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嚴羽研究可以追溯到鈴木虎雄所著《支那詩論史》，據古川末喜所編《日本有關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文獻目錄》（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國文藝思想史論叢》第二輯）記載，此書於1925年由京都弘文堂書房印行。該書在第三篇之第一章對嚴羽《滄浪詩話》作了簡單的介紹。之後鈴木的學生青木正兒（1887-1964）在其所撰《中國文學思想史》（1943年東京岩波書店出版）和《清代文學評論史》（1950年由岩波書店出版）等著作中，對嚴羽詩論給予明清詩論的影響作了細緻的探討。青木認為清初「詩壇大宗師」王士禎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選編《唐賢三昧集》，據《自序》可知其選詩標準之一為嚴羽的「興趣」說，同時王士禎按照嚴羽興趣說的「原意」，建立了神韻說。嚴羽的詩禪一致說（或者說妙悟說）也是影響他的神韻說的一個因素。對明代詩論來說，「以興趣為主之說，肇始於嚴羽，而在漁洋之前，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之徒已採納此說。……他們將嚴羽的興趣之說轉而利用於格調說。」[4]在二戰結束以後，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復興，「民主化改革」的實施，以對魏晉六朝的文論特別是劉勰《文心雕龍》的研究為中心，日本的一些大學逐漸形成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熱潮。其中對嚴羽《滄浪詩話》的研究也得到長足的發展，逐漸形成氣候，走向彬彬之盛。 以人而論，船津富彥撰有《滄浪詩話源流考》和《中國詩話研究》，前者載《東洋文學研究》1959年第7號，後者於1977年由東京八雲書店出版，乃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國詩話的專著。荒井健的主要成果是譯著《文學論集（滄浪詩話）》，1972年朝日新聞社出版，收入《中國文明選》第13卷。另撰有《（滄浪詩話）與（潛溪詩眼）：宋代詩論劄記》，載1973年出版的《東方學報》（京都）第44號（127-147頁）。鈴木修次撰有《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一書，1979年東京書籍株式會社出版。書中對嚴羽詩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國的文評，特別是詩評喜歡使用『風骨』這個詞。當評介某個作品時，如果那部作品『風骨』神秀，就稱之為好作品，反過來因為那部作品『風骨』低劣，就難以說它是好作品。例如十三世紀上半葉的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這是一本以禪喻詩為特色的批評著作，但書中就有『建安風骨』、『盛唐風骨』的說法。」 [5]筑波大學文藝語言系教授橫山伊勢雄撰有《滄浪詩話研究》，1967年載《國文學漢文學論叢》（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紀要第62號，共34頁）。谷內祖道撰有《嚴滄浪的美論》，載《東洋大學論叢》（一）。國崎望久太郎撰寫的論文《滄浪詩話給近世紀的影響》，1960年載《立命館文學》第180號（155-169頁）。以上諸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位對嚴羽詩論進行了探討。諸家之中，當推荒井健和船津富彥的成就最大。荒井健的譯著《文學論集（滄浪詩話）》，主要由《解題》和《詩辨》、《詩法》、《詩評》三部分及附錄《答出繼叔吳景仙書》組成，《滄浪詩話》原有的《詩體》和《考證》大部分未被譯入書中。《解題》是對嚴羽及其《滄浪詩話》的概括介紹，涉及如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嚴羽的生平與創作。嚴羽一生作為處士而終，作為官僚的經歷全然沒有。但他和社會上的名流交遊甚廣。「嚴羽一生沒有為官，但是他憂國愛民之心常常在他的詩作中表現出來。」[2]（P151）嚴羽自號「滄浪逋客」，是因為他住在滄浪河的源頭，這與德邦的看法有別。二是嚴羽詩論所受影響及對「十六、十七世紀的詩論及詩風」的影響。作者認為，嚴羽詩論受到陸象山的弟子包揚（克堂）的影響。「包揚學說的特徵是對讀書的徹底排斥」，而嚴羽的詩學，確實有著書本排斥主義的方面，但對於「學」則未曾否定。嚴羽與包揚之子包恢是師兄弟關係，他的詩論與包恢《敝帚稿略》中的詩學見解頗多吻合。三是《滄浪詩話》的成書時間。作者認為「大約是1230年」，即南宋理宗紹定三年，而「《滄浪詩話》的名稱，原來可能是《詩辨》」。四是翻譯的問題。日文本《滄浪詩話》是根據南宋魏慶之編《詩人玉屑》本《滄浪詩話》翻譯的，解釋則依據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荒井健的言說，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以翔實的材料和細密的考證作為基礎，因而頗有清代乾嘉學派的遺風。從這篇《解題》，也可以見出日本學者扎實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