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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2 05:05:00瀏覽97｜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蔡登山的《往事已蒼老》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66660 書名：往事已蒼老 作者：蔡登山 出版社：元尊文化 出版日期：1998/05/15 作者藉著半個多世紀的滄桑碎影，評點了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等人的成就。試圖從「生平文本」與「作品文本」的互文性，去逼近作家的真實生命。在「眾聲喧嘩」的多元解讀下，讓這些作家們長留身影。 【Excerpt】 〈凍滅與燒完〉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淸晨五時，魯迅悄悄地離開人世。據電影界、文學界、報界的前輩柯靈先生的現場報導，當天下午二時左右，明星影片公司為了紀念一代文豪的逝世，由歐陽予倩、程步高、姚克先生率領攝影人員到魯迅的寓所拍攝新聞影片。六十年後的今天，柯老依舊如數家珍地向我們述說這件往事，這或許是有關魯迅僅存的紀錄片，不過也是在他死後拍的，至於生前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恐怕只能從照片和相關文字中去捕捉了。 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在他的〈魯迅的印象〉中，引述曾是魯迅的朋友，後來又變爲情敵的高長虹的回憶說：「我初次同他談話的印象，不但和人們傳說中的魯迅不相同，也不像《吶喊》作者魯迅。」增田涉表示亦有同感，他說：「文章中看到的魯迅和直接對談的魯迅情況不一樣。沒有嚴厲的臉色或說話，常常發出輕鬆的幽默，笑嘻嘻的、胸無城府的人，和他一道相對著，我沒有感到過緊張。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和挖苦連影子都沒有，倒像個孩子式的天真的人。」而在魯迅的友人兼研究者馮雪峰的印象中，「魯迅先生對一切好的青年都不自覺地流露著「父愛」的感情的。」受魯迅提攜的青年作家蕭紅的回憶也有類似的印象。而蕭紅在人回憶魯迅先生ˋ中，更看到了「魯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增田涉則感受到「這時的魯迅是在月光裡……在月亮一樣明朗，但帶著悲涼的光輝裡，他注視著民族的將來。」這正如我們在《野草》中所看到的魯迅，那個在歷史荒原上發出受傷的狼般悽愴的嘷叫的「過客」，他明知前面沒有路，也要「跨進刺叢裡姑且走走」，都是魯迅靈魂深處的形象。而前後這兩種形象，都同樣具有眞實性，是魯迅思想、性格不同層次、不同側面的顯現，因此你可以感受「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孤憤，也可以細品「俯首甘爲孺子牛」的慈祥。 當然，不同時代、經歷、觀點的人們對魯迅的理解呈現了不同的魯迅形象和魯迅世界，但更主要的因素在於魯迅自身的複雜性，導致人們對他做出多元的解讀。學者汪暉指出魯迅精神結構中充滿了悖論：「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絕望；他相信歷史的進步，又相信歷史的「循環」；他獻身於民族的解放，又詛咒這樣的民族的滅亡；他無情地否定了舊生活，又無情地否定了舊生活的批判者——自我……魯迅以他全部的人格承擔了二十世紀中國面臨的無比複雜的問題，他以自身的複雜性證明了中國和世界的當代困境和抉擇的艱難。魯迅的深刻之處在於，他代表了所處時代的理想，卻又表達了對於這樣理想的困惑；換言之，他沒有試圖用簡單化的方式解決他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相反的，面對複雜的世界，他努力使自己變得「複雜」起來：既從世界，也從中國；既從民族，也從個人；既從理論，也從經驗；既從歷史，也從未來……把握這廣闊、深邃、變動的世界。一這或許可說是探索魯迅心靈首先該有的認知吧。 然而，世上知音有幾人？魯迅說過，他不輕易在作品中坦露自己的血肉，他說：「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於是在寫作中，魯迅「刪創些黑暗，裝點些歡容」，將悲觀意識和虛無情緒擠到潛意識的暗區。但是長久的壓抑畢竟太難忍受，於是我們獲得一次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機會，得以通過《野草》打開魯迅心靈的奥秘。 魯迅曾明白告訴別人，說他的哲學都包括在《野草》裡面，因此可以說，《野草》是魯迅對自己心靈深處的一次逼視。《野草》寫於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間的北京，七十年後的夏、秋之交我們來到北京阜成門外西三條胡同的魯迅故居拍攝外景。那是當年魯迅親自設計改建而成的一座小四合院，北屋由外間向北延伸出去一間平頂的灰棚，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老虎尾巴」。這間書屋雖然房頂低矮，形似「斗室」，然因北牆上部全是玻璃窗，既可看見大片碧藍的天空，又可透進充足的光源，因之雖僅方丈，但並不覺得悶促。窗外是個小小的後園，園正中有一口小井，周圍沿著三面牆根，栽植著幾株靑楊、花椒、臘梅和碧桃等。再向園外望去，聽說原有兩株鑽天的棗樹，但已被砍去了。《野草》中除了後兩篇和題辭之外，有二十一篇在這裡寫成。當時社會的黑暗、群衆的麻木和青年的消沉、軍閥的暴虐，「四面都是灰土」的氛圍，撞擊在冷酷的現實上的昔日遠大的抱負；加上臨歧徬徨的思想矛盾，和不斷前來糾纏折磨人的病魔，及文人學者耶造謠中傷的鬼蜮伎倆……這一切彼此交織，使魯迅的情感達到十分地激越、強烈，內心充滿劇烈衝突而到難以平復的狀態。苦悶、焦灼、激憤、哀痛、悲涼、孤獨、憎惡、徬徨、決絕，這些情緒彼此交揉在一起，相互加重和強化，使他覺得在那人生的戰場上，只剩散兵游勇，布不成陣，而他也只能「荷戟獨徬徨」了。 而魯迅對孤獨、寂寞、絕望、反抗、悲劇感等等心理狀態和現實際遇，有著充分的自覺，他不斷地自我深省、自我澄明。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又說：「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因此他對於一切事物和人生都比別人看得深刻尖銳，能從事物的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從事物的表面看到事物的裡層，甚至反面，於是在別人的狂熱中，他感到寒冷和凜冽。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又在與一位讀者談到《野草》中〈過客〉的主旨時，說：〈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所說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爲我以爲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魯迅既清醒地正視嚴峻的現實，又不簡單地服從客觀的因果必然律。哪怕寡不敵衆，也要「絕望的抗戰」；分明時處子夜，偏要「與黑暗搗亂」。 魯迅「反抗絕望」的精神，幾乎貫串著《野草》各篇，特別在〈希望〉、〈過客〉、〈死火〉中，表現得更爲明顯。在〈死火〉中，魯迅爲了喚得民衆的覺醒，他自我犧牲哈哈笑著墜入冰谷，為的是救出他們；但當他發現「庸衆」自己寧願忍受嚴寒，他曾想過，他又何必為救出他們而向冰車作自殺式的突擊呢？但魯迅畢竟是魯迅，他最後認為，留在冰谷，「我將凍滅」；走出冰谷，「我將燒完」。與其凍滅，不如燒完。學者王曉明認爲魯迅是「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而苦痛的原因相當複雜，但那種因為不能容忍現實的黑暗，就迫不及待地想改變現實的衝動，無疑是主因。這種「過於入世」，也是魯迅屢次承認自己太「峻急」了，但它也成就了魯迅獨特的形象。 走筆至此，我們彷彿看到「約莫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沉，黑鬚、亂髮，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赤足著破鞋」的「過客」，背著因襲的重擔，肩著黑暗的關門，帶著「反抗絕望」的悲壯形象迎面而來。但當我們定睛一看時，卻見魯迅的身影……。 （原刊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中央副刊） 〈尋路的人〉 梁實秋先生在回憶周作人的一篇文章中說道：「我在淸華讀書的時候，有一次代表淸華文學社進城到八道灣周寓，請他到清華講演。八道灣在西城，是名副其實的一條灣曲小巷。進門去，一個冷冷落落的院子，大半個院子積存著雨水，我想這就是「苦雨齋」命名的由來了。」一九九三年多，我們會兩度尋訪八道灣，在偌大的北京城，名叫八道灣的似乎不只一處，彎彎曲曲的胡同，別說是八道灣，甚至九道灣都有。而居民們還煞有介事地跟你講述著魯迅的事跡，當你聽出若干破綻時，那肯定是另一處八道灣了。我們是在第二次尋訪時才真正找到魯迅與周作人共同居住過的八道灣。殘破雜亂的景象，已看不出當年曾是三進六十三間房的情景，文化大革命後，它已經變成一個大雜院，隨意地破壞搭建更使得它面目全非。雖然魯迅曾在這裡住過幾年，但它並沒有像其他的「魯迅故居」，享有被整修維護、供人瞻仰的特權，因為更長的時間它是周作人的住所，周作人的「附逆」，連帶使它也蒙塵了。 在北京海淀區芙蓉里的一層公寓裡，我們見到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他光著頭，戴著高度近視眼鏡，上唇有一小撮髭鬚，十分酷似周作人。窄小的書房，不復有當年的陳設，但同樣仍是窗明几淨，沈尹默先生手書的「苦雨齋」三個字，依舊掛在牆上。喝著茶，聽著周豐一回憶往事，我們也跌入時間之流裡。彷彿又看見周作人坐在書桌前，翻閱《金枝》，吟詠俳句，寫他冷雋的雜文小品。 周作人比魯迅少四歲，早年和其兄魯迅東渡日本留學。他稟賦聰穎，精通日語、英語和古希臘文，中國古籍更是讀得很多。一九一一年回國以後，他也和許多人一樣深惡黑暗的社會現實，在風雷激盪的「五四」時期，他會一度以反封建的戰士形象出現於新文壇，借助翻譯和闡述的形式，將世界性的人文思潮引入鼎革之際的思想領域。他與魯迅並駕齊驅，被稱爲「周氏兄弟」。但歷史的遞進，卻使得周作人惘然於種種進退的矛盾中，在整個二○年代，他從「風口」踅回「苦雨齋」，一步一步地退隱到小我之中，歷史在他的筆下顯得如此令人絕望。他說：「巴枯寧說，歷史的唯一用處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後也不會有，將來舞台上所演的還是那幾齣戲……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爲曠古奇聞，以爲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漢之黨人、宋之太學生、明之東林，前例甚多，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門戶傾軋，驕兵悍將，流寇、外敵，其結果——總之不是文藝復興！」 這是周作人的「歷史循環論」，它起源於周作人自身經驗的多重幻滅，它既是對歷史（也就是現實）的抗議與譴責，又是意識到自身面對歷史的悲劇性循環而無可奈何、難有作爲的嘆息。但同樣痛感封建歷史的沉重因襲，魯迅是強化「絕望的抗爭」的衝動；周作人卻蒸發出一股消蝕鬥志的冷氣。魯迅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周作人卻是知其不可為就不爲。於是我們看到周作人卸下「戰士」的盔甲與桂冠，在「自己的園地」裡作著《雨天的書》、《苦茶隨筆》。他在《雨天的書》的序言中寫道：「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雖然「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鎭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他卻仍然期望自己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很懷念那種「田園詩的境界」。周作人的這種心緒，從某種角度卻也成就了他，因爲它會促使他透過草木蟲魚這些細微瑣事，開拓了更爲精緻的私人視野，並將所謂「閒適」的小品文推向了高峰。 周作人只願坐在樹蔭下閒話人生，他不想演戲，但命運卻安排他，在本世紀政治文化舞台，扮演一個「附逆」的尷尬角色，他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幫兇。論者指出，其所以如此者，由於失去儒家制衡的「個人主義」，相當致命地貽誤了他。舒蕪先生說：「他有一篇〈野草的俗名〉，全文是談紹興關於八種花草的土俗名，文章眞是寫得沖淡質素，無一點渣滓，無一絲煙火氣。此文收入《藥味集》，一查文末所署，原來是『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實在令人吃驚，那是什麼日子？那是蘆溝橋事變之後的一個月，日本侵略軍進占北平的前一天，身處危城中的周作人居然還寫得出這樣的文章，實在是太冷靜了、太可怕了，眞是『從血泊裡尋出閒適來』，完全證實了魯迅的關於小擺設能將人心磨得平滑的預言。」這種對國是民瘼的淡漠，在在印證他的「個人主義」。 周作人會自稱頭腦像一間「雜貨舖」：「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斑雜的思想常常使得周作人陷於無法解脫的「困境」中。 周作人說：「我是尋路的人……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著罷了。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地走著，看沿路景色，聽人家的談論，盡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那有甚麼關係？」其心境到此則已是「人死如燈滅」，一切都「無可無不可」了。 周作人一生，自稱是「壽則多辱」。北京學者張中行老先生針對這四個字說：「紹興周氏弟兄，二弟壽而長，兄不壽。先說壽的二弟，如果寫完五十自壽的打油詩，天不假以年，見了上帝，就不會有其後的出山，戴本不該戴的烏紗帽，住老虎橋監獄，易代後閉門思過，直到大風暴自天而降，受折磨而死。不壽的長兄呢，如果也壽，且不說八年的兵荒馬亂，易代之後會如何呢？那支筆，仍寫自由談嗎？還是學吉甫君，應時作誦呢？總之，會有些問題，我們想不明白。而不壽，則一切問題都灰飛煙滅，剩下的只是功成名就。」因此，假設周作人在八道灣客廳遭暗殺時，設若那銅扣沒有擋住子彈，我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著名詩句，「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造化弄人，讓尋路的人，臨歧徬徨！ （原刊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央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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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