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著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

　　最近，我受邀參加一個小型論壇，討論什麼是「中國境域」，主辦方給我發的電子郵件中，用「國境在那裡，中國在這裡」這樣兩句很有意思的話，來暗示這個論壇討論的主題是「國境」和「中國」，我很快理解為，這暗示了「國境（政治領土的範圍）」和「中國（文化認同的空間）」的差異，這讓我很感興趣，因為我曾經撰文討論過這個話題。所以，當我看到郵件的時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詩「國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說的「非亡國，乃亡天下」，覺得「山河」、「國」和「天下」，似乎在傳統中國的觀念世界裡，有些不一樣。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中國和周邊世界關於國界、疆域、歷史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間，也涉及到了「國境」、「國家」和「中國」，也就是歷史疆域、政治版圖和文化空間的種種問題。於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1、國境的話題：不止是釣魚島、南沙群島、麥克馬洪線

關於國境和國家，是一個絕大的話題，它涉及到的絕不僅僅是現在存在領土爭端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國和日本之間有爭議的釣魚島，中國和越南、印尼之間有爭議的南沙群島，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等等。

　　不妨從近年來的韓國歷史教科書說起。這些年來，歷史教科書常常成為關注的話題，是因為培養和鑄造年輕國民的歷史觀念和文化認同的歷史教材，由於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歷史疆域和民族空間等等問題，在各種教材中最容易引起認同、激動和衝突。而韓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出現了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說法，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領域中，韓國國內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說明在知識世界中，韓國歷史認知和中國歷史認知之間的衝突。比如，朝鮮比中國歷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傳說，高句麗在唐宋時代的版圖的誇張說法等等。其實，人們早已經注意到，自從東北工程和高句麗申遺以來的種種爭論。這表明國境、國家的問題，在看上去疆域已經劃定的現代，仍然有很多歷史陰影在糾纏，這使得現代存在於歷史中，歷史存在於現代中。

　　比韓國要早得多，日本對於「中國」疆域合法性的質疑從明治年間就開始了，那個時代，追隨西方民族與國家觀念，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潮流和「亞洲主義」意識的崛起，日本一部分東洋學研究者，一方面是對於中國「四裔」如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有格外的關注，而不再把中國各王朝看成是籠罩邊疆和異族的同一體，一方面是把這一原本只是學術研究的取向，逐漸變成一種瓦解中國現代國家合法性的觀念，這在二戰前後的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論》，開頭就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在廣島大學的《大東亞史の構想》系列報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敍述理論，此年以為題出版。恐怕，這種想法至今還有很多痕跡依然留存。

　　關於國家疆域的現實問題，不僅會以「歷史」的形式反復出現，而且會在「當下」的不同時段反復浮現。這些問題不僅在東北亞出現，而且弄不好還會出現在四面八方，比如東突問題、西藏問題、蒙古問題，當然還有臺灣的問題，顯然，原本在現實政治意義上具有合法性的「國境」，在面臨種種質疑，而在歷史上和文化上本來天經地義的「中國」也在面臨種種挑戰。正如過去我在題為《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論文中說的，這挑戰還不僅僅來自現實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甚至還來自種種歷史的理論和方法的，比如來自東亞史或區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圓理論、後現代歷史學等等。這個問題需要鄭重討論。

2、國境、國家、近代民族國家——中國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討論這個話題，先得從所謂「民族國家」究竟何時形成說起。因為，所謂合法政治領土的「國境」概念，據說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關，而傳統帝國是無所謂疆域的合法性的，而一般理論界的說法，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從歐洲近代開始的。在目前所看到的關於「民族國家」的種種論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歐洲為背景的。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開頭羅列的「可以作為學子初入門的參考」的書單，除了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之外，基本上都是討論歐洲歷史的。可是，這種關於民族國家的討論是否能夠適用於東方世界尤其是中國呢？

　　我一直覺得，中國歷史不必按照歐洲歷史來截長續短。中國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大概從宋代就開始形成，這恐怕比歐洲時間還早。當年，Morris Rossabi編了一部討論宋代中國國際關係的論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從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棋逢對手」（也有人譯為「勢均力敵國家中的中國」），正如它的副題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顯示的那樣，10世紀到14世紀，中國和鄰居的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到了宋代，中國不像以前的唐帝國那樣籠罩天下，北方的遼和西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逐漸使它成為「諸國」中的「一國」。儘管宋太祖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但是在宋真宗以後的宋、遼間外交文書，已經常用「南北朝」、「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的說法，所以，陶晉生指出宋人有「多元國際系統」，「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認為傳統中國與外夷之間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力的界限』的看法」。

　　這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國境」，也有了國與國對等外交的意識，在宋史中我們看到，「勘界」即邊界的劃分，「互市」即邊界開設的等價貿易，「聘禮」即對等國家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對等國家」的存在，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這一民族和國家邊界意識的形成，直接後果是使得中國主要是漢族士人不得不嚴肅地面對「他國」與「異國」，嚴肅面對的結果是三個：第一個結果是，他們開始對「出入（國）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邊界之外，他們還要限制「外國人」的居住區域，要限制「中國人」的外出範圍，涉及技術性的書籍和通曉這類知識的士人，不能出境到異族區域，以免知識和技術的外傳，這說明知識、人員和國土，已經與現代民族國家一樣，有了嚴格的邊界。第二個結果是，國家的完整性和正當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國是」，如果說唐代人還可以對「敵國」表示好感，對那些對外戰爭表示反感，那麼到了宋代，「愛國」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學領域中都有了絕對的正當性。第三個結果是，對於外來的宗教、習俗和其他文明，漢族士人有了一種基於民族立場的警惕，他們不再像唐人那樣歡天喜地地擁抱這些新鮮東西，而是懷著戒懼的心情，對外來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採取了相當嚴厲的態度（如佛教、火葬、胡服）。這與宋代始終處在異族威脅下有關，對於異文明的抵制普遍地表現在對固有文明的闡揚，北宋歷史學上的「正統論」、儒學中的「攘夷論」、理學中特別凸顯的「道統」說，都在從各種角度重新建構著漢族文明的邊界，拒斥著異文明的入侵和滲透。

　　因此我們說，從文化的意義上說，近代民族國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在中國反而比歐洲早，所以，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說，宋代是中國的「近世」。通常人們常常覺得，歐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國家」要比中國更早形成。也許，歐洲的民族國家確實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國的民族國家，在很多方面和歐洲不同，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要素，在中國也找不到，但是，為什麼歐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國就是「特殊」的呢？也許，中國這種民族國家形成史，也是同樣合理而自然的一個生成過程。中國這個「國家」，其實早已形成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