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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2024/06/22 05:26:09瀏覽158|回應0|推薦3
Excerpt:《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書名: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2006/10/15

Excerpt
〈期待人文港大〉
——
對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演講

來到港大之前,我對港大一無所知。這份一無所知,屬於「台灣人對香港無知,香港人對台灣無知」的整體「無知」結構裏。為甚麼兩個華人社會,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關係如此密切,卻又如此疏遠,彼此努力漠視對方,是另一個話題。我想從我對港大的「發現」談起。
我的研究室在儀禮堂,緊鄰着梅堂,是兩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着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裏,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十九歲的張愛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裏。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
「冷血」的張愛玲]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裹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消息的時候,宿舍裏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满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我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説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鋭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悦……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萄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锐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她完全不動感情地錄下悲慘世界的圖像: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裹,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數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仿佛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二十四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裏,全部都埋伏了。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裏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
散步的朱光潛]

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着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着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閒空,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爬到山頂。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於我成了一種癮。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裏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凌淑華、卞之琳、林徽因、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裏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揉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三十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説,是港大的四年(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莫定了我這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一萬四千個港大學生裏,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裏,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菁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説,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瞭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瞭解,法律將只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瞭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脱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菁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
和認識呢?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説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甚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沈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


[兩個建議]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調查。它當然也應該包括醫學史、工程史、法學史,但是我想人文史是港大最受忽視的一環。一個完整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做好之後,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着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壤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裏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七日

〈朱光潛小徑〉

這個廳,其實很小,最多容六百人吧。一個紮馬尾的女生抓起一張椅子,正要收拾。一個衣褲垮垮的男學生,探頭進來,又匆匆走過。秋天的陽光從窗戶流入,照亮了地板,空氣裏有一種無所事事的慵懶。
沒有一塊牌子告訴我,這個閒散的廳,曾經發生過這樣意義重大的演講: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一個畢業了三十一年的老校友回母校,被年輕熱烈的港大學生用藤椅簇擁上了講台。他用英語回答一個問題:「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
一八八三年,十七歲的廣東香山少年來到香港求學,除了其間在廣州一年,他在香港讀了八年的書,畢業時二十六歲,人格的成熟和思想格局的定型,都在這山城發生。香山少年和長他幾歲的康有為同樣被殖民地的「秩序整齊,建築閎美」所震撼,回想家鄉的落後和混亂,開始思索一個糾纏中國知識分子幾個世紀的問題:「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青年康有為目睹香港「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而發憤西學,從讀書和學問着手。香山少年的抉擇卻令人意外,他竟然選擇動手。學校放假,他回家去勸家鄉父老修橋造路,父老苦說沒錢,少年就自己勞動,挖土推石,準備修路。沒想到鄰村反對,引出了土地,糾紛。
少年固執不棄,緊接着直接找上了縣長,請縣長協助他在假期中去義務勞動;縣長答應了,但是假期開始,縣長也換了,縣長的位子被別人用五萬元給「買」走了。
「我無復希望,只得回香港,由市政之研究進而為政治之研究。」
他以為鄉村固然政治腐敗,上層結構卻未必。於是試諸省政府,發現省政府比鄉政府更腐敗;「最後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於廣州,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愈齷齪。」
從不忍家鄉的落後而回鄉挑石鋪路,到不甘民族的落後而四海鼓吹革命,香山少年那關鍵的八年心路就在上環的老街山徑裏輾轉鋪陳;三十一年後,他回到他當年出發的地點,無比清晰地對下一代的少年交代了歷史深藏幽微之處。兩年之後,老了的香山少年去世。
也是在這個大廳,蕭伯納對學生「諄諄」告誠:大學裏教你的東西,太多是會讓你「誤入歧途」的,在校時必須記住,不記住畢不了業,但是最好一畢業就忘個乾淨,重新開始。
也是在這個大廳,胡適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接受了榮譽博士的學位。在胡適的推薦下,許地山來到這裏,很艱難地,試圖把人文的學風帶進港大。許地山去世之後,陳寅恪暫接他的工作,在公開講座裏談魏晉史,講《秦婦吟》。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在甲午戰爭時支持唐景崧和劉永福的抗日作戰,台灣割日以後絕望而北渡福建,帶着三歲大的許地山。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晚年不忍或不甘見日本的侵略,絕食而死。寅恪之妻是唐景崧的孫女。
離開陸佑堂,往山上走。山徑從一株巨大的老樟開始,林木蔥龍,野生九重葛在濃綠之中驚紅駭紫。這是二十年代朱光潛每天要走的山徑。多少年後,這山徑,朱光潛説,「最使我留戀。」再滑過二十年,女生張愛玲提着皮箱來到這裏,但是「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拉拉拍拍」像荷葉上的雨。」
站在山腰望遠,秋晚的天空清澄如洗,百年前想必是一樣顔色照人。歷史,像這眼前的山間小徑,深林裏千重迴旋,不知所之,不經意間卻又在某個轉彎的地方驀然交會。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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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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