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網2006-1-11發佈）

中新網1月10日電　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8日下午邀請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陳公重在阿罕布拉市進行座談，介紹近年來中國文學作品和海外華人作家的文學創作動向。 

據美國《星島日報》報導，陳公重介紹，他這次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訪問了近三個月。這次訪問的最大感受是在美國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學對漢學研究所發生的變化。他說，哈佛大學是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重鎮，但是學究氣很重的哈佛過去都是側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而忽視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同時研究中國文學和歷史，過去都只用英文來研究。這次他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交流時，發現大家都是用中文交流，而且更多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正成為哈佛學者所關心的對象。 

陳公重說，他在訪問中另一個感受就是海外許多華人作家已經走出了輸出傷痕文學的潮流。他在多倫多看到的華人作家余曦寫的中篇小說《安大略湖畔》，就是海外華人在北美的生活感受，非常感人。他表示將把該小說帶回中國，向2005年度小說評獎委員會作推薦。 

　來源：《中新網》 

「百花運動」中的文藝界

（國學網2006-1-12發佈）

文藝政策開始鬆動

新中國成立前後，文藝界成了整合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後召開的兩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都希望將來自解放區和來自國統區的兩支左翼文藝隊伍團結起來，整合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旗幟下，同時改造「五四」新文學傳統下非左翼的老作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新紅學」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處理文藝和學術問題，造成的後果是20世紀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擱筆不寫;解放區來的作家也縮手縮腳，創造熱情銳減；文藝作品數量少，主題狹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藝批評家更處在動輒得咎的境地，「處處擔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領導人開始關注知識份子問題，但關注的重點是學術界，特別是自然科學界的知識份子，然而，1956年春的氣氛畢竟不同。受過「五四」洗禮的中國文藝界，歷來有成為時代號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規模經濟文化建設高潮的即將到來，再次激發出文藝家們的政治熱情，他們希望成就文學藝術上的一番事業。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識份子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後，知識界逐漸活躍起來，這種漸次活躍的局面同樣發生在文藝界。或者說，文學藝術界的反應更加敏感，行動也更積極。 

文藝界開始活躍

為了推動文藝創作，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召開了擴大的第二次會議。出席會議的理事和代表二百多人，周揚、茅盾、康濯、劉白羽、老舍、陳荒煤等作報告，巴金等34人作大會發言，唐弢等作了書面發言。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發展和繁榮文學問題，通過了《作家協會未來12年的工作綱要》，決定成立作家協會書記處。會議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康生等接見與會者。劉少奇專門約見周揚、劉白羽談文藝，周恩來出席晚會並和作家談話，陳毅到會作指示。《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發消息，並發表了會議報告和大部分會議發言。《文藝報》發表了所有的報告和發言。3月25日，《人民日報》還專門配發社論，號召作家們「努力滿足人民的期望」。 

這次會議從上到下都對文學事業的落後狀態表示了不滿。劉白羽關於文學創作的報告、陳荒煤關於電影劇本創作的報告、康濯關於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創作的報告，都指出了創作嚴重落後於現實。而《人民日報》社論則說得更加明白；「我們文學事業的落後狀態是無可諱言的，我們還很少看到真正激動人心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優美藝術形式的文學創作。」 

相比之下，作為會議的主要文件，周揚的報告就不那麼明朗。他強調的重點是：文學藝術經過「思想戰線上的一系列的鬥爭，特別是批判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取得了重大成績，文藝創作已經出現了「新氣象」，「正在走向旺盛與繁榮」。以此證明「文藝創作不但沒有像胡風所誣衊的那樣『萎縮』、『枯死』下去，而是相反，它們正在茁壯地成長」。周揚雖然也說到「人們經常談論和慨歎文學藝術落後於生活的現象」，但把文學落後於現實歸咎於「右傾保守主義」。在周揚看來，文學領域只要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就可以「大踏步地前進」。 

在會上，只有少數發言觸及到造成文學落後狀態的真正原因。如唐弢的書面發言，尖銳地提出「同庸俗社會學傾向作鬥爭」，即同文藝批評與文藝理論中機械地、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作鬥爭。茅盾的報告委婉地說道：一個時期「相當盛行的粗暴的文藝批評，也是嚴正地打擊青年作者的創作積極性的」。他說，近年來這種粗暴的批評比較少了，但真正有益的評論還是很少見到。羅蓀也對文藝批評狀況表示了不滿。 

會議提到的繁榮文學的辦法大都是技術性的。茅盾認為，現在的文學隊伍太小，作家協會會員只有五百多人，加上一批新生力量，不過一千多人。他和劉白羽都強調，要積極地培養青年作家，擴大文學隊伍。劉白羽還提出，要「在人民中發現天才」。為了動員和組織文學新軍，3月15日，作家協會主席團和團中央聯合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480多名青年文學創作者參加會議。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周恩來接見了全體青年作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分別作報告，許多老作家與會給以熱情輔導。 

「雙百方針」的提出

事實上，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文藝現狀也很不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表達過這樣的看法。特別是劉少奇，先後兩次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談文藝問題，這在建國以後是少見的。3月5日，劉少奇偕同陳毅接見周揚、劉白羽，有準備地談了自己對當時文藝工作的意見。劉少奇注意到一些作家「沒有社會主義熱情」的問題，他說：「哪怕是極個別的人，也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劉的談話，中心是講如何對待「政治上的干涉」問題。他承認「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是干涉錯了的」。他提出，「以後如果這種干涉是正式代表組織的意見，就應有一個正式決定，來一個正式檔」。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決定連同自己的意見寄到中央來，或是寄到文化部、宣傳部、作家協會，都可以。劉少奇說：「作家不能不讓人家提意見，不讓人家講話。」負責同志講的話，也應該看作是讀者、觀眾的意見，尊重他們的意見是完全應該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們提的意見那樣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錯誤，那就要作出決定，有正式檔。沒有正式檔，你可以只當作個別意見，可以不聽。」陳毅插話說：「作家應該有自己獨立的見解，獨立的風格。」劉少奇說：「很同意。」 

對於周揚文章中提出反對公式主義、自然主義的口號，陸定一就提出過不同意見。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陸定一說：「最近開了一次會，我看了周揚的那篇文章，我告訴過他，我說不要搞什麼反對公式主義這樣的事，不要搞反對，而是引導他，讓他學習，光反對不行。公式主義、自然主義，這都是藝術性質的問題。政治思想要掌握，一個公式主義，你怎麼反對？」「為什麼只要去寫新人物呢？寫一寫老人物也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進步的文藝方向，但是人家寫點自然主義作品有什麼關係？」在陸定一看來，繁榮文藝不是在作家中間反對這反對那，創造一個較為寬鬆的創作環境更為重要。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其實，周揚的內心也是矛盾的。周揚也不願把文藝界搞得死氣沈沈。一位中宣部的工作人員回憶說，有一次談及創作中有種種條條框框的清規戒律時，周揚說：不要搞的真像胡風所說的像中世紀一樣。在聽了劉少奇3月5日關於文藝工作的談話後，「周揚、劉白羽回來後很興奮，立即向代表們作了傳達」。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後，周揚喜形於色。他認為，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批判、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和「雙百方針」的提出，「對於我們個性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其實，「百花齊放」這句口號就是周揚提供給毛澤東的，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講到「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時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 

戲曲首先「百花齊放」

文藝界的「百花開放」首先在戲曲領域得到了反映，這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對繁榮戲曲表現出共同的興趣。中國的傳統戲曲極為豐富。據新中國成立後的統計，全國共有300多個劇種，私營戲曲劇團在1700個以上，上演著五萬個劇目，戲曲是群眾娛樂的重要形式。1950年5月5日，政務院發佈的《關於戲曲工作的指示》提出：「戲曲應該發揚人民新的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鬥爭與生產勞動中的英雄主義為首要任務。」在單純強調戲曲的政治功用的思想指導下，戲曲作為大眾娛樂形式的本體功能與價值嚴重地被忽視。清規戒律名目繁多，禁演劇目越來越廣，一些古老劇種無力存續，民間劇團國營化的壓力很大，許多私營劇團和民間藝人的生存也成了問題。 

1956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對這種狀況都表示出不滿。3月8日，劉少奇與文化部負責人的談話，明確表示不贊成劇團全部國營，也不贊成戲曲改革急於求成。他說：「我們的方計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強。」「百花齊放，就允許並存，各搞各的。有些老戲很有教育意義，不要亂去改。」毛澤東、周恩來也表達了要放寬戲曲政策的意向。3月22日，周恩來觀看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老舍新作《西望長安》。散場後，他同劇院負責人和主要演員座談，針對戲曲界正在爭論的能否反映陰暗面問題，周表態說：「不要光演一些歌功頌德的東西，暴露和批判陰暗面的東西也應該演一些。」 

正當中共中央醞釀「雙百」方針時，浙江排出了一個昆曲《十五貫》。《十五貫》先後在上海和北京演出，「轟動上海，也轟動了北京」，出現了「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許多中央領導人都看了。4月19日，周恩來觀看浙江省昆劇團的演出後，到後臺看望劇團演職人員並發表講話。他說：「你們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十五貫》有豐富的人民性和相當高的藝術性。」4月25日，周再次觀看《十五貫》。毛澤東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兩次，同樣給予高度肯定。在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十五貫》應該到處演」。 

　　一齣改編的古裝戲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怎麼會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如此讚賞？從周恩來的兩次講話中可以看出，《十五貫》對於貫徹「雙百」方針，具有兩方面的象徵意義：一是為戲曲界「百花齊放」「樹立了一個榜樣」；一是具有批評官僚主義的隱喻意義。同時，《十五貫》也為處在自生自滅狀態的地方古老劇種找到了一條生存之路。 

因為有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明確態度，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開了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會後，各地進行了挖掘傳統戲曲劇目工作。據統計，到1957年春，全國共挖掘出51867個劇目，記錄了14632個，整理了4723個，上演了1052個。在1956年至1957年春的一段時間內，戲曲演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寬鬆環境。 

蘇聯「解凍文學」的衝擊

中國的作家們對文藝創作中的公式化傾向和文藝批評中的粗暴、武斷和專橫風氣，早已不滿。1956年初，這種不滿借著蘇聯「解凍文學」之風逐漸地表露出來。 

史達林逝世後，一批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蘇聯作家被「平反」和恢復名譽，尤其是1954年召開的蘇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對文藝的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文學創作的模式化和「虛假」作風進行了質疑。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蘇聯文藝界發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會在中國文藝界產生反響。同樣，蘇聯的「解凍文學」思潮，為中國文藝界衝擊教條主義樊籬提供了一個契機。 

1956年1月21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小說組圍繞蘇聯的三部小說，主要是對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展開了討論。尼古拉耶娃的這部小說描寫了一批響應黨的號召，從城市來到農村的青年人與官僚主義所進行的思想鬥爭。小說反映了蘇聯剛剛興起的以「干預生活」為中心的文藝思想。這在深受「無衝突論」、寫「理想」的英雄人物、寫「本質」等教條束縛之苦的中國文藝界引起了共鳴。《文藝報》1956年第3號發表了討論的發言。作家馬烽、康濯、郭小川、劉白羽等人的發言一致承認，中國的文學創作存在回避鬥爭、不敢干預現實生活、不能真實地描寫生活的缺點。馬烽說，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過尖銳的思想鬥爭刻畫人物的，我們的多數作品卻是通過與自然災害的鬥爭表現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一條繞開生活中尖銳矛盾的狹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觸了社會矛盾，但多半限於很小範圍，批評幹部至多寫到區一級。康濯說，與尼古拉耶娃的小說相比，「我們創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之一，正是粉飾生活和回避鬥爭」。劉白羽也承認，我們的文學作品的突出問題是「沒有真實地、按照歷史的發展來寫我們的現實生活」。 

蘇聯《共產黨人》雜誌1955年第18期發表了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對史達林時期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對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的有關說法提出批評。馬林科夫把文藝作品中的「典型」歸結為「黨性」，把「典型問題」歸結為「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專論點名批評說：這是「繁瑣哲學的、錯誤的觀點」，是「冒充馬克思主義的公式」。 

1956年2月，《人民日報》、《文藝報》全文發表了這篇專論，隨後，作協創作委員會理論批評組就這篇專論和「典型問題」展開了討論。專論所批評的現象與中國存在的問題如出一轍，很自然地在中國文藝界引起共鳴。四五月間，《文藝報》第8、9、10期先後發表了張光年、林默涵、鍾惦棐、黃藥眠、陳湧、巴人、王愚、李幼蘇的發言記錄或文章。張光年集中抨擊了「本質論」，指出，中國的文藝界「流行著一些大同小異的更加簡單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質論」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藝批評造成的。張光年說，文藝要反映社會本質，但完全不同於哲學社會科學，放棄典型的個性化要求，鼓勵千篇一律的描寫，就使文藝作品變成公式、規律的圖解和政治論文。陳湧集中批判了庸俗社會學，他說，庸俗社會學並不比唯心論好一些。「庸俗社會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否認文藝的特殊的性質和任務」，「用一般的社會學的公式生吞活剝地代替文藝的具體生動的實踐的研究。」陳湧還公開批評周揚等人曾經一直宣傳和堅持的「趕任務」、「寫政策」的做法。 

觸及文藝理論焦點問題

「雙百」方針提出以後，情形出現了重大變化。文藝界領導層的態度也日漸明朗。在中國作協的多次會議上，茅盾、周揚、老舍、馮雪峰、吳組緗、臧克家、嚴文井、康濯、秦兆陽等都發表了意見，指出了近幾年來文藝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題材範圍狹窄、單調，創作風格不夠多樣化，文藝批評缺乏自由討論的風氣等。他們要求在藝術創作上和學術探討上提倡獨立思考，鼓勵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發展。文藝工作者在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上，在各地各種文學或非文學刊物上，紛紛表達了對以庸俗社會學為武器的教條主義的粗暴批評的不滿甚至憤怒。 

七八月間的討論，開始廣泛觸及文藝理論和文藝方針中的教條主義，焦點是怎樣理解「文藝為政治服務」。在中國作協的一系列會議上都觸及到這個問題。馮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藝作品題材狹窄、風格單調，文藝評論缺少自由討論風氣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過去對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以及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解存在著教條主義和片面性，致使文藝創作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九月以後，討論涉及的問題更加廣泛。諸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典型的問題，形象思維問題，美學問題，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品的真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歌頌與暴露的關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如何理解和貫徹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如何認識文藝的特徵、按藝術規律辦事，如何促進文藝作品的體裁、題材、風格、手法的多樣化，如何改進文藝工作的領導方式等問題，都提出來討論了。 

1956年下半年，文藝界對公式化、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化的教條主義的聲討此起彼伏，越來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說：「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最近幾個月來相當活躍，活躍的特徵，在於出現了不同意見，在於企圖對那些已經被認為作了結論的問題進行新的探索。」「這種探索的精神是可貴的，這標誌了向前邁進一步的開始。」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和標語口號化，成了這個時期知識份子要求個性化和獨創性，爭取獨立話語權的一種曲折表達。 

一批「干預生活」作品出現

「雙百」方針不僅引發了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上的爭鳴，也召喚出文學創作的繁榮。一年之內，新辦的文藝刊物有近二十種之多，包括在全國有影響的《詩刊》《收穫》《劇本》《文學研究》等，《文藝報》也改為大型週報。「雙百」方針使一大批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許多早已擱筆的跨時代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汪靜之、徐玉諾、饒孟侃、陳夢家、孫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又相繼發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門出版了（或計畫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選。最能顯示「雙百」效應的，是一批新生代作家披露內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現，其中包括《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改選》等，大膽反映人民內部的複雜矛盾，批判了官僚主義和其他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極現象。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諷刺和象徵的詩歌形式，體現了同樣的現實戰鬥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陸文夫的《小巷深處》、宗璞的《紅豆》等，則涉及了當時不敢輕易描寫的愛情生活題材，揭示了人物豐富複雜的情感世界。 

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小說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發表時編輯部對其有所改動。王蒙時年才22歲，卻是具有八年黨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共青團北京市委幹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畫了劉世吾、韓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義和蛻化變質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時，又通過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力量。這篇作品是王蒙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積極干預生活的一種嘗試。多年之後，作者回顧說：「1956年『雙百』方針剛剛提出時便立見成效，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各種各樣的作品和新的藝術探索。我自己也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因為它為文學藝術家們創造了一種輕鬆自由的氣氛，它鼓勵了人們進行批評的勇氣。」 

王蒙曾一度受到肯定

《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發表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從1956年12月起，《文藝學習》編輯部先後收到有關稿件1300多篇，編輯部連續四期發了25篇，《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延河》雜誌也先後發表討論文章。主要聲音是否定王蒙的，但也有支援王蒙的，如劉紹棠、邵燕祥、鄧友梅、唐摯、王愚等人。他們認為王蒙的小說嚴酷地、認真地忠誠於生活。起初的討論大體還在學術範圍，接下來的批評越來越嚴厲了。1957年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這篇小說，據郭小川保留的記錄稿記載：對王蒙的小說「最初，歌頌占80%。現在，中間大，兩頭小」。在公開的批評中，李希凡、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說：在典型環境的描寫上，由於作者過分的「偏激」，以我們現實中某些落後現象，堆積成影響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真實。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的馬寒冰從「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這一文學範疇出發，認為像小說描寫的這樣的區委會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這樣的區委會。 

這些批評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站在了王蒙一邊。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批評共產黨工作中的缺點，部隊幾位同志就『圍剿』，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麼就沒有官僚主義？」1956年至1957年春，毛澤東多次講話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表態不贊成批評王蒙的人的觀點。1957年2月26日，在頤年堂的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主要談文學批評問題，他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麼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正在討論，問題在於批評態度。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 

又對王蒙的小說給予肯定，他說：「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剿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麼幾個人，寫了那麼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這時，毛澤東正想借知識份子的批評衝擊黨內官僚主義。 

可是不久之後，「反右運動」開始了，形勢急轉直下。王蒙的這篇小說被定性為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劃為右派。 

　　摘自《黨史博覽》2005年12期 作者：蕭冬連 

　來源： 《文匯報》&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