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潘恩導演的作品，常見公路電影風格，「內布拉斯加」依循「心的方向」、「繼承人生」，故事依舊走上長長公路，不同於前作的是「內布拉斯加」以黑白取代彩色，讓電影增添了歲月的滄桑與記憶的樸素。

伍迪的記憶是樸素的，年邁與失智讓他一廂情願的走上旅途，然而亞歷山大潘恩的「公路」向來不孤獨，「家庭」才是他的戲劇軸心，與「繼承人生」相同，走上公路的不只是單獨個體，而是家人同行，雖然這個家庭的功能並不健全。伍迪是個長久酗酒，對兒子不負責任，事業人生一事無成的失敗父母。凱特則是整日咒罵嘮叨、怨天尤人，負面到極點母親。大哥羅斯表面雖是令人稱羨的媒體工作者，卻只是等待機會的二線主播。大衛銷售家庭劇院與電子器材的業務工作，只是為了糊口，缺乏生活目標的他，不敢對女友承諾婚姻。然而存在著各自問題的個體，反應的是這個不完美社會的眾生相，這個家庭其實並不特別。

無法辨識行銷手法，伍迪執意前往內布拉斯加領獎。無須解釋，伍迪老糊塗的現況與固執的性格鮮明形塑。大衛在路上找回出走的伍迪，對他說：「原來風雲人物在這裡，你跟警長說你要走路去內布拉斯加。」伍迪說：「對，去領我的一百萬。」大衛問他拿到一百萬要做什麼？伍迪回答：「換一台貨車，我還要一台壓縮機，我的還在艾德皮格蘭那邊。」

一意孤行的父親在大衛心目中的威權形象，使父子關係形成「你好，我不好」的強弱存在，大衛雖知內布拉斯拉只是徒勞無功的誘誀，然而父親的未竟目標，卻讓服從性格的他無法抗拒。而工作無成就、情感受挫，更讓他萌生暫時離開畢林斯的念頭，大衛在一念之間選擇陪同父親踏上一千五百公里的公路旅行。

潘恩以黑白取代彩色，一望無際的地平線，壓低的天際線，人與天、地形成共處的風景，在天地之間，個體不停的追尋自我定位與安身立命的歸屬。對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伍迪，這趟旅行並非往前走，而是回歸之旅，就像是遲暮老人對生命來時路的最後回顧。

當公路帶著大衛與伍迪漸行漸遠，大衛與父親的距離卻越來越近。中途因伍迪病倒，全家意外在家鄉霍桑團聚。滄海桑田，家鄉不復往日風景，不是繁榮而是蕭條，潘恩輕輕一筆滑過美國經濟不景氣對小鄉鎮的影響，貧窮與貪婪、貧窮與罪惡彷彿近鄰，昔日的親人、好友，人人皆處於生存至上的困境。一個垂垂老已，年輕人零落、消極，看不見希望的城鎮，人心因為貧窮失去美好容顏。

於是伍迪的百萬獎金，就像照妖鏡，照出了貧窮與貪婪的真相。因為一百萬，伍迪成為家鄉的英雄，然而「英雄」不是因為偉大而被擁戴，而是有利可圖，難堪的嘴臉反應了「貧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現實。為了分得一杯羮，軟硬兼施與伍迪攀親搭故。發現伍迪沒有中獎的真相之後，立刻翻臉冷嘲熱諷。無知與無情，道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無奈宿命。

揭開面具的真實卻翻轉大衛對失功能父親的認知，與父親舊愛佩格一席話，讓大衛了解父親不僅是個終日酗酒，一事無成的技工，更是個韓戰英雄，不只父親，一家三兄弟都曾叱咤戰場，然而解甲歸田成為酒鬼的真相，戳破戰爭英雄的假相，微弱的聲音卻是潘恩反戰的真誠呼喚。佩格告訴大衛，伍迪不善言辭，但個性和善，無法拒絕別人，因此總是讓人佔便宜。

為何獎金要買壓縮機，因為那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明明被好友強占，他卻更改記憶為「送給朋友」，長久扮演著「人善被人欺」的濫好人。對他人有情，付出的卻是不成功的事業、人生與無成就感。無價值的自我，無能為力對親密關係自信付出。大衛終於明白，昨日受害的原罪，讓父親成為他和羅斯人生加害者。

可是這樣的父親也想留點什麼給兒子，如果有獎金，一無所有的他就能買回壓縮機、卡車，彌補他對家庭的虧欠，也找回自我價值。

藉由父親舊愛佩格的回憶，大衛也發現了母親不為人知的一面，難以相處的母親，不加修飾的外表，怨天尤人的人生，相對在地方媒體發揮使命的佩格，母親與父親的婚姻真是匪夷所思。可是佩格卻承認輸給這樣的凱特，原來除去歲月的風塵，母親也曾有過美好青春。

於是當我們看到從開場到結尾不曾停止粗口惡言的凱特，卻在喬治農場當機立斷趨車離去，她的果斷與堅毅，象徵她對這個家庭守護的勇氣。而回家之前對病床上的伍迪深情一吻，更暗示她對這份苦多於樂、麻煩多於輕鬆的婚姻，不離不棄的忠貞。

也許父母不幸的婚姻，失功能的原生家庭，正是大衛害怕承諾女友諾薇兒的內在創傷，然而不確定是否適合婚姻的他，在成長的公路上，或許一步一步找到更有自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