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高峰期，這一判斷應當不會有多大爭議，《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都產生在這個時期，它們的思想藝術成就都達到了古代小說的巔峰。這三部作品距離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間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觀念意識都經歷了最劇烈和最深刻的變革，但它們的藝術魅力並未因時代變遷而稍有減褪，可以說它們的經典桂冠是歷史賦予的，作為中國小說高峰的標誌，當之無愧。

近一段時間，我因為承擔了國家《清史》項目中《文學志．小說篇》的編撰任務，對清代小說史的問題思考較多。現在把我的一些心得報告出來，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評指正。我要講的有三個問題。

一、清代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問題

作為小說史的一個段落的清代小說，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處於一個什麼位置呢？這其實也是對清代二百六十多年小說創作的歷史評價問題。歷史地位清楚了，才有可能對清代小說的各種流派和作家作品作出恰當地評論。我的看法是：清代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繁榮期、高峰期和轉型期。

繁榮，指的是作品和流派的數量眾多。白話小說，據我的不完全統計，宋元明三代的作品，現知的約有三百多種，而有清一代的作品則有一千數百種之多，是宋元明三代作品的總合的三倍以上。這裡沒有統計文言小說，原因有二：其一，學界對文言小說的定義眾說紛紜，定義不同，統計的數字必然不同，難以求得共識；其二，我以為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其主體不是囿於士大夫圈子的文言小說而是白話小說。事實上，小說在歷史文壇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三言」、「二拍」等白話小說奠定的，沒有白話小說，小說文體不可能與傳統詩文平起平坐。所以，我認為白話小說的狀態大體上代表整個小說，由白話小說的數量得出「繁榮」的結論，應當近於事實。

當然不止作品數量，就小說流派而論，清代也是最為繁榮的時期。這可以和明代比較。明代小說流派（或謂「類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講了四種：「講史」、「神魔」、「人情」和「擬宋市人小說」（或謂「話本小說」）。魯迅指出「神魔」、「人情」（或謂「世情」）是明代小說的兩大主流。魯迅當年能讀到的作品不如今天知道的多，如「公案小說」就不在他的視野中；再者有的分類似乎粗略了些，如將《水滸傳》放在「講史」中，將才子佳人小說放在「人情」中，就未必合適。不過應當承認，魯迅當年的分類大體上還是反映了明代小說的實況的。他說清代小說的流派「比明朝比較的多」（《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除文言小說「擬古派」之外，他說還有「諷刺小說」、「人情小說」、「才學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等，這些還不包括晚清的翻譯小說、天主教基督教小說和其他受西方小說影響而新生的流派，可以說清代是小說流派紛呈的時代，其繁榮景象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清代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高峰期，這一判斷應當不會有多大爭議，《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都產生在這個時期，它們的思想藝術成就都達到了古代小說的巔峰。這三部作品距離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間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觀念意識都經歷了最劇烈和最深刻的變革，但它們的藝術魅力並未因時代變遷而稍有減褪，可以說它們的經典桂冠是歷史賦予的，作為中國小說高峰的標誌，當之無愧。

所謂轉型，是指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轉變。白話小說的傳統文體從「說話」脫胎而來，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形成了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話本小說兩種體裁和不同於史傳的敍事模式。到了晚清，西方小說和先進的印刷技術的輸入，作為小說新載體的報刊大量湧現。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主要是一批政治活動家和專業的記者編輯，他們程度不同地受過西方文化的薰染。為了適應新的傳媒特點，他們逐漸改變傳統的小說體制和敍事方式，在短短十數年間完成了由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轉型。這個問題已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這裡就不必贅述了。

小說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小說文體發展的歷史，小說作品文本始終應當處於被關注的中心位置，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作為史的敍述，還必須說明一個時代的小說，在類型和風格上何以有如此的特點，在發展中何以會有繁榮衰微的起落，所有這些歷史變化的原因何在？

二、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分析，不外乎小說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小說內部因素主要指小說文體和小說類型。小說文體不同於詩賦、散文和戲曲，它在敍事的層面上與史傳十分接近，但文體仍然有別。白話小說文體自宋元以來已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要求小說家在創作時必須順應它的種種規則。劉勰《文心雕龍》講「定勢」，曹丕《典論·論文》講「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都是強調文體不同，表現方式和風格也就不同。清代小說上承明代，它在文體上有所發展，也是在前代敍事經驗的基礎上發展的。小說文體是相對於文學別的門類而言的，在小說文體內部，還有類型之別。這裡應當特別地說明一下，作為文學範疇的「類型」，決不只是由題材來劃分的，我們說「講史」、「神魔」、「人情」等等，很容易令人誤解為僅僅是題材的區別；題材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它同時還包含有體裁（長篇和短篇）、主題和敍事風格等等因素。比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和《說岳全傳》都是寫岳飛抗金，但前者是「講史」，後者卻是「英雄傳奇」。類型是小說創作傳統所形成的文學規範，小說家在創作時不能不受其影響，誰也不能徹底擺脫寫作傳統所固有的慣性張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是作品所屬類型中的最新成果，或者是傳統類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異，變異可能成為新的類型，但它仍然含有舊的類型的基因。

影響小說發展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小說創作的環境因素，如政治、經濟、宗教、倫理以及文學的其他門類如說唱、戲曲等等。外部環境因素對小說創作的影響，有許多論著專門論述這個問題，這裡似乎不必多談。但我想要強調的是，在封建文化專制比較嚴苛的時代，政治因素起的作用就很大。明末時事政治小說十分活躍，入清以後，這個類型仍有強勁的活力，但其主題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明清鼎革成為主要話題。隨著「文字獄」的文網收緊，這個類型很快就銷聲匿跡。就是寫世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盡可能將故事背景虛化，以避免有譏刺現實之嫌。乾隆年間有人用白話譯述《聊齋志異》的若干作品，就將原作的清初背景都改作了前朝。

所有小說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更不可能各自孤立地決定小說的面貌，所有這些因素都要聚集於小說創作主體，也就是小說家身上。小說家作為社會的具體成員，他必定出身在一個具體時代，出身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階級、某一家族和家庭之中，他的社會地位、經歷以及他受到的教育必定影響到他的社會立場、生活態度、審美觀念以及藝術創造能力，而這些對於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說，小說家對於小說發展的歷史是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是由一系列彼此關係錯綜複雜而有時間連續性的事件所組成的，而決定歷史發展的卻是人的活動。小說史作為整個歷史的一個側面，也概莫能外。從事小說創作的人的綜合素質決定著小說的質量，一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的整體素質自然也決定著這個時代的小說面貌。中國白話小說的初期形態在敦煌石室所藏的話本小說文本上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寫於唐末五代或北宋初年，由是可知白話小說的出現是很早的了。可是從北宋到南宋，到元代，白話小說長時間地處於一種樸拙的狀態，在藝術上沒有多大長進。這是為什麼呢？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白話小說的作者。在由宋至元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參與白話小說寫作的基本上是「說話」圈子中所謂「書會才人」，或者是書坊主人及其相關之人。他們也許諳熟「說話」伎藝，但對於作為書面文學的小說敍事並不擅長，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修養遠不及從事詩文創作的士大夫文人，因而他們只能將十分受聽眾歡迎的「說話」節目進行記錄加工。「說話」是口頭表演藝術，「說話」人的臨場繪聲繪色的表演與小說敍事完全是兩回事，「說話」表演可能十分動人，但記錄成文字則可能令人不堪卒讀。南宋和元代的「說話」，據《東京夢華錄》等文獻記載已十分繁榮，在伎藝上已達到相當成熟的境地；但我們見到的元代平話的藝術水準有極大反差，癥結就在於作家駕馭文字的功力不行，也缺乏謀篇佈局的機心。這種狀態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後才有根本的改變。導致這種變化的是小說創作群體的文學素質的提升。而要讓文人參與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批評，首先就要轉變傳統觀念對通俗小說鄙夷不屑的態度。這個在文化上歷史性的轉變，是由王陽明心學促成的。王陽明有一個著名的「親民論」，他認為人皆有良知，無論是聖人還是愚夫愚婦，無論士、農，還是工、商，都有良知良能，「親民」就是要讓天下人都能「明德」，因此他們要為社會大眾立教。既然以化俗為己任，那麼就必須採用俗人所能接受的教化方式，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這樣，通俗小說便被選擇成為了化俗的工具之一。嘉靖以後的文人如李贄、袁宏道、謝肇淛、馮夢龍、淩濛初等涉足於小說創作與批評，乃是時代思潮使然。正是由於有這樣一批高水準文人的參與，通俗小說才產生了一批雅俗共賞的不朽之作，一躍而登上被詩文所壟斷的傳統文壇。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文人大多被乾嘉學術吸引過去，小說家群體頓然萎縮，有的作者受時代思潮的影響，竟把小說當作炫耀學問的工具，小說從高峰跌入低谷。直至清末，一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革命家、改良派和專業編輯、記者們積極從事小說創作，小說才走出低谷，成為一時之盛。從上述小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小說傳統等諸多因素都是通過小說創作主體而發生作用的，決定小說創作面貌、作品風格、思想傾向、藝術水準的關鍵因素當然是小說家。所以，我們在敍述小說歷史的時候，作品文本固然是分析評論的主要對象，但創作主體——小說家的因素在觀念中應當擺在核心的位置。

三、清代小說史的分期問題

談到分期，首先要弄清楚分期的依據。文學史的分期是根據文學總體發展狀況來確定的，小說是文學的一個門類，它從屬於文學，但它與詩詞散文以及戲曲畢竟有異，它的分期應當與一般文學史分期有所不同。前面講到清代小說的歷史定位，有「繁榮」、「高峰」和「轉型」幾個判斷，那麼「繁榮」在什麼時段，「高峰」出現在什麼時間，「轉型」又發生在何時呢？這些應當是我們對此階段小說史進行分期的依據和出發點。歷史的發展通常是漸進的，儘管歷史發展有轉折出現，但所謂轉折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仍然有著其內在的連續性。可是為了描述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又必須找出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來作為不同時期的分界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分期只是為了描述歷史過程的權宜之策，史家立場不同，自然會有分歧。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希望能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以為清代小說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繁榮期，高峰期，衰退期，轉型期。

清代初期是小說的繁榮期。從順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約四十年時間。這個時期的小說作者基本上是由明入清的漢族文人。他們都程度不同地經受過戰亂之苦和亡國之痛，其體驗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在他們的小說作品中。時事政治小說固然表現了作者干預時政、反思明亡的積極態度，而色情小說的氾濫難道不是淪喪故國的士人之頹廢心理的反映？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呈現出恣肆逞意的特點，它是晚明小說的繼續，又是清初小說創作較少文禁的結果。《續金瓶梅》以清軍入關大肆屠殺的親歷經驗來寫北宋覆亡的相關情節，《無聲戲》、《清夜鍾》、《覺世棒》、《閃電窗》這些話本小說都直言不諱地以當時敏感的政治時事為題材，《聊齋志異》毫不忌諱清軍掃蕩山東地區的殘暴行徑，所有這些作品只能出現在清初。為什麼？因為當時清朝統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用軍事統一中國的問題上，尚無餘力來周密地嚴酷地管制文化，客觀上為小說創作提供了較大的自由空間。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把清初的下限定在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清廷收復臺灣、全國統一這一年。

全國統一之後，清朝的文治開始了。在文字獄陰影下的小說創作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這就是清代小說的第二個時期，即高峰期，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六十年（1795），共一百一十多年。這時由明入清的小說家已基本上退出創作舞臺，活躍在小說創作領域裡的文人既有漢人也有滿人，「遺民」已成歷史，民族意識也漸漸潛沉下去。這一時期的小說家在日益嚴酷的文化專制的壓迫下，已不敢干預時政，轉而把目光投向家庭倫理、人生道路以及人性等方面，因而小說由注重故事情節的層面深入到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產生了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小說轉向對人生人性的關注，這時小說創作的歷史性進步。《儒林外史》寫的是康乾時代的生活，作品中的人物有些可以找到現實原型，但作者宣稱故事發生在明朝。《紅樓夢》作者則說他所敍述的故事沒有朝代年紀可考。這些也都是當時文化專制留下的時代印記。不止如此，這個時期創作的英雄傳奇小說，其主題已由官逼民反蛻變為忠奸鬥爭，其主角不再是江湖好漢，而演變為忠君愛國的英雄。《說岳全傳》、《呼家將》等即是這個流派的代表作。

第三個時期從嘉慶元年（1796）到光緒二十年（1894），將近一百年，這是小說的衰退期。這個時期為什麼以嘉慶元年為起點呢？一是《紅樓夢》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木活字排印出版，此後小說創作便低落下去，小說家只有續貂之能力，無再創輝煌的大家手筆。二是乾嘉之際白蓮教天理教在全國多處起義，結束了清朝的繁華盛世，正是由於白蓮教天理教的起義，朝廷將小說、寶卷、鼓詞之類看成是白蓮教鼓動、聚合民眾的工具，一改過去只禁「淫詞小說」的審慎態度，轉而全面禁止稗官小說。三是乾嘉學派在此時已成為學術文化主流，吸引大批文人傾注畢生精力於學術，故而嚴重削弱了小說的創作力量。綜合起來考慮，就以乾隆、嘉慶換代作為第二時期與第三時期的分界點。

文學史一般以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為界線，將此前的文學稱為「古代文學」，將此後至清末民初的文學稱為「近代文學」。從整個文學的角度觀察，這也許是有依據的，但小說的歷史情況是：鴉片戰爭以後至甲午戰爭（1894）這將近半個世紀中，其創作面貌並未發生顯著變化，它在歷史慣性的推動下沿著傳統軌道繼續運行，直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小說創作才重振精神，從此創作面貌為之一新。

因此，甲午戰爭也就成為了第四個時期開始的標誌。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宣統三年（1911）僅僅十七年，但這十七年所創作小說的種數卻是前二百五十年的兩倍以上，不止是數量多，更重要的是面貌大不相同。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國人意識到單單引進西方的科技和軍艦大炮，是不足以富國強兵、抵禦列強的，必須改變政治體制，廣泛開發民智，於是小說成為了宣傳維新與革命，以及啟迪民智的工具。而當時從事小說創作的，也不再是科舉制度下的士人，一群告別科舉、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新型」知識份子成為小說創作的主力軍。在他們的倡導下，指摘時政，抨擊時弊，揭露社會醜惡現象，鼓吹維新，倡言革命，就成為當時小說的主流。伴隨著小說創作主旨及主題的轉移，小說敍事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如前所述，西方小說的傳入，報紙、期刊作為小說新載體的出現，進一步促使了小說由古代向現代的轉變。所以稱這十七年為小說的轉型期。

清代小說分為這樣四個時期，只是我個人多年研究的心得。恰當與否，有待方家指正。

講演者小傳

石昌渝

1940年生，湖北武漢人。1962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現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遺產》編委、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中國小說源流論》，《新編中國文學史》（與人合作）等，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與人合作主編《古本小說叢刊》，有學術論文數十篇。

　來源： 《文匯報》 

「冷」漢學在歐洲變「熱」

本報駐布魯塞爾記者　李力   （國學網2006-1-6發佈）

歐洲作為一個人文薈萃、學術發達之地，百年來無數中國學子負笈西行，在異國的學術殿堂裡拓展自己的文化視野。與此同時，中華文化也以其深邃的內涵和獨特的魅力，吸引了眾多歐洲人投身漢學研究。中國學術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漢學的存在日益揭示出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

與北美相比，歐洲漢學以其偏重人文內涵的特色在國際漢學界佔據重要位置，甚至在中西交通史、明清天主教史等領域在文獻上比國內更有優勢。隨著中西交流的不斷增強，歐洲漢學逐漸從浮光掠影式的「遊記漢學」到依據基本文獻研究的「傳教士漢學」再到「研究一切有關中國問題」的「專業漢學」，歐洲漢學家對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文學、哲學、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展開，法國巴黎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瑞典隆德大學等漢學研究重鎮應運而生，沙畹、伯希和、高本漢等漢學大家對世界漢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歐洲掀起了一股「中文熱」，歐洲漢學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歐洲漢學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一般在漢學研究外，還另有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如經濟、哲學、文學、音樂等，他們以這個領域為基礎構成自己的漢學研究領域，這使他們能夠運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角度發現、提出和解釋有關中國的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影響的同時，也在中歐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起著獨特的作用。

作為歐洲當代知名漢學家之一的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戴卡琳教授，主要從事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她的《解讀〈鶡冠子〉──從論辯學的角度》一書已被譯成中文，有關「中國哲學」是否存在問題的文章在學術界也引起了一定反響。在擔任魯汶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和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戴卡琳教授還負責編輯在美國出版的《當代中國思想》雜誌，並在比利時比較哲學學會授課。她坦言，在歐洲，漢學屬於「冷」學科，雖然近幾年學習漢語的人越來越多，但大多是出於經商目的，真正致力於研究的人是極少數，因為指望靠嚴肅的漢學研究發財是不可能的。儘管繁重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沒有給戴卡琳帶來更多的物質財富，但她仍甘之如飴，認為漢學研究使她的生活豐富而愉快。

在與北大、清華、人大等國內大學交流的過程中，戴卡林教授親身感受到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她上世紀80年代訪華時，中國大學的教學條件遠不及歐洲，老百姓對外國人很陌生，無法與他們進行溝通。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大學的硬體設備已超過比利時，社會也比以前開放。對於歐洲輿論界對中國的一些批評，戴卡林認為，完全以西方標準來評判中國事務是片面的，隨著中國日益強大，中國經濟將在不久的將來超越西方，屆時中國標準將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認同。但飛速的經濟發展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問題，中國應學習西方先進的法律制度，儘快完善社會保險和教育體制，不能一切都向「錢」看。 

在戴卡林教授看來，與中國對西方的研究和認識相比，西方對中國的情況還很陌生，歐洲漢學家的責任在於搭建中西交流的橋樑，把中國介紹到西方，讓西方社會更多地瞭解中國。據戴卡林教授介紹，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決不局限於經濟領域，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文學和醫學等都有濃厚的興趣。比利時比較哲學學校成立15年來，每年都有數百人前來學習非西方的哲學思想。授課、寫作、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等都是漢學界發揮社會效應的途徑和手段。2005年6月初比利時國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時，魯汶大學漢學系的漢學家代表也隨同前往，從這個角度講，漢學界也在中比雙邊政治、經濟交流中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