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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25 21:36:23瀏覽37｜回應0｜推薦0 | |
〈日本毒化教育〉
前台灣名文學作家吳濁流先生的大作《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是最早提到二二八事件，以及事件前後台灣社會狀況的兩本書籍。這兩本書的內容大多是吳濁流先生個人的「直覺」或「主觀」的看法，但是一直以來經常被若干政客或學者引據，用以詆毀陳儀政府「貪官污吏」和國軍「紀律敗壞」，而幾乎成為論述二二八事件不可或缺的「聖經」。
吳濁流先生在《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二書中提到，光復後政府未起用台灣人，是因外省人認為台灣人受到「日本毒化教育」，「非接受再教育與訓練便不能用」。其說法如下：
1)、「各機關接收以後，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於原來的位置。因此，對工作、環境詳細的本省人居於下位而不諳工作的外省人卻悉數居於上位，於是就蘊育了很大的矛盾。這樣一來，政令的推行就無法順利。那麼，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上，毫無顧忌地把嫉妬表露出來，而外省人又抱著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謂「官官相護」，互相維護的關係，自然會懷有優越感而去輕視本省人了。不但這樣，還為了保守自己的特權而提出本省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需再教育再訓練的謬論，於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門戶緊緊關閉。對這一點，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對於奴化教育有關的問題發生過很大的爭論，而在報紙上甲論乙駁，沒有休止地爭論著。」（《無花果》第153頁第四行）
2)、「政府對這些海外歸來的失業青年沒有設法救濟，相反的指摘為奴化教育之弊產生的結果，於是越加刺激了本省人的感情了。率直的說，使本省人遭受到侮辱的感覺了。由這種副作用引起本省人「排外」的情緒，於是譏諷外省人叫「豬」。豬，就是只知睡覺和吃而什麼也不會幹的意思。同樣是中國人，但彼此在互相駡奴化、駡豬，簡直像小孩的吵架事件一樣。被駡為豬而忍受不了的外省人中，連身為教育處長的也參加了這個圈子，在三月二十日的《新生報》上叫喊：若外省人是豬，那麼台灣人的祖先為何物？像這樣爭論一直繼續到翌年的二月。」（《無花果》第165頁第一四行）
3)、「由於對抗戰勝利有功，從重慶回來的臺灣人頓成英雄受到重用，於是黃朝琴、謝東閔、劉啓光分別被任命為臺北市長、高雄縣長、新竹市長。另外，長官公署各處副處長中有若干位，以及物資局副局長，也起用了重慶歸客的本省人。可是落選的重慶歸客兼本省抗日英雄對此却甚為不服。政府不起用臺灣人，是藉口本地臺灣人受到奴化教育，大肆宣傳臺灣人非接受再教育與訓練便不能用。於是分成內台兩派，展開有關奴化教育的論戰。臺灣人這邊認為這是外省人有意的污辱，甲論乙駁，大家爭論個沒完。關於這個問題，我在訪問當時的臺灣省國民黨部主任李翼中的時候，私下地詢問其意見。因為他和我同是客家人，所以頗能開誠佈公。他雖然不以為奴化，不過只因害怕共產黨，所以還是非訓練兩三年，恐怕不能起用。聽了這番話，我真是失望透了。」（《台灣連翹》第157頁第一O行至第158頁第二行）
4)、「以上的半山三派組織了台灣文化委員會，黃朝琴、劉啓光、游彌堅、連震東等人還為了奴化教育問題而到全島去巡迴演講，和外省人一起攻擊批評本省人，普受地方的知識階級反感。本省人利用新生報日文版予以反擊，是項論戰一直繼續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台灣連翹》第196頁第一行）
其實，台灣人受到「日本毒化教育」，不是有無，而是輕重程度的問題。228受難者林茂生之子林宗義教授於民國85年1月8日接受訪問時曾說：
「一九二五年春天起，父親（林茂生）奔走全島，深入民間，到處演講，喚起臺灣人對日本奴化教育的認識，以及臺灣人在自由環境下接受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詳請參閱《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七頁第7行）由此可見「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是事實，並非虛構或誇大，當時陳儀主張「加強國語、國文、公民、史地教育，改造台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國化；對於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務、訓導主任及語言史地等教員，須盡量選用外省人之優良者。」應是正確且正當。
事實上，台灣光復後政府未能立即並大量起用台灣人，主要原因是台灣人受日本教育，說寫國語文的能力不足，加上對本省人的認識不深，又「害怕共產黨」，而且未迅即建立考用制度所致，而不得不暫時派用具有任用資格的外省籍人士。從吳濁流本人毛遂自薦進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服務，自稱「我對普通的中文還可以𢤦個大概，可是官衙的公文與種種習慣卻一竅不通」［註］，即可知其大概。
［註］：「有個朋友頻頻勸正在賦閒的我到社會處工作社會處長李翼中，和我同樣是客家人。二二八事件時，李翼中守正不阿，還跑到南京去向中央報告了陳儀失政的真相。我覺得此人倒可信賴。我在當記者時就認識他，因而直接去見他，請他幫忙。他一口答應。⋯⋯，我被委派為科員，成了秘書室的一員，與主任秘書一起辦公。此室除了主任秘書外，有一位專門委員，其餘就是科員、辦事員、工友，幾乎都是客籍，是以前在省黨部的人，只有我一個不是國民黨。本省人科員，我以外只有在第三科第四科各一人而已。我對普通的中文還可以𢤦個大概，可是官衙的公文與種種習慣卻一竅不通。在我那個單位裏有個姓劉的青年，是空軍出身，曾在文化工作隊工作。這人很親切，事事都很肯指導我，，給了我很多方便。只是差不多無公可辦，非常空閒。⋯。我只好利用餘暇，寫了形形色色的稿子，投寄新生報和雜誌。」（《台灣連翹》第210頁等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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