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說，《終結》一書對中國中唐的文學和文化確實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看法，例如，作者認為：中唐的主要文人就宇宙、社會、文化等提出問題的頻繁度和急切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例如韓愈乃是一個非常不安於傳統的思想家，一個不得其平而鳴的人物；以往通過重複建立權威的文化，到中唐時期，由通過發問建立權威的文化代替了；從中唐的傳奇小說（如《任氏傳》）中可以看到人們開始有了一種智識和人性上的騷動不安，他們開始不滿足於舊有的答案，這說明他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文化世界（當然只是一個開始，還不徹底和全面——筆者）；盛唐之所以會在後世贏得如此高的聲譽，某種程度上與中唐的推波助瀾分不開，中唐是以盛唐為基準和思想背景的；中唐詩遠比盛唐詩紛繁複雜，雖少了一份詩味，然其廣度和超越其前詩歌局限的態勢，卻要強得多；中唐的詩歌呈現了對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評，使風景具有了建築性，詩可以被視為構築出來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自然的表達，且詩中再現的是藝術的情境，而不是經驗世界的情景；中唐的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更接近於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盛唐詩人，他們以特立獨行的詮釋自恃，而不是對於傳統知識的重述；中唐詩打破了文體的統轄與局限，使中唐詩的歷史不再僅僅屬於詩歌；中唐時期的文學和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使之更多地與其後的宋代文化的風格相類，而不同於之前的盛唐文化，這是個值得注重的現象，說明中國的傳統文化走到中唐時，開始有了一個新的轉折，這種轉折告訴我們，它並不以舊朝代的結束新朝代的開始作為標記。宇文先生談到的這個中唐文化和文學的轉折標誌問題，其實中國的文學史研究者也已注意到了，過去一般的中國文學史（指古代）分段，往往是：其一，分為四段——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其二，分為三段——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然近來也有持三段論的學者在唐宋之間不按朝代切斷，而是劃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初盛唐、中晚唐宋元明清，這說明已有學者注意到了中唐時期在文化和文學史上的變化，以及它所帶來的文化與文學風格和特徵的變化，認為中唐的文學和文化更趨同於宋代及其後的文化與文學，而與之前的盛唐時期區別較大。

　　總之，筆者以為，對於論述中唐文化與文學來說，宇文先生這部《中國「中世紀」的終結》有其獨到的見解和創新之處，雖然收錄在集子中的只有7篇論文，且它們之間本身並無特別有意的內在邏輯結構上的密切聯繫，也並不形成有預定構思的一部成體系的專著，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它不是一部中唐詩史——雖然論文本身具有文學史性質，但它們不能構成一部文學史，而更多的乃是與文化史和社會史的領域相關。但是，遺憾的是，作為一部論文集，在書名題目的酌定上，作者似過分追求引發讀者（包括西方和中國）閱讀興趣的效應，而忽略了書名涵蓋的內容與書內實際內容之間的距離，這就難免讓讀者感到有些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