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台灣物價飛騰，一日三市」，「米糖之鄉的臺灣竟然閙到米糖缺貨」，有些人指向當時政府官員「貪污腐敗」以及長官公署「控制台灣物價」［註1］和廢止「糧食配給」［註2］所致。

       其實，台灣光復之前，糧食缺乏情形就已經相當嚴重，除了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而徵用米糧加劇外，戰前末期和戰後初期，因「肥料短缺和空襲加上人工短少」［註3］（農民因躲避美軍轟炸，無法下田工作；壯丁又被徵召入伍而缺少耕作人力；戰後肥料仍然短缺，人力亦未迅即恢復），以致稻米產量減少、「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註4］、「各地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操縦」［註5、6、7］以及各地走私猖獗，不僅「官商勾結」［註8］，地方首長走私謀利［註9］，甚至台灣大學電氣工程學系四年級的學生也加入走私行列［註10］，堪稱天下奇聞。

        綜合上述，可知二二八前後糧食缺乏，米價暴漲的因素甚多，從戰前戰後稻米嚴重減產和吳濁流先生大作《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二書所描述當時尚滯台未歸之日本人的「困境」［註2、4］，即可知道禍首是「戰爭」，而非所謂的「貪官污吏」和「經濟統制」［註11、12］！

［註1］：〈長官公署在控制台灣物價上，故意抬高台灣本土產品的價格以減少市面上的消費量，例如米一擔在上海賣2,000元台幣，台灣要價4,000元，一斤鹽在上海是6元台幣，在台灣要15元台幣，這種被當作「公開削價和掠奪」的政策，從陳儀政府角度卻仍引以爲傲，其間國民黨藉口內戰的需要，任意限制物價、無償借調物資，派糧食徵購隊到農村以低價徵購糧食，終於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拼圖二二八》第072頁第六行）

［註2］：〈正在崩潰的糧食配給制度，在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由長官公署正式公布廢止。一廢止米就成為自由買賣了，於是當時的「黑市價格」一斤十五元的米就驟然漲到二十元了⋯⋯。隔壁那位（日本）太太聽到這消息後，流著眼淚十分淒涼地說以後不知要怎麼辦。對這情景我也湧上了憐憫之心。〉（《無花果》第162頁第七行）

［註3］：〈（台灣光復前）不過在這當兒，糧食缺乏情形益形嚴重，人們比解放的事更受窘於三餐，只有拼命地去找黑市物資。我的故鄉是稻米產地，即令大旱或大颱風，減產絕少超過三成，而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的第二季稻作卻因肥料短缺和空襲加上人工短少，減產竟然超過五成以上。不管情形如何，軍方的供米要求是一樣的。〉（《台灣連翹》第146頁第一一行）

［註4］：〈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弊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而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先是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最先發出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臺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新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剌激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們立即跌入生活的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外出工作，小孩子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子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無花果》第142頁第一行）

［註5］：〈二月初的台灣各地已經閙著米荒，台北街頭出現一份「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團」的油印傳單，內容寫著：「半月來本省米價隨風狂漲由十二、三、四元一斤突破三十元大關。民食所繫，（影）響及我無產界（階段），生活頓受威脅，而起恐慌，本省為產米巨區，本省所產米量，不僅供全台消費有餘，且可輸出外地，絕非糧慌之因，純乃各地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操縱之故。⋯。本團為生活之驅使，為全台民眾之生命爭鬥，⋯，決定於3日後，率導民眾實行搶米運動，並制裁囤集魁酋，⋯中華民國36年2月2日。」（《拼圖二二八》第073頁第一〇行）

［註6］：〈二月中旬，由於保證臺幣砂糖五十萬噸以及煤炭幾十萬噸運往上海的消息傳來，所以米價在一天當中就漲了兩三次。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奸商囤積所致。不管怎樣，米突然不易買到是事實。市民紛紛責備起來，於是市民代表就向市長陳情。那麼社會在這種氣氛中，突然起了很大的事件了。〉（《無花果》第192頁第一一行）

［註7］：〈（三月三日）回到報社，聽外勤記者說，米大暴漲了，報出一斤六十一元的驚人價格。據說是因為交通的關係，米沒有運到台北所致。〉（《無花果》第199頁第四行）

［註8］：〈戰後，臺灣物價飛騰，一日三市。官商勾結，米糖大量流往中國大陸，米糖之鄉的臺灣竟然閙到米糖缺貨。官吏公然貪污，百姓生活困苦。為了追查走私，王育霖到新竹港口的船頭行捉走私，把涉案七、八個人全部關起來。有人送好多錢到我家，拜託王育霖通融，手下留情。結果王育霖對他們大吼，說：「把錢拿回去，否則我統統扔出去。」〉（《臺北南港二二八》第一三九頁第2行）

［註9］：〈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歪哥」，他說日本人走後，很多人沒有米可以吃，有些人囤積米糧，要查辦，就下令農家只能留定額的米穀，餘糧都得交出充公，結果他米偷偷用船載離台灣不知道要運到哪裡去。搞得大家沒飯可吃，三餐只能吃番薯簽摻飯，鍋子打開只見番薯，飯粒只有兩三粒。這件事情被我姑丈（張七郎）知道了，就去找張文成，硬生生地逼他把開到蘇澳去的大船駛回花蓮來，就這樣得罪了縣長。〉（《花蓮鳯林二二八》第一五三頁第9行）

［註10］：〈戰後初期，他（台灣大學電氣工程學系四年級學生林麗鏘）跟我（林麗鏘的大姐林麗珊）說，想在城內開書店。我先生（陳俊謙）拿了四萬元給他，賣一些思想方面的書，但是沒多久就被查封關門，當時我先生還擔心會不會有事情。寒假時，麗鏘又跟我說，他想運米到琉球賣，賺些錢，不用一直跟我伸手要錢。於是我先生拿了二十萬元給他，買了一噸米約三百包，裝滿一船運到琉球，沒多久，不知道為什麼，人跑回來，米卻丟在那邊。〉（《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四三頁第3行）

［註11］：〈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是經濟統制政策，也就是物資管制、金融壟斷、物品專賣，然其後果卻造成人民失業與飢餓的民主痛苦之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028頁第一行）

［註12］：〈再加上部份物資如糖、米等大量輸往中國，造成臺灣島內可用物資因而大為短缺。其中以米糧的不足最為顯著，亦間接促使物價上漲。⋯⋯。隨著物價暴漲，引起社會不安，尤以米價問題影響層面最大，因此緊接而來的即是米荒與飢餓問題。起初，米價開始上漲時，長官公署為了平息民怨，除採取限制米價及拋售存糧，又以每人每週僅配給兩公兩應急，但仍無濟於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032頁第五行至第033頁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