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張岱的生命裡本沒有什麼高潮，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有在張岱的生命裡發現什麼高潮，又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能在自己的這次著述行為中產生什麼高潮，總之，《回到龍山》是一部平鋪直敍、沒有高潮的書。

順治六年（1649）秋，清兵步步緊逼，南明的抵抗運動敗相盡露之際，五十三歲的張岱返回紹興，卜居快園，「園在龍山後麓」（《快園記》）。2007年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張岱寫的傳記——《回到龍山：一個晚明人物的記憶》（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出版，所謂「回到龍山」，指的應該就是張岱在1649年的這一次人生轉折。在快園，張岱至少生活了二十四年（《快園記》：「二十四年於此。」）。在這裡，他的生命節奏變得愈來愈緩慢，進入悠長甚至冗長的暮年歲月。目前，對張岱的卒年，學術界尚未有統一意見，八十四歲、八十八歲、九十三歲的可能都有人主張；無論如何，作為遺民的張岱在折磨人的時間之流中，只能以玩味自己的痛苦為樂。他的自嘲——「弟極苦，而住快園」（《快園記》）——凸顯了殘酷現實與風雅文字的矛盾，而我們若將「快」字在「愉快」之外的另一義項「快速」也考慮在內，則快園之名也剛好成為張岱緩慢的生命節奏的反諷。

「這座龍山，張岱在此生活過、學習過、看過燈、賞過雪。」（第228頁）史景遷寫道。張岱小時候常隨祖父張汝霖到龍山遊玩（《快園記》：「余幼時隨大父常至此地。」），「萬曆辛丑年（1601），父叔輩張燈龍山」（《陶庵夢憶．龍山放燈》），五歲的張岱在此看燈，而「天啟六年十二月（1627），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陶庵夢憶．龍山雪》），此時的張岱已屆而立。龍山這個地方，凝縮了張岱的一生。

《回到龍山》不是一部野心之作，沒有史景遷早期作品如《王氏之死》那般靈動奇詭的敍事，史景遷通過史料的剪裁排比，幾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以《陶庵夢憶》為核心的張岱著作，鋪陳出張岱談不上有多麼跌宕的生命諸階段。或許是因為張岱的生命裡本沒有什麼高潮，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有在張岱的生命裡發現什麼高潮，又或許是因為史景遷沒能在自己的這次著述行為中產生什麼高潮，總之，《回到龍山》是一部平鋪直敍、沒有高潮的書。「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陶庵夢憶序》）的幻滅感，被史景遷書中連綿不絕的一件件瑣細事情沖淡了。

張岱向以文筆灑脫著稱，為何他的文字一旦譯成英文，編入傳記的織體裡，就變得這樣平板無趣了呢？史景遷似乎沒有留意到，他所面對的張岱的這種自我書寫的文字特殊性。張岱當初寫下這些文字時，是作為文章來寫的，而不是作為史料要留給後世的編年史家的。史景遷試圖從這些美文中提取出可供傳記使用的事實，打個比方，就好像拿人家畫的一幅山水，裁了來糊牆，利用倒也是利用，只是太煞風景而已。

也許事情還不止於煞風景這一點。張岱的文章本身，實有一種抗力或惰性，拒絕被用來編入其他相異材質的織體。以張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為例，儘管文章一上來就說「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但將其作為1633年的編年事件是可笑的（參《回到龍山》第26-27頁），因為它算不上張岱個體生命中的事件，而只能是文學這一再現方式中的事件。如果張岱的傳記要將湖心亭看雪這一類行為也作為事件加以收集，那傳記就失去了意義，就成了資料長編。

為張岱立傳的危險恰恰在於，與旁人對他的書寫比起來，張岱的自我書寫在數量上占壓倒性的優勢，因此，傳記作者不可能繞過張岱的自我觀察、自我篩選和自我書寫來完成對張岱的觀察、篩選和書寫。儘管可以從《張岱詩文集》、《陶庵夢憶》等文本中找到關於張岱生平事蹟的大量線索，然而，這些線索的集合並不等於傳主生命的全部。實際上，一個人經歷過的瑣細事情極有可能與這個人的精神歷程了無干係，這就像日記裡可靠的雨雪陰晴的記錄可能與我們的內心生活了無干係一樣。

周作人曾提出：「人多有逃現世之傾向，覺得只有夢想或是回憶是最甜美的世界。講烏托邦的是在做著滿願的晝夢，老年人記起少時的生活也覺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這並不一定由於什麼保守，實在是因為這些過去才經得起我們慢慢地撫摩賞玩，就是要加減一兩筆也不要緊。遺民的感歎也即屬於此類……」（《〈陶庵夢憶〉序》）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回憶的美化作用與變形效應。我們透過張岱之眼看到的張岱之生命，與張岱真實之生命絕非同一生命，而當我們受到客觀限制、不能不透過張岱之眼來看他的生命時，我們應時刻提醒自己其實是戴了一副不知道它是有顏色的還是有污點的還是有凸凹的眼鏡。作為歷史學家，史景遷卻沒有對自己倚賴的這些史料進行方法論批判，不能不說是造成這部張岱傳平淡乏味的深層原因。

張岱極富特色的文學語言如何能在被挪用、被轉譯時仍保存其活力，這對史景遷這樣一位語言曉暢優美的文體家來說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讓我們仍以《湖心亭看雪》為例，文章結末：「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舟子的雋語到了史景遷筆下變成這樣：One can’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文意大體無誤，然而可以想見，英語世界的讀者讀到此句時的審美感受當與我們讀到該句的白話文翻譯時的感受相近。「癡」與foolish在兩種語言中的效果差異相當大，而「更有癡似相公者」的不確定指向也與明說「另外有兩個人」截然不同。我們有理由相信，《回到龍山》英文原著的讀者可能因為無法感受到張岱的文字之美而對其在中國辭章史上的地位表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