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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1 06:23:34瀏覽136｜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劉紹銘的《西方殘照》 書名：西方殘照 作者：劉紹銘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1986/06/10（再版） 【Excerpt】 〈預言·寓言·一九八四〉 如果你沒有看過喬治．奥維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原名 Eric Arthur Blair）的小說『一九八四』，那麼今年除夕的意義，跟往年不會有什麼不同。過一年長一歲。即拿宇宙的年齢來講，一九八四只不過是較一九八三更接近地老天荒的極限而已。 但你如讀過此書，知道史密斯和朱麗亞等人的遭遇，那麼你可能自覆卷那天開始，心中就蒙上一層恐懼的陰影：既不想看到『一九八四』所預言的事情翻到眼前來，卻又明白這個年分早晚會降臨是不改的歷史事實。 以小說藝術而論小說，『一九八四』算不上偉大——這是西方論者以文字結構和人物深度的標準衡量過後下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以欣賞福樓拜爾或亨利．詹姆斯的眼光來看『一九八四』，那我們就辜負奥維爾的心血了。他自己這麼解釋過：「如果我生逢太平盛世，說不定我會措典麗之詞，作不夾個人感情而僅重白描之書。我可能連自己的政治愛憎也搞不清楚。可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不是昇平之局。這也是我不得不寫問題小說的理由。」 …… 奥維爾在印度出生，父親爲大英帝國的公務員。在貴族學校伊頓畢業後，家裏供不起他到牛津或劍橋去念大學。這對他打擊相當大，因爲他知道在他中學的朋友看來，他從此是「陌路人」了。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他追隨了父親的步伐：到印度去當「皇家警察」，後奉命調駐緬甸。 二十世紀初，英國人在南亞的霸權還沒有沒落。他們在殖民地上眞可說是君臨天下。奥維爾親自體察了在殖民地做順民是怎麼一回事後，就辭職回到英國去，決心從事寫作。五年當「皇家警察」經驗積聚下來的犯罪感，使他苦悶不堪。他童年時就已隱現的心態，此時更明朗化了：他是要替受壓迫的人說話的。 他第一本書『愁困巴黎倫敦』（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記的就是這兩個大城市的下層社會的生活。『到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前半部寫的，是不景氣中英國礦工和工人的悲慘命運。這是一本極不尋常的著作，因為一方面作者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資本主義貧富不均的現象和階級的異同，另一方面卻又是對當時英國社會主義者無視於工人實際問題的指責。此書充分表露了他的識見：在左派的理論鬥爭中，當權者永遠占上風。但最後不論鹿死誰手，本質都一樣：以暴易暴。 給奥維爾機會認識到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眞正面目的，卻是西班牙內戰。西班牙選出了左翼政府，大元帥法朗哥致力推翻。奥維爾覺得這是體驗「民主政制抗拒法西斯主義」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九三六年多他抵達西班牙的巴塞隆那（Barcelona），一個現在完全由「無產階級」統治的城市。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過的由工人當家的城市，」他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這麼追憶說：「除了少數女子和外國人，全城你找不到衣飾華麗的人。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穿工作服、藍工裝褲或一種變樣的軍裝。當日的情形，有許多地方我是不大了解的。有的地方我甚至感到厭惡。可是我馬上感覺到，這種新發展値得我賣命去維護。」 當日令奥維爾感到「呼吸著平等空氣」的因素，包括這些小節：他要給電梯操作人小費，而為經理制止；理髮店的椅子，都掛著牌子說理髮師再不是奴隸階級了。 他說要為維護新政而賣命，倒不是說著玩的。他參加了當地一個民兵單位，與法朗哥軍隊對抗，結果受重傷（子彈穿喉，幾乎致命）。在醫院養傷期間，局勢轉變得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原來西班牙政府中的共產黨把奥維爾認同的抗法朗哥激進分子列爲非法。獨立工人在卡特洛尼亞組織成大本營，顯然不是馬德里或莫斯科樂意看到的組織。 這一來奥維爾和他的戰友就被西班牙和歐洲的共產報紙目爲法西斯主義者和法朗哥僱用的殺手。巴塞隆那城內的清算鬥爭運動已開始了，因此他一出院就躲起來，找機會偷渡回英國。他這個體驗「民主經驗」的歷程，前後只有半年。 回到英國後，他每天閱讀報章上有關西班牙局勢的報導。這又是一次令他大開眼界的經驗，也直接影響了他最後一本小說『一九八四』的構思。原來報章所報導的，全是「歷史創作」。「那兒根本沒有放過一槍一彈的地方，報章上卻說『戰況慘烈』；那兒死人無算的，卻又一字不提。我親眼看到的英勇作戰的軍隊，被貶爲懦夫、叛國者；那些根本沒聞槍聲的人，卻被捧爲子虛烏有的『光榮戰役』的英雄。」 這種跡近大洋邦「眞理部」製造出來的新聞，令他擔心不已：「因為我覺得『客觀事實』這個基本觀念，已逐漸在世界中消失了。」 奥維爾決定以餘生制止這趨勢的曼延。值得注意的是，他口誅筆伐的對象不限於納粹、史太林主義者和一切認爲爲了「大原則」撒謊無害的人；他對近代哲學和文學所倡導的唯我論大感深惡痛絕。那種揭發現實不過是文字組織起來的大千世界的理論，無疑是爲獨裁者顛倒是非黑白的作爲鋪路。『一九八四』的口號中不是有「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和「無知就是力量」的說法麼？」 奧維爾堅信，要拆穿極權者瞞天過海的把戲，唯一可靠的法寶就是理性和常識。一個真是了解自由和奴役的分別的人，絕對不會接受「自由就是奴役」這種「矛盾統一」的說法。語言的煽動力，其破壞性不下於武器。奧維爾提醒他的讀者說，希特勒崛起德國政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就是因為他曉得操縱語言，打動民心。二次大戰前夕他就說過這種發人深省的話：「今天的專制政府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為其性質史無前例。這些政府將來結果如何，實難逆料。歷史上過去每一種暴政早晚終被推翻。最少也有人去抗暴。這是因為人性先天愛好自由的關係。可是我們再也不敢肯定『人性』是否永遠一成不變。……收音機、出版界的檢查制度、統一受理的教育方針和秘密警察之出現一非這種種事實已改變了我們對人性的假定。『羣衆意見』是過去二十年內才出現的一種科學，將來發展如何，現在誰也不曉得。」 由上面這些話看，我們也許可以下結論說，奥維爾對人類的前途，看法相當悲觀。更令我們擔心的是，他預言的極權手段，不少今天已擺在眼前，如封鎖新聞、改寫歷史、施酷刑迫使「罪犯」出賣親人朋友。這都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了。可是我們應分清楚一個事實，奥維爾的看法可能悲觀，但他捍衞自由的決心和做人的態度是積極的。『一九八四』是他一面咯血一面打字寫出來的作品。一個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的人，絕無此強烈的使命感。他死前要把這部著作留給我們，無非證明他對人類的前途並未絕望。在『到威根碼頭之路』中他肯定這個信念：「經濟上的不合理的現象，只要我們決定那一天要廢除，那一天就可以廢除。而且，只要我們有誠意，用的是那一種方法，倒無關重要了。」 看來奧維爾在這方面又顯得太樂觀了。不過我們卻可由此調整看奧維爾兩大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Animal Farm, 1945）和『一九八四』）的觀點，作寓言而非預言看。正如他自己所說，『一九八四』所描述的社會，不一定會降臨，但類似的事情，卻會發生，如果我們不採取及時措施的話。 怎樣去防止這種「類似的事情」發生？奥維爾寄望於文字。他認爲政治上的混亂，與文字的墮落有關。拿「大洋邦」的例子來看，這就是官定的強詞奪理。要是無知是力量的邏輯可以成立的話，那麼「不愛共產黨就等於反華」這種話，一樣可以言之成理了。 奧維爾寄望於文字以阻止「大洋邦」陰影之伸展，也實在是知識分子抗拒極權主義的唯一辦法了。爲了極明顯的理由，『一九八四』在中國大陸無中譯本。臺灣有譯本，雖然質素如何，因未過目，不得而知。爲了紀念這位作家，英美兩國明年將聯合發行十七卷的『奥維爾全集』。『一九八四』自一九四九年出版以來，譯成多種文字，單英文版已銷千萬册。 奧維爾的精神遺產對英美知識分子有多大影響？我想這不是可以用數字統計算得出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定有，因爲『一九八四』與卡夫卡的『審判』一樣，是本過目難忘的書。一本不忍一讀再讀的小說。搶新聞、爆黑幕是競爭劇烈的美國報界一貫作風，但揭露水門事件的兩位記者，說不定就是為了稟承奧維爾的精神而去捋虎鬚的。 在此意識來講，世界上多一個『一九八四』的讀者，就是多一個懂得在極權政府下生活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我們應該多多推廣奧維爾的小說。藉著他文字的感染力，我們才有撥亂反正的機會。只要我們還認識到「無知就是力量」實在是強姦了「知識是力量」演變出來的反話，那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一九八四』的社會還未出現。」 作為「反烏托邦」小說看，『一九八四』有許多前身。別的不說，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的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1932）就是個驚心動魄的好例子。 但如果你在兩書間要作一選擇，我建議你看『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年這一年中，如果你只有時間看一本書，就看『一九八四』。 如果有人要我列出十本改變我一生的書，我會毫不考慮的把『一九八四』算在裏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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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