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中，所謂「聖賢」，不僅給後人留下了他們的思想，還有他們的風神、氣象和風韻。中國哲學強調，有一等之胸襟，方有一等之思想。這些聖哲們的胸襟氣象足以映照清流，風範百世。今天我們汲取傳統哲學的精華，如果能咀嚼到其背後所隱藏的哲人的胸襟氣度，或許有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其思想的精髓。這篇文章從三個角度談談我對所謂「聖賢氣象」的體會。

患所以立

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怕你沒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麼去自立。人來到這世界，就是「立」的過程——在茫茫天涯路上鑄造自我形象。一個自立的人，是一個獨立意義的生命，他不能脫離世界的秩序，但卻可以以自己獨立的意義作用這秩序，在與秩序的協調中，創造新生命。

在儒家看來，人憑什麼自立，當然需要知識，再就是德行，更重要的還有生命的境界。儒家哲學中的自我，可以分成四個層次，即欲望我、知識我、德行我和宇宙我。人的生命是不斷超越的過程，知識是自立必不可少的基礎，德行是將自我彙入群體的關鍵，是超越欲望我的重要力量。但儒家強調，要將自身的小宇宙裝點成靈光綽綽的世界，還必須有宏闊的境界和氣象。境界與知識、德行有關，但又不同。境界可以說是人生命的徽章，是顯現一個生命體特點的關鍵性因素。知識，主要與能力有關；德行，主要與人品操守有關，而境界則是一個生命體的光源，它將一個小宇宙微弱的光芒彙入大宇宙無限的光芒中，如孟子所說的「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易傳》所說的「剛健篤實，輝光乃新」。知識有多寡，德行有高低，人的境界也因人而異，一個具有大境界、大氣象的人，必由知識我、德行我超越而進入宇宙我之中，那是一個優遊的生命。

孔子說他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所謂三十而立，是說三十歲左右的時候，獨立人世，獨立擔當，開始了「自立」。但如何「立」，如何立而不傾，如何樹立一種恒久的生命風標，則是一生的功課。有知識的「不惑」追求，更有「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等洞察生命奧秘的體驗過程，超越欲望我，從知識我、德行我一步步融入宇宙我的從容博大的境界之中。

立，是一種「信心」的確立。「信心」是人的生命尊嚴，一種不可動搖的類乎宗教的情感，一種對自我生命的嘉賞。孔子非常欣賞《周易》中的兩句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能恒久地守持自己的信心，或許會因此蒙受恥辱。在孔子看來，自立是一種選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遠人，但大道自在，人如果無弘道之心願，則與道失之交臂。在先賢的人格境界中，生命就是一種不斷向上提升的過程，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的自立，不是立於一地，就能保有此功，如果不能時時保持自警向上之心，生命就會墜落，人所自立的根基就會崩塌。生命不是向上，就是墜落。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就像佛學所說的，人來到這個世界，必然有所染，或淨染，或污染，人在世界上，如同與一種不明的力量在拔河。生命必須保持警醒的力量。孔子說：「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向上者超越，向下者墜落。人的自立的功夫，就是一種心靈維持術。人應自覺地提升生命境界，培養內在超越的欲望，見賢思齊，見不善如探湯，就是自覺的上達。

《易傳》認為，人是天地的兒子，人立於天地之間，必以生生不已的創造，才能「德配宇宙」。在儒家看來，世界不是我認識的物件，而是與我相互交融、彼攝互蕩的生命，我在這生命統一體中獲得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以健動不已為德，而人必以自強不息應之，人惟有如此，方能成其為人，二者隱藏著一種邏輯關係。

中國哲學的這種超越精神、自尊氣象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不竭源泉。唐代禪宗高僧神秀，作為北宗禪的代表人物，南宗禪的一些後學出於宗派之見，常常予以貶低。其實，在神秀的身上也有一種放曠高蹈的自尊境界。神秀臨死前，給他的弟子留下了三個字：「屈、曲、直」。這三個字，可以說是對人存在狀況的哲學思考。人如果不獨立思考，就只能重複別人的路程，這樣，就只有屈服的命，這是「屈」。第二是「曲」，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一生都在和不明的力量角逐，這種「曲」是強大的張力，不是屈服在地下，而具有無限上升的力量。然後是「直」。人要在這個世界上註冊自己的意義，雖然有曲折，但是他昂然的生命，永遠向著「直」而發展。「直」是充滿圓融的和諧境界，它鼓舞著人們，不放棄這永恆的企盼。神秀的遺言所彰顯的正是中國聖賢的自立精神。

君子不器

立大人之氣象，還需精心護持，這涉及到中國哲學「養」的思想。

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個「器具」，僅僅掌握一定的技能，具有一定的用處是不夠的，那是一種「物質化」的人，君子是具有生命大智慧的人。中國哲學對知識和智慧有特別的區分。孔子並不忽視人獲得知識的必要性，知識可以幫助人瞭解事物之特徵。但此知識是形式之知識，不能代表人心靈的氣象。孔子超越純形式的知識節文，關心道、仁，關心生命的大智慧，這智慧是人意志力的純化，是人對生命的洞悉，對天命的體認。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識只能解決「不惑」的問題，不能解決人生命的根本問題。所以孔子所說的進學過程，由「四十而不惑」到最終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不是知識的獲取，而是心靈境界的提升。中國哲學推重心靈的大氣象，轉局促為圓融，變扞格為和諧，棄低俗而慕高遠，不重在向外追求知識，而強調反己內求，以生命的內養為主要功課。

儒家哲學強調，聖賢的氣象不是由知識的推求得到，而是於「養」中轉出。儒家哲學提出「有恥且格」的恥感思想、「慎獨」的自律思想以及「吾日三省吾身」的內省思想，這些思想，都不是理性的反思、知識的推證，而是心靈的陶養。孟子將養氣作為生命境界提升的唯一方法。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浩然之氣？他這樣解釋：「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生命缺乏持養，就會「餒」——如同一個饑餓的人，乾枯而匱乏。人通過生命之養，養得充滿圓融，克服卑微和渺小，克服物欲和自私。中國哲學更強調，養氣是同於群體、合於天地的根本途徑。「德不孤，必有鄰」，個體、群體、宇宙三者的和諧，是奠定在心性修養基礎上的。佛教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假設，來說明明心見性以實現和世界共通的可能性，而儒家則通過「誠」——真實無妄的澄明心靈來實現與世界的共通。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人歸於誠，就歸於性，歸於性，即通於群體，從而會歸於天地之性。正是在這個假設基礎上，儒家所說的胸次悠然、渾然與天地同體的境界才有可能實現。孟子說養氣可以「塞於天地之間」，正奠定在生命共通的基礎上。

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培植好生命之樹的根，才有可能等待它的果實；往生命的燈盞不斷加上油，才能指望生命之燈常明。這使我想到清代畫家石濤的一個重要觀點：「嘔血十斗，不如齧雪一團。」嘔血十斗，是技巧上的追求，是獲取知識的途徑；齧雪一團，是精神上的超升。技巧當然是作畫之必備，但一個成功的畫家不能僅停留在技巧的追求上，而應超越技巧，由技進於道。因為中國畫強調的是「心印」，繪畫的空間形態是心靈的顯現。導致繪畫成功的關鍵因素不是知識，而是智慧，是獨特的精神境界。所以，養得一片寬快悅適的心靈，就像石濤所說的吞下一團潔白的雪，以冰雪的心靈——毫無塵染的高曠澄明之心——去作畫，才能自創佳構。他雖說的是繪畫，但與「君子不器」的哲學傳統是相合的。

與點之樂

「養」得一種心靈的大氣象，有了這種氣象，則可優遊回環，暢遊生命之樂。

元代藝術家倪雲林有一聯詩道：「喟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奈若何。」此頗有韻味。前一句說的是孔門之事。孔子一日和弟子閑坐，子路、冉有、公西華等都「各言爾志」，有的願去管理一個國家，有的願去做一個禮儀官員等，而此時，曾點則在鼓他的瑟，聽孔子詢問，方舍瑟而言。他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完他的話，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也」。這天光雲影的氣象、惠風和暢的格調、與天優遊的境界，感染了一位時值暮年的哲學家。這暮春季節的嚮往，簡直有王羲之蘭亭燕集的風韻。

下一句「不利虞兮奈若何」說的是項羽事。項羽作為一世英豪，當初引八千精兵北上，氣勢如虹。但卻在殘酷的楚漢之爭中，最後兵敗垓下，四面楚歌。月黑風高的一個晚上，中軍帳裡，項羽飲酒數過，面對絕望的美人虞姬，一首悲愴的歌從他胸腔傳出：「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自歎是「天之亡我」，歷史學家則多認為他有勇無謀，而在藝術家倪雲林看來，項羽缺少的正是那優遊回環的心靈境界，如此好勇鬥狠，如此褊狹局促，焉有不敗之理！雲林在此正是要突顯聖賢的氣象，一個器宇闊大，一個激進褊狹，其成敗不言自明。

中國傳統哲學對「聖賢氣象」非常重視。朱熹《近思錄》專列「聖賢氣象」一節，如其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北宋周敦頤儀態雍容，有人以「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評之。程顥詩雲：「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所彰顯的正是其心靈的「雲淡風輕」。朱熹詩雲：「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裡所寫的，也正是他心靈的「天光雲影」。涵容廣大，體露真常，了無滯礙，一任慧心流淌，正是所謂聖賢氣象的體現。

中庸是孔子所奉行的哲學原則，但孔子卻並不排斥狂狷。在他看來，狂妄的人喜歡進取，狷介的人往往奉行正道。他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使我想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東坡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也想到春秋時那位泛舟五湖的賢達范蠡。孔子這裡所陳示的不是未來生活的安排，它與風乎舞雩的境界一樣，透露出的是從容瀟灑、無所羈絆的精神氣質。據《孟子》記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這裡所包含的就有一份「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情懷。聖賢的氣象中，洋溢著濃厚的樂觀格調。有位叫葉公子高的人問子路：「你的老師怎樣？」子路不知怎麼回答，歸而告老師，孔子說：你就說，他這個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暢遊在道的領悟中、生命的體驗中。後代儒家有尋「孔顏樂處」的說法，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而孔子自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其實這裡透露出的不僅是安貧樂道的忍耐力，而且是一種幽深遠闊的生命情調。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識的獲得是技能的，喜愛一種東西並為之奮進，是一種情感傾向的形成；而在傾心的物件中獲得快樂，這是生命的安頓、心性的超越。由知到好，由好到樂，其實正是氣象的提升。

中國先哲們的快樂哲學是一種獨特的宇宙人生體驗。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曾說：「如果幸福在於肉體的快感，那麼就應當說，牛找到草料的時候，就是幸福的。」孔門的樂處，當然遠遠超越了物質滿足所帶來的愉悅，同時也超越了德性原則滿足所帶來的快樂，而是一種「宇宙般的快樂」。個體生命渾然融於宇宙之中，覺自我與天地為一體，此時生命的短暫超越了，欲望的局限超越了，種種有限性的困擾煙消雲散，從而會歸於天地之一氣。此時，一如陶淵明所說的：「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道出了這樣的大樂境界。「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仔細揣摩孔子這段關於「樂」的表述，可以發現，仁者壽，不是說生命的延長，自然生命並不一定能延長，而是人在宇宙中伸展自己。孔子以山靜為人生之蘄向，描畫的是一個生命宇宙的大和諧。

中國哲學關於聖賢氣象的學說，在今天仍然有其意義。氣象和境界，是人生命的智慧，是人所以自立的基礎。培植心靈的氣象，使我們的心宇更「大器」一點，雖未必要去成就聖賢，卻可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氣象的提升，可以幫助我們以從容的心態對待急速流轉的節奏，可以舒緩我們因激烈競爭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可以使人生的步子走得更堅實，並富有快樂的韻味。我們知道，在一個優遊的心靈中，月更明，風更清。

　來源：《光明日報》 

宋詞中的民俗

吳熊和   （國學網2005-12-29發佈）

宋詞是我國民俗的重要文獻之一。近年來，將宋詞引入文化學、民俗學的視野，已日漸增多。黃傑同志的這本《宋詞與民俗》，則是從民俗學的觀點和角度，重新審視宋詞價值的一部系統性著作。

詞由於其本身特點，較之詩文更能適應民俗、容納民俗和善於表現民俗。二萬多首宋詞中，與當時民俗直接間接有關的，佔有很大比重。然而過去不論研究宋詞或研究民俗，對這一點都缺少應有的關注。兩宋詞中涉及南北社會的大量民俗現象，未能予以重點開發和廣泛運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現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所開展，宋詞在文化學、民俗學上的價值，將會得到更多的認同。

民俗是約定俗成、世代積累、長久穩定的，往往超越歷史階段而存在。古老的民俗有些一直延續至今，與現代生活相融合而不失其歷史光澤。宋詞中所展現的兩宋民俗，並不是深埋於岩層之下的化石。相反，在現實生活中幾乎隨處可以發現它們的遺存。民俗總是與人民生活形影相隨，結伴而行。後代的人們對於前代的民俗，也總是懷有興趣，感到親切和易於理解的。問題是要對延續至今的這些古代民俗給予現代詮釋，除了追本溯源，還要證明其曆久不衰、與時變易的內在原因。黃傑此書就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努力。

兩宋歷時三個多世紀。北宋定都開封，南宋定都杭州，地跨中國的南北疆域。民俗有舉國的同一性，也有地域的差異性。以開封為代表的中州民俗，以杭州為代表的江南民俗，與前此以關中為代表的漢唐民俗，固有其世代相繼的歷史傳承，但也呈現出隨著社會文化變遷所帶來的若干新的風貌。有的民俗逐漸褪色淡出，有些民俗則新近生成、日趨流行，這樣的例子在漢唐至宋的民俗演變中並不少見。總的說來，在宋代，中州民俗和江南民俗上升至主流地位，而且從宮廷到民間，從都市到鄉村，從北方到南方，都更為豐富多彩，閃現了前此少有的一些亮點，在社會生活中也愈益顯要。

且以時令節日為例。宋代有關時令節日的民俗來源甚古。但從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陳元靚《歲時廣記》等書的大量記載看，同樣一個時令節日，較之梁宗懍《荊楚歲時記》、唐韓鄂《歲華紀麗》所記，就遠為隆重繁盛，鋪張揚厲，多姿多彩。宋詞中的節序詞，也多至數百首，成為宋詞的一大宗，與兩宋時令節日之盛正相呼應。宋人作節序詞是一種獨有的時代風氣，為時令節日點綴應景所必需與必備。兩宋名家，幾乎沒有不作節序詞的。他們的名作在佳日良辰傳唱遐邇，遠播人口。要知道，詞在宋代，不僅是置之案頭的書面讀物，更是應歌而作訴之口耳的一種音樂文藝。宋人詞集有不少作為唱本傳刻，就是適應時令節日、公私宴飲、征歌選舞的民俗需要。柳永的《樂章集》、張先的《子野詞》，皆按宮調編排，周邦彥的《片玉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單題、雜賦幾類編排。南宋最流行的坊間選本《草堂詩餘》，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類，後集分節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飲饌器用、花禽七類，每一類又分子目，凡六十六目。如節序類分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除夕等十個子目，詞集這樣的分類分目編排，完全是便於人們按照不同時令和宴唱場合，選詞以備唱。柳永、周邦彥多作節序詞，在樂壇歌席、西樓南瓦傳唱不絕，成為他們得盛名的原因之一。柳永的元夕詞宮內應制，蘇軾的中秋詞遍行南北，都是宋代時令節日的勝事佳話。《水滸傳》第三十回，說八月十五「可唱個中秋對月應景的曲兒」，唱的就是「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據說蘇軾的中秋詞一出，而餘詞盡廢，可以想像宋代的中秋月夜，中國南北上空飄蕩著怎樣的歌聲。

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詞選釋》，對所選詞的民俗背景，每有專門的詮釋。從戴復古詞只選了一首，別具見地：

賣花擔上，菊蕊金初破。說著重陽怎虛過。看畫城簇簇，酒肆歌樓，奈沒個巧處安排著我。家鄉煞遠哩，抵死思量，枉把眉頭萬千鎖。一笑且開懷，小閣團欒，旋簇著幾般蔬果。把三杯兩盞記時光，問有甚曲兒，好唱一個？（《洞仙歌》）

此詞純用當時口語，寫九月九日的重陽節，在酒樓的小閣上大家圍桌而坐，三杯兩盞之餘，請歌妓唱曲，唱的必須是重陽應景的時令曲子，以酬佳節。就是一幅真實的與宋詞相關的節日民俗場景。

再以茶詞為例。宋時習俗，客來進茶，客去進湯。進茶時唱「茶詞」，進湯時唱「湯詞」，其作用與當時酒筵上歌妓勸酒常用的「酒詞」相仿。「茶詞」與「湯詞」同為宋時「茶道」的內容之一。兩宋飲茶之風極盛，有不少著名的茶品，喝茶時講究飲茶的方法、器具和場合。因而兩宋詞中，「茶詞」、「湯詞」亦獨為一類，為數甚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既是師友，又是茶侶，又多擅長以詩詞詠茶。黃庭堅是江西分寧人，分甯就是宋時茗茶產地之一。富弼為相，會見黃庭堅，所得印象，「原來只是分寧一茶客」。歐陽修《歸田錄》卷一說：「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亦作日鑄，紹興山名，其地產茶）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十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這種雙井白芽，就是黃庭堅家鄉特產的名茶。從黃庭堅《滿庭芳》（北苑龍團）、《西江月》（龍焙頭綱），《阮郎歸》（烹茶留客，歌停檀板，摘山初製）、《品令》（鳳舞團團餅）等茶詞，可以瞭解宋時茶藝之精和以「茶詞」待客的特有的飲茶風尚。宋人的酒詞，前人已有彙輯。宋代獨擅的「茶詞」、「湯詞」，至今還沒有專門的彙集整理。時下各地招待貴賓經常舉行茶道表演，但已不知道宋時客來進茶之際，伴有唱「茶詞」這項禮儀與藝術表演；而且即使知道，也沒有人手執拍板按照曲譜付之歌喉了。

上述諸事，黃傑書中都有切實展開。我這裡再提一筆，不過稍引其緒，略作申說。宋詞中展示的兩宋民俗，非常豐富。有關婦女生活、婚喪喜慶、飲食服飾、百工伎藝、音樂歌舞、各地物產、市井遊樂、宮廷慶典、神怪靈異、社會交際、佛道宗教，乃至草木蟲魚、行話俗語、醫卜星象，都有生動如實的記錄。這些蘊藏豐富的民俗跡象，很少已被運用，有待今後加強研讀和考索。

　　（《宋詞與民俗》黃傑著，商務印書館2005年出版）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