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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4 15:26:24瀏覽427｜回應0｜推薦2 | |
〈奸黨與臺灣獨立〉
《拼圖二二八》作者陳儀深教授
一再堅持他的研究結論，認為「對於二二八初期暴動的原因，說成是共產黨策動，是沒有根據的」［註1］，
並且像是中共代言人，辯稱：
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註4］「當時中共黨員僅約五十名左右，最多不超過一百名，力量微不足道，而主要六個負責人蔡前，既估測不可能發生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也就不可能事前進行策劃。」［註2、3］，甚至認為「
同樣的，
《重構二二八》作者陳翠蓮教授也說：「（美國駐臺北）
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或「
是中國政府以共產黨為藉口，推卸責任」。 但是，從陳翠蓮教授考證並引據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等情治機關資料可知，
「警備總部統籌指揮警總調查室、憲兵第四團、長官公署警務處擔任積極防諜勤務，並賦予各部隊和地方機關以地域性質的防諜任務，協力對「敵性諜報組織（奸黨）予以嚴密偵查、監視破壞行動」［註6］、「延安近電飭（有）關東南奸匪赴臺徵求同志，建立臺基地」、「中國共產黨直屬臺灣工作團團長章叔（土字邊）已於三月入臺，積極活動，其幹部大多打入行政長官公署擔任文教工作」［註7］
名單計有一一八名。⋯
、「『人民協會』、『民主會』等均是共產黨分子潛伏在內活動，雖經該團體曾令其改散，可是顯然散布各地秘密活動」［註8］、「中國共產黨已調動中國各地、南洋、海南島之黨員，以各種名目進入臺灣，入臺之中共分子多具國民黨員、青年團員身分，並盡可能打入政府機關、部隊中，爭取人事經理、秘書處等重要職位做為掩護，流動工作者則多以推行國語、經營商業為掩護，並有大批奸偽分子進入文教機關，接近民眾，爭取青年，為赤化臺灣之最重要舉措」［註9］、「
至一九四七年初，警務處已製作完成〈各縣市奸黨分子名册〉。名册中，⋯⋯，
，
當局所監視的黑名單分子有幾種類：1. 大部分是日治時期參加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新文協、黑色青年聯盟等左翼人士，如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王萬得、連溫卿、楊逵、葉陶、簡吉、周合源、陳崁等，其中部分人士在戰後初期重新組織了臺灣人民協會、臺灣農民協會，頗有復甦情形。2. 戰後來自中國的人士，較為知名者如基隆中學訓育主任戴樂志、教務主任毛伯才、廣播劇作家宋非我等。3. 戰後批評政府之本土活躍人士，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高雄市參議員楊金虎、屏東縣參議員顏石吉等人。4. 官方人士，如新竹縣長劉啓光赫然進入黑名單。⋯。5.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來臺發展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主要負責人蔡孝乾（化名蔡前）及幹部陳潔，也被監視。⋯⋯顯然特務機關已掌握戰後共產黨進入臺灣情形」［註10］，以及「
等，可知「
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及
當時警備總部、憲兵第四團、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以及各縣市警察局針對所謂的「奸黨」就已嚴密偵防，並造具
〈各縣市奸黨分子名册〉，因此陳儀深教授所稱「
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以及
陳翠蓮教授所稱「
再者，雖然
「OSS小組
情報指出，
臺灣人不被當作日本人，返鄉路迢迢；美方默許中國政府沒收日產充作賠償，此時臺灣人財產則被當作日產一般，遭到剝奪」［註13］、「
國府軍隊搶劫等紀律敗壞、官員貪污、走私等腐敗情形，加上糧食短缺、物價上漲使臺灣快速進入混亂狀態，臺灣民眾痛苦日增，陳儀政府如同日本殖民政府一樣將本地人排除在政府職位之外，也使民眾對新政府的不滿，厭惡情緒愈來愈升高。美國駐臺北領事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政情報告報告說明臺灣產業停滯、食物短缺、公共衛生崩解等問題，並提出警語（在六個月內發生人民暴動並非不可能）
［註12］、「將本地人排除在政府職位之外」［註14］和「
（臺灣人）
被禁止從事政府支持以外的政治活動」（註15］等，
但是當時「走私」猖獗、「糧食短缺」、「物價上漲」、「
產業停滯」、「食物短缺」和「公共衛生崩解」等問題，
主要
是日本發動戰爭所帶來的惡果和苦難，絕非全因「
國府軍隊搶劫等紀律敗壞、官員貪污」所致。至於
「
臺灣人不被當作日本人，返鄉路迢迢」，乃因政府抗日八年，民窮財盡，又甫還都南京，全心致力重建，真可謂心有餘力不足，因此有關日軍、日僑遣返和台胞返鄕工作，不得不倚賴美國的協助與安排
；所稱
「美方默許中國政府沒收日產充作賠償，此時臺灣人財產則被當作日產一般，遭到剝奪」，並不完全正確，實則「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核定〈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其中規定：3. 朝鮮或臺灣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本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助日人逃避物資、或無其他罪刑者，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
」［註17］，而有關
「
將本地人排除在政府職位之外」乙節，事實是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之初，陳儀等高層對於省籍人士何者賢能，仍未熟識且不易分辨，又因戰前臺胞接受日本教育，多數不諳我國語文，又未經考試取得公教人員任用資格之故，但是當時長官公署曾不遺餘力，多次舉辦各種短期訓練，以協助臺籍在職人員取得任用資格，另光復不久後即施行省暨縣市參議會選舉，使省籍菁英直接參與地方政府決策，此等都是不能否認之事實。
此外，
一九四六年元月，OSS小組提出〈臺北報告書〉（A Report on Formosa （Taiwan）：Japanese Integence and Related Subjects），「總結他們在臺灣進行的情報調查工作，其中包括對臺灣菁英政治態度訪談調查，報告中指出，受訪的臺灣重要人士並未主張獨立，但希望臺灣不被中國當成殖民地統治，在做中國為中國一省的同時，應該保有高度的自治權。三月，OSS小組離臺前所發出的情報清楚呈現他們對當臺灣社會的看法法：⋯⋯。儘管臺灣人對陳儀集團嚴厲批評判，卻認為臺灣仍須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相信陳儀必須被撤換，臺灣人期待自己組成政府，知道本地習俗、講相同的語言，而不是只想謀取個人的利益。」［註16］，儘管「
美國在臺北領事館的臺灣情勢報告，看法與OSS小組十分接近，例如：有一些公開的談論，主張用武力行動與當前臺灣的政府對抗。但這些行動不能被銓釋為「獨立」運動，而是排除努力（努力排除？）現有政府，以促使中央政府派來更好的代表、在島上的政府中任用臺灣漢人。⋯⋯臺灣漢人的政治態度可以總結說，他們期望在民主的中國的架構下充分參與他們自己的臺灣省的政府，並且能夠在中央政府有臺灣漢人的省籍代表。必須強調的是對現有地方政府的反對，並不會擴張成對中央的不忠，對中國的忠誠來自强調血緣文化的基礎，但（臺灣人）抱著不確實的期望，希望中央政府會撤換陳儀當局，代之以真正關心臺灣利益的政府。」［註18］但是「主張用武力行動與當前臺灣的政府對抗」，即使「這些行動不能被銓釋為『獨立』運動」，然而
「著手」打殺無辜外省籍公務人員和同胞、侵犯佔領官署和倉庫、攻擊軍事基地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枝和砲彈，已嚴重違反法律規定，並
破壞治安秩序，
正如一九九二年洛杉磯發生暴動，美國聯邦政府回應加利佛尼亞州政府的要求，立即派兵前往協助敉平暴動，誰曾說不宜不法？
二二八暴動發生至今已近七十又六年，官方和民間的相關文件幾已經可以全部解密揭露，其真相應該已是大白，但是若干政黨、學者或個人，基於政黨利害、或個人情仇恩怨、或個別認知偏見，則有不同的解讀，或故意予以扭曲［註19］。非常感謝陳翠蓮教授努力從事相關的考證，並揭露了許多寶貴的史料，雖然她對這些史料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史料既經揭露，但願各黨！各界，有和各位都能放棄成見，並本於良知相互切磋辯證，早日還原真相，以慰在是次暴動中無辜受難的亡魂！
［註1］：〈綜合上述，可知對於二二八初期暴動的原因，說成是共產黨策動，是沒有根據的。即使是努力建構共產黨與二二八關連性的蘇新，也必須承認：「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自發性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誰也沒有預料到，國民黨到台灣一年半就發生這種大規模的反蔣鬥爭。」吾人固然不難發現個別舊台共成員與中共在台地下組織介入、參與二二八事件，但那是第二階段的事情，吾人不能據而認定事件係「共產黨」的策動，⋯。〉（《拼圖二二八》第070頁第三行） ［註2］：〈再就中共而言，當時中共黨員僅約五十名左右，最多不超過一百名，力量微不足道，而主要六個負責人蔡前，既估測不可能發生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也就不可能事前進行策劃。〉（《拼圖二二八》第067頁第三行） ［註3］：〈事實上戰後初期不論台共或中共在台灣都是勢單力薄，據當事人估計「時中共黨員僅50名左右，最多不超過100名，力量微不足道」，「不可能事先進行策劃」，「由於事件屬於突發性，且形勢發展迅速，黨員各自臨機應變，憑自己的判斷進行活動」。當時亦有冷靜的情治人員指出：「過去日本在台亦嚴禁共黨活動，⋯故台人對中共實少認識也；此次事變確非出自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分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拼圖二二八》第228頁第四行）
［註4］：〈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拼圖二二八》第227頁第一〇行）
［註5］：〈其次，美方特別關注共產黨在臺灣的活動，但領事館觀察發現，臺灣民眾對陳儀政府的不滿，並非共產黨煽動，臺灣沒有什麼共產黨活動，反而是中國政府以共產黨為藉口，推卸責任：在臺灣最初對當局的反抗是因為基於反陳儀的動機，但這些潛在情勢並非中國共產黨所造成，之所以形成趨勢，是當前受剝奪的臺灣漢人所感受到不公平的苦難與煎熬而致。若干行政長官公署官員主動透露給領事館消息說，有一兩千個中國共產黨員潛入臺灣，但已被政府監視。這個消息値得懷疑，且並未獲得其他管道證實，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官員費了力氣（有）意讓美國注意此一報告，背後是否有官方的目的，這將有助於長官公署，一旦施政受到批評，將可以共產黨陰謀煽動的理由而化解。〉（《重構二二八》第122頁第七行）
［註6］：〈警備總部統籌指揮警總調查室、憲兵第四團、長官公署警務處擔任積極防諜勤務，並賦予各部隊和地方機關以地域性質的防諜任務，協力對「敵性諜報組織（奸黨）予以嚴密偵查、監視破壞行動」，注意重點包括：嚴加調查潛伏日僑、留用日人之思想，偵查監視奸黨及一切反動組織，調查與集中管訓地痞流氓浪人、御用紳士，搜捕檢查不法電臺。簡而言之，警備總部不只透過保密局布線滲透，並可指揮憲兵與警察，分工合作監視臺灣社會。〉（《重構二二八》第154頁第三行）
［註7］：〈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國共產黨派出蔡孝乾、張志忠等來臺發展組織。警備總司部於此時轉發中央電文，訓令各縣市警察局：「據報延安近電飭（有）關東南奸匪赴臺徵求同志，建立臺基地等情，希嚴密防範。」六月，又轉發京滬衛戍總司令部電文給各警察局，謂中國共產黨直屬臺灣工作團團長章叔（土字邊）已於三月入臺，積極活動，其幹部大多打入行政長官公署擔任文教工作。以後，對各類消息，風吹草動，莫不嚴密監控。〉（《重構二二八》第154頁第九行）
［註8］：〈同時，警務處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共產黨分子也格外留意。例如，臺中縣警察局即提出報告：查臺省在日治統治下豫審終結決定共產分子尚屬不少，自日本投降後，此輩分子又又如雨後春筍組織各種名義團體，如「人民協會」、「民主會」等均是共產黨分子潛伏在內活動，雖經該團體曾令其改散，可是顯然散布各地秘密活動。⋯⋯。由於警備總部和警務處認為，臺中一帶「奸黨」活動最為激烈，便將該地區奸黨人物生平略歷造册，飭令切實偵防，隨時具報。被特務機關盯上的臺中地區「奸黨人士」包括謝雪紅、張信義、高兩貴、顏春福：尤世景、何鑾旗、楊肇嘉等人。〉（《重構二二八》第154頁第一四行）
［註9］：〈同年十一月，警備總部調查室作成〈中共對臺陰策略〉，指中國共產黨已調動中國各地、南洋、海南島之黨員，以各種名目進入臺灣，入臺之中共分子多具國民黨員、青年團員身分，並盡可能打入政府機關、部隊中，爭取人事經理、秘書處等重要職位做為掩護，流動工作者則多以推行國語、經營商業為掩護，並有大批奸偽分子進入文教機關，接近民眾，爭取青年，為赤化臺灣之最重要舉措。因此，警總調查室擬訂〈各縣市警察機關防治奸偽應注意事項〉，要求派遣精幹刑警、警察打入社會各階層，或吸收各機關團體青年負責嚴密考察該單位分子思想，隨時與警務處密切連絡。〉（《重構二二八》第155頁第九行） ［註10］：〈在警備總部調查室指揮下，至一九四七年初，警務處已製作完成〈各縣市奸黨分子名册〉。名册中，⋯，名單計有一一八名。根據此一檔案可以發現，當局所監視的黑名單分子有幾種類：1. 大部分是日治時期參加農民組合、臺灣共產黨、新文協、黑色青年聯盟等左翼人士，如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王萬得、連溫卿、楊逵、葉陶、簡吉、周合源、陳崁等，其中部分人士在戰後初期重新組織了臺灣人民協會、臺灣農民協會，頗有復甦情形。2. 戰後來自中國的人士，較為知名者如基隆中學訓育主任戴樂志、教務主任毛伯才、廣播劇作家宋非我等。3. 戰後批評政府之本土活躍人士，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高雄市參議員楊金虎、屏東縣參議員顏石吉等人。4. 官方人士，如新竹縣長劉啓光赫然進入黑名單。⋯。5.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來臺發展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主要負責人蔡孝乾（化民蔡前）及幹部陳潔，也被監視。⋯⋯顯然特務機關已掌握戰後共產黨進入臺灣情形。〉（《重構二二八》第156頁第二行）
［註11］：〈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所截獲的軍統臺灣情報指出，國府軍隊與官員在臺灣的非法逮捕與壓榨掠奪，已引起臺灣人的反對與不滿。情報中認為：愈來愈多本地台灣人反對政府，要求臺灣自中國獨立出來。臺灣人聲稱中國官員殖民臺灣，而非解放臺灣。⋯中國共產黨利用此一情勢，支持本地人「反對壓榨的新主人」，來自福建的共產黨人數相當可觀，持續在此地製造衝突事件。⋯⋯美國軍隊、平民團體、與觀察者同情臺灣人，並支持分離運動。有一位美國人說：「一旦向杜魯門要求，組織一個負責而民主的地方政府，臺灣人終究會得到獨立。」〉（《重構二二八》第158頁第九行）
［註12］：〈島上的美國人見證了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在臺統治情形。OSS小組情報指出，國府軍隊搶劫等紀律敗壞、官員貪污、走私等腐敗情形，加上糧食短缺、物價上漲使臺灣快速進入混亂狀態，臺灣民眾痛苦日增，陳儀政府如同日本殖民政府一樣將本地人排除在政府職位之外，也使民眾對新政府的不滿，厭惡情緒愈來愈升高。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的政情報告亦然。一九四六年三月的報告中，說明臺灣產業停滯、食物短缺、公共衛生崩解等問題，並提出警語：大多數臺灣漢人（Formosa-Chinese，以下略）曾經熱切期盼回到中國，期望與中國公民一樣受到完全公平的待對待，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無知，一如中國對臺灣的無知，臺灣人被排除在新政府重要職位之外，經濟上受掠奪，並被公開指稱是落伍，無法承擔責任。對於這情況，臺漢人正形成強烈的反應。在六個月內發生人民暴動並非不可能。〉（《重構二二八》第121頁第 一二行）
［註13］：〈戰後美中合作占領下，臺灣狀態相當曖昧。一方面，中國政府貫徹美國的對日政策，優先遣返日軍日僑，此時臺灣人不被當作日本人，返鄉路迢迢；美方默許中國政府沒收日產充作賠償，此時臺灣人財產則被當作日產一般，遭到剝奪。另方面，對於臺灣人國籍問題美中雙方看法不一，美國主張和平條約簽訂前，臺灣人仍具日本國籍，在日臺灣人需受日本法律管轄；中國政府卻逕自宣布臺灣人恢復中國國籍，並進行漢奸懲治，追究戰前臺灣人對中國的政治忠誠，臺灣人受到多重法律的制約。臺灣人有時被視為日本人，有時被當作中國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國人，種種矛盾複雜的現象，使臺灣人對財產的處置、現實境遇到身分認同，都面臨極大的痛苦。〉（《重構二二八》第126頁第一行）
［註14］：
〈
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的政情報告亦然。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報告中，說明臺灣產業停滯、食物短缺、公共衛生崩解等問題，並提出警語：大多數臺灣漢人（Formosa-Chinese，以下略）曾經熱切期盼回到中國，期望與中國公民一樣受到完全公平的待對待，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無知，一如中國對臺灣的無知，臺灣人被排除在新政府重要職位之外，經濟上受掠奪，並被公開指稱是落伍，無法承擔責任。對於這情況，臺漢人正形成強烈的反應。在六個月內發生人民暴動並非不可能。〉（《重構二二八》第122頁第 一行）
［註15］：
〈三月，OSS小組離臺前所發出的情報清楚呈現他們對當臺灣社會的看法法：臺灣人（Firmosan）說日本人遠比中國人有效率，他們也不滿被禁止從事政府支持以外的政治活動。儘管臺灣人對陳儀集團嚴厲批評判，卻認為臺灣仍須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相信陳儀必須被撤換，臺灣人期待自己組成政府，知道本地習俗、講相同的語言，而不是只想謀取個人的利益。⋯⋯戰爭結束時，臺灣人因為種族情結與對民主的期望，很高興回到中國，但因為食物不足情形、搶劫增加、禁止本土社團反中情感十分強烈。因為嚴苛的中國法律，臺灣現在並無共產黨活動，也沒有任何政治活動，人們對於做中國一省的前途感到悲觀。〉（《重構二二八》第124頁第七行）
［註16］：
〈一九四六年元月，OSS小組提出𡿨臺北報告書〉（A Report on Formosa （Taiwan）：Japanese Integence and Related Subjects），總結他們在臺灣進行的情報調查工作，其中包括對臺灣菁英政治態度訪談調查，報告中指出，受訪的臺灣重要人士並未主張獨立，但希望臺灣不被中國當成殖民地統治，在做中國為中國一省的同時，應該保有高度的自治權。三月，OSS小組離臺前所發出的情報清楚呈現他們對當臺灣社會的看法法：臺灣人（Firmosan）說日本人遠比中國人有效率，他們也不滿被禁止從事政府支持以外的政治活動。儘管臺灣人對陳儀集團嚴厲批評判，卻認為臺灣仍須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相信陳儀必須被撤換，臺灣人期待自己組成政府，知道本地習俗、講相同的語言，而不是只想謀取個人的利益。⋯⋯戰爭結束時，臺灣人因為種族情結與對民主的期望，很高興回到中國，但因為食物不足情形、搶劫增加、禁止本土社團反中情感十分強烈。因為嚴苛的中國法律，臺灣現在並無共產黨活動，也沒有任何政治活動，人們對於做中國一省的前途感到悲觀。〉（《重構二二八》第124頁第四行）
［註17］：〈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核定〈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其中規定：3. 朝鮮或臺灣凡能提出確實籍貫證明，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或憑藉日本勢力凌害本國人民、或幫助日人逃避物資、或無其他罪刑者，其私產呈報行政院核定，予以發還。〉
（《重構二二八》第100頁第八行）
［註18］：〈美國在臺北領事館的臺灣情勢報告，看法與OSS小組十分接近，例如：有一些公開的談論，主張用武力行動與當前臺灣的政府對抗。但這些行動不能被銓釋為「獨立」運動，而是排除努力（努力排除？）現有政府，以促使中央政府派來更好的代表、在島上的政府中任用臺灣漢人。⋯⋯臺灣漢人的政治態度可以總結說，他們期望在民主的中國的架構下充分參與他們自己的臺灣省的政府，並且能夠在中央政府有臺灣漢人的省籍代表。必須強調的是對現有地方政府的反對，並不會擴張成對中央的不忠，對中國的忠誠來自强調血緣文化的基礎，但（臺灣人）抱著不確實的期望，希望中央政府會撤換陳儀當局，代之以真正關心臺灣利益的政府。〉（《重構二二八》第125頁第一行）
［註19］：
二二八暴動發生至今已近七十又六年，官方和民間相關文件幾已全部解密揭露，真相應該已是大白，但是若干政黨、學者或個人，基於政黨利害、或個人情仇恩怨、或個認知偏見，則有不同的解讀，例如：
1、國民政府蔣主席：
（1）、2月10日答覆行政長官陳儀：「據報共黨分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
（2）、3月10日上午「中樞國父紀念」發表關於台灣事件的報告詞中提到：「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 2、國防部長白崇禧： （1）、3月17日說：「至於此次與事變有關之人民，除共黨份子煽惑暴動，圖謀不軌者，決予懲辦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3月20日又說：「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
（2）、「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獨斷應變制敵機先，俘虜滋事暴徒四百餘人；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沉著果敢，擊破襲擊要塞之暴徒，使台北轉危為安；馬公要塞史文桂先將警察繳械，防範未然；嘉義空軍地勤第29中隊隊長魏聚日督率數十名士兵與暴徒三千餘人激戰數日，終能確保機場；整廿一師獨立團團長何軍章率領所部防止叛亂亦稱得力」。
3、中國共產黨：
〈1947年3月8日中共領導人發表一篇題為『台灣自治運動』聲明。1973年廖承志說，二二八事件『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高潮的偉大口號影響下，所發生的一次可歌可泣的愛國反帝革命鬥爭』。〉
4、已故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述稱：「
國府面對臺灣民眾的要求，不但不思改革之道，反而派兵前來鎮壓，視臺灣民眾為叛徒，任意逮捕槍殺，造成無數寃魂，致使肅殺恐怖氣氛籠罩全臺，從此二二八事件成為最大禁忌，長期以來無法公開討論、公開硏究，只能在暗夜的角落，私相流傳。」並稱：「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因此，蔣介石是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評註：「
視臺灣民眾為叛徒，任意逮捕槍殺」純屬胡說；「
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支持，陳儀等才敢漠視台灣民意，任意非為，也唯有他的默許，軍隊才敢任意逮捕，不經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軍政首長無一受到懲處，反而擢升。」純係推論，毫無事實根據。
5、現任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會董事長薛化元： 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中述說：「事實上軍憲鎮壓的情況顯然是「違法濫權」，卻無任何軍政首長獲罪，所以，除了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彭孟緝、史宏熹等軍憲領導應該被究責，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至少應負起包庇、獎勵犯罪的罪責。」（評註：但是並未提出蔡主席「包庇、獎勵」犯罪的具體證據，也未陳述「軍警鎮壓」的具體事實，更未陳述「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彭孟緝、史宏熹等軍憲領導」的「違法濫權」具體事證。） 6、陳儀深教授述說： （1）、「對於二二八初期暴動的原因，說成是共產黨策動，是沒有根據的，即使是努力建構共產黨與二二八關連性的蘇新，也必須：『當時中共黨員僅約五十名左右，最多不超過一百名，力量微不足道，而主要六個負責人蔡前，既估測不可能發生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也就不可能事前進行策劃。』」 （2）、「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 （3）、「事實上戰後初期不論台共或中共在台灣都是勢單力薄，據當事人估計『時中共黨員僅50名左右，最多不超過100名，力量微不足道』，『不可能事先進行策劃』，『由於事件屬於突發性，且形勢發展迅速，黨員各自臨機應變，憑自己的判斷進行活動』。當時亦有冷靜的情治人員指出：『過去日本在台亦嚴禁共黨活動，⋯故台人對中共實少認識也；此次事變確非出自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分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 7、當時曾參加街頭行動的吳克泰認為： 「這完全是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 8、二二八暴動事件中曾任二二七部隊鍾逸人說： 「他們（國府）始終把二七部隊和謝雪紅看成一體，事實上他們也只有做這樣的解釋和處理才吻合陳儀一班人的利益，即二二八的發生是「中共在幕後策動與陳儀的失政無關；謝雪紅過去是正牌共產黨徒，所以二二八便是共產黨煽動，謝雪紅領導發難的。」 9、二二八暴動事件後逃亡香港轉往大陸的蘇新述說： （1）、「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自發性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誰也沒有預料到，國民黨到台灣一年半就發生這種大規模的反蔣鬥爭。」 （2）、「當時，『處理委員會』的裡面沒有黨員，所以地下黨及時地把王添灯，林日高等人，做為黨的代理人爭取過來，而且通過他們爭取了不少人，形成強有力的左派隊伍，⋯以王添灯為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個『處理委員會』。」 10、學者劉勝驥： （1）、〈還有學者如劉勝驥，他根據一些在情治機關服務多年的所寫的書籍寫了一篇〈共黨分子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活動〉的長文，指出戰後台共分子紛紛組織或加入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台灣地方自治同盟、台灣民眾協會、人民協、台灣文化協進會等，劉勝驥據而為他們組織成一個「光復後台共領導反陳儀政府的統－陣線」，其次又以薄弱的認定中共分子對二二八起了領導作用，最後一口咬定：「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根本為台共、中共所滲透，甚至其總會、台北市分會、台中市分會尚為共黨及其同路人所把持。〉（《拼圖二二八》第065頁第一四行） （2）、〈劉勝驥根據台北的《獨家報導》（筆者按：這是流行於台北理髮店、美容院的休閒雜誌）記載，謂2月28日下午長官公署前面聚集的群眾，「忽然有人用手槍自群衆中向陳射撃，但未命中」，這才引起公署警衛「立即向群衆開槍還擊」，於是他質疑這「神秘一槍」是誰開的？其實根據行政長官公署自擬的暴動事件報告亦無此情節；陳儀出現之前，「暴徒竟衝擊公署大門，衛士加以攔阻，彼等即圍劫其槍，並開槍擊傷衛士1名，衛士乃被迫亦開槍示威彈壓，始將暴民驅散」。見《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頁8。〉（《拼圖二二八》第066頁第一六行） （寫於112/01/22 農曆正月初一，南加州旅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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