更偏向社會科學化史觀的樹立——近乎陳寅恪所批評的「新派」，側重運用一些引進的社會科學方法來治史，強調通史教育與史學教育的普及化問題。 

　　錢穆認為，治史當「先務大體」，「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這一強調「從其歷史演變上著眼，而尋究其淵源宗旨所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52頁）、對歷史作全程貫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並不為錯，但是看歷史若僅有縱向考察而無橫切面的細究則顯有不足。 

　　就觀照歷史的進路而言，陳寅恪曾批評過「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而「齗齗致辯於其橫切方面」、「缺乏史學之通識」的研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80頁），也多次在授課中提醒通史意識的重要性，但若聯繫他在1932年秋「晉至唐文化史」課程開講中所指出的，則陳寅恪在如何觀照歷史的問題上似乎更關注「橫切面」： 

　　本課程講論晉至唐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關係。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物質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在講論中，絕不輕易講因果關係，而更著重條件。（《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80） 

　　講因果關係，是講「為什麼」的問題；而講「條件」，則關注的是「有什麼、是什麼」的問題。後者實側重對歷史作橫切面的考察，由這一斷面切入歷史本身的廣度、多樣性和豐富的可能性，在一個多元立體的歷史空間中重建信史脈絡；而前者則注重貫通古今式的照察，關注問題某種確定的狀態或某種固定的本質。 

　　由於觀照歷史進路的不同，也導致錢穆與陳寅恪談及史學教育問題時注重博通與側意專深的差異——儘管錢穆不乏專深研究，而陳寅恪專深的背後也始終有博通在。不過，後者顯然更強調大學研究的精深特質，而前者則更注重歷史知識的普及化問題。 

　　1935年9月，陳寅恪在「晉至唐史」一課的開講中指出，「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以其《晉南北朝史備課筆記》為例，筆記共列12個專題，既有史料考辨專題，也有史實問題的專門考辨，涉及晉至南北朝之政治、民族關係、文化制度、民眾生活等多方面，但又均以專題研討的形式出現。（《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三聯書店2002）可見陳寅恪所開設的通史類課程，完全是按照一種培養專業研究人員的思路來展開的。而其「唐史專題研究」課，更採用的是今天各大學研究生教育已較為普遍的Seminar（音譯為習明納，意譯為討論課）的形式——「此課在開課之初，先講述材料之種類，問題之性質，及研究方法等數小時，其後再由學生就其興趣能力之所在，選定題目分別指導，令其自動研究。學期或學年終了時，繳呈論文一篇，即作為此課成績，不另行考試。」（《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50頁） 

　　另外，在談到「從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識」類的必讀書時，陳寅恪認為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最好，但又指出，「其書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評」。記錄這番話的蔣天樞先生在此處有一按語：先生意謂此書已過時（《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94頁）。

　　與陳寅恪相對照，錢穆晚年回憶30年代教授通史一課編寫講義時則寫道：「必求一本全部史實，彼此相關，上下相顧，……制度經濟，文治武功，莫不擇取歷代之精要，闡其演變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羅並包，成一大體」（《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172頁）。這種追求「通」和「全」的概要式教學，在當時也屬較為普遍。如雷海宗在1936年10月發表的《對於大學歷史課程的一點意見》一文中就強調：「歷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叫他們明瞭歷史是怎麼一回事，叫他們將來到中學教書時能教得出來，叫他們將來要入研究院或獨自作高深的研究時，能預先對史學園地的路線大略清楚，不致只認識一兩條偏僻的小徑。」（轉引自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83－84頁） 

　　對於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錢穆表現出與陳寅恪極為相反的態度。他於1913年任教無錫四小時即讀到夏書，「讀之甚勤」，自感「得益甚大」。及至30年代任教北京時，「每常舉夏氏書為言」。抗戰時，受重慶國立編譯館之托審訂是書以圖重印，後因錢校正繁多而未果，以致錢穆後悔不迭——「素重此書」卻因自己之故而導致此書不能廣為流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89－90頁）。 

　　兩相對照，陳寅恪的課程明顯偏向專深研討，抑或可稱研究型；錢穆的教學更重視普及教育而要稱教學型了。當然，有關大學教育到底是該側重「寬口徑」還是講求「高深學問」至今仍有爭論，所以本文也並不認為二者學識高下有別，而只是想指出他們對此問題的不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