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5年，蘇慧廉去世。1938年，牛津大學聘請學貫中西的我國史學家陳寅恪出任第四位漢學講座教授，但陳寅恪遲至1946年才來牛津到職。該教授席位實際上空缺了十二年。

1939年，在漢學講座教授空懸的情況下，由時任中國哲學和宗教講師的修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主持，進行了牛津大學漢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創立了漢學科（Chinese Honour School），確定本科四年制的課程內容和考試方法，設置正式學位。從此，牛津大學漢學講座的重心從經院式研究轉到開放式教育上來。不過，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初期百業待興的環境影響，這一改革的效果一時未能體現出來。到1949年，十年中僅有五人學成畢業。可以說，這是牛津大學漢學科慘澹經營的時期。

陳寅恪到牛津大學時，已經雙目失明，治療無效後，於1947年辭歸。牛津大學乃另聘德和美（Homer Dubs）為講座教授。

德和美在1947—1959年間主持牛津大學漢學科。他早年在中國傳教，譯有《前漢書．本紀》英文本3卷。他和前任們一樣，注重中國語言、文學和哲學，積極推動中國古代文獻的譯介。

繼德和美之後，霍克斯（David Hawkes）於1960—1971年擔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他以專研楚辭、杜詩著名，所譯《楚辭．南方之歌》和《杜詩初階》，為世所重。他還是英文本《石頭記》3卷即《紅樓夢》前八十回的譯者。任職期間，他主編牛津東亞文學叢書，出版英文本的《劉志遠諸宮調》、《李賀詩集》、《中國漢魏晉南北朝詩集》、《戰國策》、《陶潛詩集》等多種。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新中國的建立，西方研究中國學術的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研究的目標從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研究方法也從文獻考釋發展為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互相滲透，即「科際整合」。美國研究基金雄厚，課題規模宏大，吸引許多歐洲、日本等地學者參與，不斷提出各種新的解釋模式，建構新型的西方「中國學」，主導西方中國學術研究達數百年之久的歐洲漢學因此衰落。

牛津大學漢學科面對這種衝擊，一面堅守傳統的陣地，一面漸進地作了一些調整。

1961年，牛津大學成立東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以該所為陣地，集合各學院的東方學研究學者，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東方研究所位於亞士慕博物館背後的蒲賽巷內，漢學科在該所內擁有辦公室、教室和語音室。開始由教師私人藏書建立起來的東方研究所圖書館，擁有為漢學科課程所需要的中文圖書一萬五千多冊。此外，還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資料。漢學科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在中國語言和文學方面打好一般基礎，以便繼續深造，成為其他學科中未來的中國問題專家。同時，培養中國文學、歷史等方面的碩士、博士。教師隊伍也相對穩定，在講座教授之外，設置固定的中國文學、歷史、宗教等方面的講師職位，從國內外聘任著名學者擔任，包括華裔學者吳世昌、齊思貽。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借鑒美國中國學的長處。

1972—1988年，龍彼得（Plet van der Loon）擔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中國戲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見的版本和孤本。他曾被「歐洲科學基金會」任命為道藏研究計畫指導委員會主席，1984年出版《宋代叢書中的道教書籍：評論和索引》（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o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他對中國古代戲曲史，特別是南戲，有深厚的造詣，尤對明清以來閩南和臺灣劇本、散曲涉獵廣博，經年埋首專研，寫下數十冊的筆記。1988年退休後，擔任牛津大學名譽教授，仍樂此不疲。1992年輯刊《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在臺灣出版，附所著《古代閩南戲曲與弦管之研究》（The classical theatre and art Song of South Fukien: A study of three Ming anthologies），概論閩南語的文學及梨園戲的歷史，並依據明代所用的滾門分類，對明萬曆間刊本《新刻增補戲隊錦曲大全滿天春》（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和《精選時尚新錦曲摘隊》、《新刊弦管時尚摘要集》（兩書均為德國薩克森州立圖書館藏）所收的散曲進行分析，還就所涉二十六種劇目的情節和出處，做精細的考證和探討。

從本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學的漢學科漸有起色。培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多在國內外從事大學教育、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工作，有的則利用他們的中文優勢，供職於英國議會、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務、新聞傳播等部門。

這一時期，牛津大學的漢學科是作為東方學的一個分支存在和發展的。它的弱點是，和本校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中的中國研究，缺乏溝通和協作（牛津大學的學院中有一些不懂漢語的中國問題專家）。而教師的研究興趣仍偏重於中國語言文學和歷史，對中國政治、經濟有所忽視。但是，在既有的學科領域內，還是因應世界學術潮流，不斷進步和發展的。如在本科教學中，強調傳授傳統和現代中國的知識，加大了現代中國知識的內容；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美國中國學的長處。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注意和社會史相結合；中國史研究，向近現代移行，並伸展到社會經濟史領域。吸收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擔任講師，也帶來了不同的學術風格。師資隊伍素質較高，在各自領域都是西方中國學界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