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歷史與錢穆的治史求通

　　今人論錢穆雖多講其破漢宋門戶的基本學術理念，然而錢穆治史在兼采漢宋的基礎上始終更強調「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2頁，商務印書館1997）。按理，他應該能接受陳寅恪式的學術思路才對。那麼，他何以又批評陳寅恪的文章「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呢？我想，這一方面可能與傳統史學的「才、學、識」之爭有關，另一方面更有當時史學界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學術分歧的影響。 

　　自唐代史家劉知幾提出治史「才」（撰述技巧）、「學」（知識累積）、「識」（判斷與斷案）兼得之重要與困難這一悖論以後，尤強調「史才」之難（《史通》卷九「核才第三十一」），歷代史家也對此常有感慨。錢穆在給余英時的信中反復交代的就是史學文章的寫作問題，甚至到上世紀70年代出版《中國史學名著》後與嚴耕望通信時也依舊關注學術文章的寫作問題（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治史三書》，295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今天我們讀錢穆的文章，尤其是將之與陳寅恪的文章對讀，一個非常直觀的印象就是，錢穆的文章流暢顯豁，陳寅恪的文章則哽咽多轉折。說白一點，錢文好轉述史料，而陳文多直接引證。轉述相對直接引證而言，寫成的文章自然「簡淨」（此系錢穆致陳寅恪函所作的自我評價，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228頁，三聯書店1998）得多。陳寅恪的著作不僅多直接引證史料，同時還伴有對史料的考辨察查，所以這樣也就自然使得其文章不僅不夠「簡淨」反而更顯「專深」了。這應該是其招致錢穆批評的一個原因。但是，潛藏在這番文章寫作技巧之辨的背後，更有二人當時對所謂「史觀」問題的不同思考。 

　　錢穆雖以《先秦諸子繫年》這樣的考據之作登上中國現代學術的舞臺，但他很快即對上世紀30年代以傅斯年和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代表的主流史學界——即專注於史料整理和考訂的「科學派」（亦稱「考訂派」）作風深為不滿，而且這種不滿牽帶他因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未能入選而產生的心理隔閡一直保持到老（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在寫於30年代上半葉、出版於1939年的《國史大綱．引論》中，錢穆不僅批評了「考訂派」「史學即史料學」的主張，同時也明確強調歷史資料與歷史知識的不同： 

　　「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 1－4頁，商務印書館1991） 

　　他並不否認史料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要從史料中覓取史識，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別。就此而論，他與陳寅恪的主張相近，而不同於「考訂派」——儘管錢穆對後者治史方法或有誤解。然而錢穆又提出，「時代既變，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經一番解釋，即不得成為吾人之知識」（錢穆：《關於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的討論．敬答海雲先生》，轉引自陳勇《錢穆傳》，174頁，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錢穆並不像陳寅恪那樣借由考訂、整理史料來尋史識，而是認為當下史學的要務即在於重新解釋、「翻新」歷史，以講明適合當下需要的歷史知識：「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13、15頁，三聯書店2001） 

　　如何解釋、「翻新」歷史以提供新的歷史知識？錢穆想說的是，要研究並撰寫「簡單而扼要」的「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而這種「新通史」又需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是「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錢穆：《國史大綱》，8頁）。顯然，在錢穆所說的兩點中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即關注文化之「演進」與舊史之「統貫」，按照今人的話來說，即尋求一種對於已有歷史的縱貫的宏觀照察，系觀衢路而非照隅隙。 

　　在錢穆強調不斷重新解釋歷史的背後，我們隱然可見克羅齊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影子。這固然確證了史家的當下關懷和史學研究中排除先見的困難，但就當日之史學而言，這種解釋、「翻新」歷史的著史方法，顯然很難做到陳寅恪所說的對眾多史料作「有統系與不涉附會之整理」，而這一點又理該成為今日全國大學講授通史抑或一代專史的前提（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361頁）。對此，錢穆於1936年9月撰寫《略論治史方法》一文，明確表述了與陳寅恪不同的看法： 

　　治史而言系統，固非易事。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別無系統可求，則尤屬非是。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統，未免過早。今日急務，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與舊材料之考訂，至於理論系統，暫可置為緩圖。此說亦可商。歷史範圍過廣，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賬，將見其搜之不勝搜，將終無系統可言。……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先注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以偏見概全史。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然後其所見之系統，乃為較近實際。其所持之見解，乃得較符真實。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亦有規轍，不致如遊魂之無歸。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於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簏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中國歷史研究法》「附錄」，152－153頁） 

　　很顯然，錢穆所說的「亦可商」針對的正是類似陳寅恪上述一文提出的治史思路。後者更強調由考訂史料進而尋繹史識、把捉歷史的整體走向；而錢穆則傾向於「先務大體」——「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對史料作有統系的整理。畢竟「歷史範圍過廣」，史料也確是「搜之不勝搜」的，錢穆這話也是有道理的。但實際上，任何史家在駕馭史料之先未嘗沒有某種前在的史觀，歷史研究最終追求的還是一種「有統系」的知識。就此而言，錢穆與陳寅恪應該是一致的。只不過，陳寅恪始終對「先務大體」的整理方法是否能做到「不涉附會」保持警惕，故終其一生很少涉足於此。錢穆則不然，他一生以通人之學自期。1941年4月28日，他在成都江蘇省同鄉會講演「我所提倡的一種讀書方法」時就講到：「現在人太注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讀書方法，要讀全書，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治史三書》，266頁）。這種「通人之學」的理想，顯然也成就了今天錢穆作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通四部之學」的「通儒」形象。但是，錢穆過於看重這種「通」，或者說急於要打破當時佔據史學主流的「考訂派」之「不通」，又使得他不自覺地誇大了史觀的重要性，從而陷入陳寅恪曾批評的「新派」史學研究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