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平   （國學網2006-7-12發佈）

——《日本中國學文萃》總序

　　讀書或可睹人。推進學術交流，化解誤解誤讀，減少文化摩擦，出書、讀書、品書與人員交流對話，是有力的兩翼。

　　日本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遷徙到列島的人們及其後裔），至少從我國南北朝時代便揭開了研讀中國典籍的歷史，而伴隨中國文化進入日本所產生的一系列文化現象，諸如寫經抄書、創造假名、宮中講經、發明訓讀、朗詠流行、設明經文章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構成了人類文化交流史上壯觀的奇景。日本人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在成就著自身。不論是出於何種目的，從廣義上講，日本人研究中國，幾乎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歲月，但學界真正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中國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

　　長達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國研究史，是與日本文化的開創和發展緊密聯繫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完全拋開中國學術史，便沒有完整的日本學術史可言。但是，從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研究中國的目的方法和態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儘管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文獻學的影響依然存在，但與西方學術同時也與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聯繫，遠比與中國同時學術的聯繫敏感、緊密而又牢固。不論如何，從古至今，日本學界產生了眾多研究中國的大學問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對中國的研究與中國自身的學術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導這門學問的根本課題，是島國日本如何面對大陸中國。它們不僅植根於異質的文化土壤，從屬於日本文化體系，反映或者作用於當時日本的包括民族主義思潮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在日本學界獲取評價，而且根本目標在於發展日本文化。所以儘管它們有時與中國本土學問面臨著同一物件，然而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和價值。

　　日本中國學除了具有其他國家中國學的共性之外，還有一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離不開一個「近」字。例如，由於許多業已散佚的中國文獻通過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域外最重要的中國文獻資料庫之一；又比如日本擁有傳統的閱讀和訓釋中國文學的特殊手段等等，這給中國文獻的傳播和解讀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同時，由於中日兩國學術交流源遠流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學研究的關係特別緊密，也使得它在考據和比較研究這兩方面，有著更多的資源和課題。

　　在日本，對日本古代學術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與對中國的研究一刀兩斷，再加上現代學術謀求溝通的大趨勢，便使得日本中國學者，例如內藤湖南、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響超出了中國學的範圍；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學的著述，例如明治時代的民俗學家、最早的環境保護運動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識巨人」、「時代代言人」之稱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勞者」稱號獲得者中西進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國學的部分，也都有一讀的價值。

　　日本近代以來在某些研究條件或手段上不同於中國本土，日本學人多重實聞親見，不尚空談，長於細讀深究。他們在某些領域，例如中國宗教文化、敦煌文學、中外關係史、藝術史以及中國戲曲小說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給中國學人以啟迪。日本從奈良、平安時代起逐漸形成一些接受中國文學的熱點，如《文選》、《白氏文集》、《唐詩選》、《古文真寶》等，對這些作品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成果，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著互補互鑒的作用。這些都使得中國學者對日本中國學報以熱眼。學人多以「他山之石」、「鄰壁之光」來強調這種關注的借鑒意義。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們對日本中國學研究的價值，絕不止於「借鑒」，也不應該停留在「此優彼劣」的結論上。對日本來說，日本中國學是日本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整體上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某一時期日本人的中國觀、中國形象、中日關係。日本的知識界，往往通過它們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們，以及有些並非專門研究中國的思想者寫的關於中國的著述，對短期或者較長期的社會思潮，有時甚至對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都起過某種作用。言說中國的學術話語與官方話語、媒體話語及民間話語等共同營造著中國形象，而其中學術話語的影響則更為長久深遠。

　　另一方面，對於中國學人來說，通過這些著作來瞭解日本文化、認識日本人、解讀日本人的中國觀，或許也不失為一條途徑。同時，我們對日本社會文化看得越透徹，就可能對日本中國學研究得更為深入。

　　總之，在中日文化雙方不能不互相正視的今天，對待格外重視師承流派、積澱深厚、做派繁複、多變多樣的日本中國學來說，草草一瞥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原始察終，辨源析流，叩同問異，進而學會平等地與其展開卓有成效的學術對話。既是對話，那當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還必須「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們已經有了《日本中國學史》、《日本漢學史》等專門的著述，讓我們看到了日本中國學乃至國際中國學研究的廣闊前景。

　　國際文化交流發展到今天，在人們對吸收外來文化傾注著空前熱情的時代，面對別種文化發出自己的聲音就顯出更大的必要性。這種聲音，不是自說自話，而要有往有復。因而，加強對國際中國學的研究，必然會與我們的「中國學」走向世界相聯繫。在這一方面，日本學界可謂先行一步。為了推進國外的日本學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對外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學中設立了國外日本學研究基地，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對國際日本學研究展開分析。以此反觀我國知識界的一般認識，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著怪腔怪調漢語的外國人在該國學界沒成什麼大氣候，又愛發些對中國隔靴搔癢的議論，就輕看國際中國學研究的意義。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工作的緊迫性。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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