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車站二二八》評述〉

一、三月一日軍民發生衝突，軍人不買票、不排隊又霸佔座位，火車上服務人員未妥善防範處理，以及乘客毆打軍人都是事實：

（一）、李文卿（受難者站長李丹修長子，曾目睹3月11日事件部分場景）述說：

1、「那時候，福隆有國軍駐在所，也就是現在的海防兵，阿兵哥常常從福隆坐火車去基隆要塞司令部領東西。三月初的某一天，國軍依照慣例從福隆上火車。光復以後，國軍來台灣，『兇』台灣人慣了，那天上車，也是兇東兇西，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三月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沒幾天，群情激憤，台灣人不願再忍耐，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一路打到四腳亭，又有衝突。火車離開四腳亭時，有些國軍並沒有上車。火車繼續開，開到暖暖，⋯⋯。那天火車開到八堵，國軍拿槍兇司機，駡說為什麼在四腳亭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了。司機說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八堵是大站，乘客很多，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說這些人是七月半鴨子，不知死活，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其中有個國軍在混亂中逃跑，一路往基隆河方向跑，最後還跳下去，因為不會游泳，就淹死了。其餘國軍也被乘客打傷。當時我父親擔任八堵火車站站長，⋯⋯，他就叫站員出來排解，把受傷國軍帶進去𥚃面休息，拿急救箱幫忙敷藥。等月台的乘客都離去，情況比較安定之後，才讓國軍坐下一班車離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 O頁第1行）

（評註：「三月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沒幾天，群情激憤，台灣人不願再忍耐，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一路打到四腳亭，又有衝突。火車離開四腳亭時，有些國軍並沒有上車。火車繼續開，開到暖暖，⋯⋯。那天火車開到八堵，國軍拿槍兇司機，駡說為什麼在四腳亭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了。司機說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八堵是大站，乘客很多，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說這些人是七月半鴨子，不知死活，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應該是指三月一日發生的事，也就是台北發生二二八暴動的隔天。「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由此可見乘客怒打國軍並搶槍是不爭的事實。）

2、「那些兵是澳底海防駐在所的兵，每個月都固定一、二次到要塞司令部領東西，領彈藥什麼的。到四腳亭被打。因為兵仔在車內發生糾紛，壓逼老百姓，引起大家反感，就在車上打起架來。四腳亭站長出面和解，大家又繼續坐車，但是有部分沒上車，車到八堵的時候，找不到人，又發生糾紛，兵仔拿著槍亂比，老百性又在八堵車站圍著打，兵仔誤會是車站員工打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7行）

（評註：「（兵仔）到四腳亭被打」、「兵仔拿著槍亂比，老百姓又在八堵車站圍著打」，由此可見兵仔被老百姓圍著打是事實。）

3、「事件發生當時，我站在宿舍門前，⋯⋯，看到兵仔用刺刀在刺。另一個從遠處看是正從火車站連結處通過時，兵仔站在車上車箱連結處，由空隙往下用刺刀把他刺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七頁第1行）

（評註：「兵仔用刺刀在刺」、「兵仔站在車上車箱連結處，由空隙往下用刺刀把他刺死」，應該是事實。）

（二）、蘇豐富（受難者八堵火車站副站長蘇水木次子）述說：

「聽說兵仔是澳底來的，出公差要到基隆買菜。當時火車宜蘭線都開到八堵火車站，八堵到基隆鐵軌在空襲時炸毀，尚未修復，所有的車輛只到八堵。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當時語言不通，你說我不懂，聽攏嘸。另一方面，兵仔又帶武器，拿槍亂揮，大家看了害怕。那些作業仔心想這是什麼時代了，還這麼鴨霸，拿著扁擔就拖著打。被打之後，作業仔四散，站員將傷兵用拖的用扛的帶到月台邊上藥，乃誤會說站員打人。根本站員不可能拿扁擔打人。誤會就是從這𥚃來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1行）

（評註：從「八堵到基隆鐵軌在空襲時炸毀，尚未修復，所有的車輛只到八堵。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因為要到基隆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兵仔反而誤會是八堵火車站的人打他們的」和「火車八點半到八堵站，那班車是要轉往基隆的，必須在八堵掉頭轉線」（詳請參閱（三）、（五）2)三節，可知兵仔從澳底要去基隆，須先搭宜蘭線火車到八堵車站下車，而後換搭前往基隆的火車，所稱「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於是就把兵仔『打』下來」、「兵仔又帶武器，拿槍亂揮」和「（作業員）拿著扁擔就拖著打」等四節，應該都是語言不通、溝通不良、處置方式不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群情激憤」所致。）

（三）、蘇招弟（受難者黃清江之妻）述說：

「那些兵仔是澳底的，要去基隆領米，在車上就被打，打到瑞芳不讓他們下車，一直打到八堵火車站。因為要到基隆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兵仔反而誤會是八堵火車站的人打他們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四八頁第7行）

（評註：「因為要到基隆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

（四）、熊金川（許炎山是熊金川的鐵路局同事，也是他的二舅子）述說：

「其實八堵火車站事件的導火線，也就是三月一日那天的事情，根本不是鐵路局的人打阿兵哥，而是搬運公司的『作業仔』打的。那天福隆的兵一上車，就被乘客打，打到四腳亭，四腳亭的站長還幫忙把傷兵扶上車。到了八堵，是被搬運公司的作業仔打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八頁第5行）

（評註：可見「福隆的兵一上車，就被乘客打，打到四腳亭」、「到了八堵，是被搬運公司的作業員仔打的」，都是事實！八堵車站站長未詳予說明，軍方如何知道火車站員工和搬運公司作業員仔有別？）

（五）、周清標（八堵火車站站務司事，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

1、「二二八事件八堵地方的人就是靠鐵路局的電話知道的，電話一來，一傳十，十傳百，聽到之後，大家都非常生氣，事情就發生了。從三月一日那天起，連著好幾天，一些二三十歲火氣較旺的年輕人開始打外省人，在街上看到外省人就打。⋯⋯。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我心肝很軟，膽子很小，不太敢看，也不敢上前扶他。」（《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六頁第12行）

（評註：「從三月一日那天起，連著好幾天，一些二三十歲火氣較旺的年輕人開始打外省人，在街上看到外省人就打。⋯。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由此可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八堵一些年輕台灣人毆打外省人是事實。）

2、「三日一日的事情是這樣的。福隆有個海防字備隊，常常要去基隆採辦糧草。三月一日那天，他們搭著七點多到八堵站的火車，從福隆發出要往基隆。⋯⋯。國軍坐車一向很鴨覇，從來不買票不排隊，從車窗跳進去，把車箱兩端的門封起來，不讓別人進去坐，還把別的乘客的行李丟出車外，幾十個阿兵哥就覇佔一整個車廂。大家都很氣，有時候我也故意假裝不知道，公事公辦，向他們索票，他拿起槍就要打。有時候客人氣不過，和他們理論，阿兵哥只有一句話：『你們算什麼？我是國軍。』要不然就說：『我是國軍，打日本鬼子的國軍，功在國家，你要對我怎麼樣？』總是拿這些話壓迫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七頁第5行）

（評註：國軍仗勢不買票不排隊，又不守法霸佔車箱，應該呈報上級設法與軍方溝通協調處理。）

3、「三月一日的情況我並不淸楚，聽說是福隆的國軍一如往常鴨霸，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從瑞芳開始打起來一直打到八堵。火車八點半到八堵站，那班車是要轉往基隆的，必須在八堵掉頭轉線。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很多聽說阿兵哥打架，就衝上去打。」（《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七頁第13行）

（評註：「從瑞芳開始打起來一直打到八堵」、「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很多聽說阿兵哥打架，就衝上去打」，由此可見軍人和乘客從瑞芳起即發生衝突，沿途各站站長既未防範，又未妥善處理。）

4、「我的辦公桌在辦公室的最裡面，聽到外面轟轟轟的吵閙聲，我站起來，想到外面去看發生什麼事，又想到自己管錢又管票，電報隨時可能進來，責任重大，不能離開。沒多久，驛長（站長）李丹修就走過來說：『別出去，你們不要出去。』一方面我也很害怕，所以並沒有出去，只站在辦公室的窗口往外看，看到大約五十公尺處，很多乘客追著十幾個阿兵哥打。我並沒有看得很清楚。後來聽說有阿兵哥跳到基隆河跑掉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1行）

（評註：「很多乘客追著十幾個阿兵哥打」，可見多數乘客追打少數阿兵哥是事實。）

（六）、謝國全（八堵火車站調車員，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一班從蘇澳開往基隆的火車，到八堵火車站時差不多是早上八點。駐在福隆的兵五、六名要到基隆買菜，在福隆上車，當時本省人和外省人衝突，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一直打到八堵，車要掉頭到基隆去，阿兵哥在八堵月台停了五、六分鐘，要往台北的旅客也在月台等車。就在八堵火車站，旅客一直打、踢阿兵哥，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打人的旅客不久就過去另一個月台搭往台北的車走了，阿兵哥還躺在地上。李站長（丹修）和當日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第1行）

（評註：「（福隆）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一直打到八堵」、「就在八堵火車站，旅客一直打、踢阿兵哥，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打人的旅客不久就過去另一個月台搭往台北的車走了，阿兵哥還躺在地上」，由此可見阿兵哥從福隆上車後到八堵站，一直被打是事實。至於「李站長（丹修）和當日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和「他（站長李文卿）就叫站員出來排解，把受傷國軍帶進去𥚃面休息，拿急救箱幫忙敷藥。等月台的乘客都離去，情況比較安定之後，才讓國軍坐下一班車離去」二節，似略有出入。）

（七）、何有福（八堵火車站副站長，三月一、十一日都不在現場）述說：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由頭城開往基隆的頭班車，有一些要塞司令部福隆駐在所的官兵，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公幹。在車內，十多名士兵和客人發生糾紛，其中有一個兵仔在四腳亭被趕下車，車開動時站長（陳灶已過世）又將其牽回車上。到八堵時，兵仔頭要找司機算帳，拿著槍一直比來比去，在駡司機的樣子，可能車內和兵仔發生過糾紛的旅客看不過去而喊打，旅客就和兵仔在八堵站打起來了。那隻槍被搶走，兵仔四散逃開，好幾個人被打，也有受傷。其中一個兵仔跳入基隆河，可能想游泳逃走，結果行方不明。」（《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八頁第11行）

（評註：「在車內，十多名士兵和客人發生糾紛，其中有一個兵仔在四腳亭被趕下車」、「到八堵時，兵仔頭要找司機算帳，拿著槍一直比來比去，在駡司機的樣子，可能車內和兵仔發生過糾紛的旅客看不過去而喊打，旅客就和兵仔在八堵站打起來了。那隻槍被搶走。兵仔四散逃開，好幾個人被打，也有受傷」，由此可可見阿兵哥被打，槍又被搶走。「其中一個兵仔跳入基隆河，可能想游泳逃走，結果行方不明」，究竟是跳入基隆河溺水死亡或被打死被丟棄基隆河，尚待進一步調查。按：八堵火車站站務司事曾說：「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我心肝很軟，膽子很小，不太敢看，也不敢上前扶他。」）

二、三月一日軍民發生嚴重衝突，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事前未加防範，事後又未積極妥善處理：

（一）、蘇招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副站長黃清江的妻子）述說：「後來兵仔也有公文來車站好幾次，要求驛長（站長）報告打人的人，驛長不敢報給他們。事情發生之後，壞人都不敢來上班，只剩下好人才去上班，結果都是好人被掠去送死，完全沒有天理。阮聽到有人說兵仔要抓火車站的人，叫他不要去上班，他說已經好幾天沒有去上班了，怕被辭職不敢不去，而且他也自認沒做壞事，結果去上班就被兵仔掠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四八頁第10行）

（評註：「後來兵仔也有公文來車站好幾次，要求驛長（站長）報告打人的人，驛長不敢報給他們」，到底站長曾否函覆軍方？此與副站長何有福所言：「因為站長、站員確實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站長也有回文據實報告」不同（詳請參閱二（三））；「事情發生之後，壞人都不敢來上班，只剩下好人才去上班，結果都是好人被掠去送死」，到底誰是壞人，誰是好人？壞人是否指向參與毆打軍人的同事，不得而知。）

（二）、謝國全（八堵火車站調車員，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後來聽站裡其他員工說，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軍隊有寫信給站長，要站長交出三月一日打人的人，站長因為火車站的人沒有打人，所以沒辦法回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O頁第9行）

（評註：「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軍隊有寫信給站長，要站長交出三月一日打人的人，站長因為火車站的人沒有打人，所以沒辦法回信」，此與副站長何有福所言：「因為站長、站員確實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站長也有回文據實報告」完全不同（詳請參閱二（三）。）

（三）、何有福（八堵火車站副站長，三月一、十一日都不在現場）述說：

「後來基隆要塞司令部有公文給八堵站，要站長查明回報。結果因為站長、站員確實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站長也有回文據實報告。」（《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九頁第6頁）

（評註：副站長何有福和副站長黃清江之妻蘇招弟和調車員謝國全的說法完全不同，詳請參閱二（一）（二）。）

三、三月十一日國軍報復包圍八堵火車站經過情形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李文卿（受難者站長李丹修長子，目擊3月11日事件部分場景）述說：

1、「二二八事件之後，全島動亂，學校停課⋯⋯，因為停課，就待在鐵路局宿舍。⋯⋯，站在屋子前面往下看，⋯⋯，我親眼看到一個阿兵哥拿著刺刀命令一個人（陳境其）跪下。那個人跪下後，阿兵哥拿刺刀從他背後刺下去。被刺之後，那個人掙扎爬起。阿兵哥隨即舉腳踹下，把那人踢倒趴下，繼續用刺刀往他身上刺，連續刺了五、六刀，直到那人完全無法動彈，好像已經死去，阿兵哥才住手。」（《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一頁第6行）

（評註：「我親眼看到一個阿兵哥拿著刺刀命令一個人（陳境其）跪下。那個人跪下後，阿兵哥拿刺刀從他背後刺下去。被刺之後，那個人掙扎爬起。阿兵哥隨即舉腳踹下，把那人踢倒趴下，繼續用刺刀往他身上刺，連續刺了五、六刀，直到那人完全無法動彈，好像已經死去，阿兵哥才住手」。）

2、「另外，車站還有一個人（張水連）要逃，從月台跳下，往鐵軌跑，一直跑，跑到火車，又往車廂與車廂的連接處跑。阿兵哥跳上火車，站在上面，拿著刺刀向下刺，當場刺死那個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一頁第15頁）

（評註：「阿兵哥跳上火車，站在上面，拿著刺刀向下刺，當場刺死那個人」。）

3、「當時兵仔來打的時候，大家都跑出來看，有些大人就叫大家不要看不要看；我看到一半，就被拖回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七頁第6頁）

（評註：「當時兵仔來打的時候，大家都跑出來」。）

4、「後來我還聽說，那天早上，國軍封鎖八堵火車站，只要有人跑，就當場打死，沒跑的，統統抓起來。火車站當場打死五個。至於抓的人，到十點多鐘左右，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他們被國軍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過。」（《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二頁第2頁）

（評註：「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

5、「當時八堵地方有一個人，名叫王勵固，大家都叫他『王少佐』，當時的軍階是少校，⋯。三月十一日早上，國軍在八堵火車站掠人殺人的時候，他在場。國軍要抓人走的時候，聽說他有阻止抓一些人。國軍走了之後，他還留在車站，⋯⋯。八堵火車站血案的來龍去脈，王勵固必然是最知情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二頁第6頁）

（評註：「國軍要抓人走的時候，聽說他（王勵固少校）有阻止抓一些人。國軍走了之後，他還留在車站，⋯⋯。八堵火車站血案的來龍去脈，王勵固必然是最知情的」。）

（二）、蘇豐富（受難者八堵火車站副站長蘇水木次子）述說：

1、「事後聽說那個人（陳境其）生病，回宿舍吃藥，在宿舍中聽到外面的吵雜聲音，探頭出來看，被兵仔看到用刺刀刺死。現場我看到的，是死在月台下的張水連，他是被槍打死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6頁）

（評註：「（陳境其）被兵仔看到用刺刀刺死。現場我看到的，是死在月台下的張水連，他是被槍打死的」。）

2、「兵仔把火車站包圍後帶走。為什麼只抓八個人？大概與王少佐有關。王少佐知道這一去可能都是槍斃掉，因為當時兵仔要求將三月一日值班的人叫出來，大家呆呆的，不分內外勤都叫。王少佐在叫到第八個人時出面說『到此為止』，因此才沒繼續叫，只抓八個人。否則值班的不只八個人。八個人中有一個副站長職司運轉，也被叫到，車站員工有人說，他如果也去，待會火車進站沒人指揮發車等，因而才將他留下。副站長有很多個，許朝宗、黃清江都是，我爸爸是管理總務的副站長。」（《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七頁第10行）

（評註：「王少佐在叫到第八個人時出面說『到此為止』，因此才沒繼續叫，只抓八個人。否則值班的不只八個人。八個人中有一個副站長職司運轉，也被叫到，車站員工有人說，他如果也去，待會火車進站沒人指揮發車等，因而才將他留下。

」，上述那位職司運轉的副站長和站務司事周清標二人三月一日在場，都未被捕，皆是漏網之魚。）

3、「不過在這八個人中有好幾個副站長，其中運轉的啦，事務的啦，還有一個站長。本來還會叫更多，因王勵固的阻止才停止。⋯。但是我認為他是個大壞人，他的身分是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少佐，人被抓去什麼地方他應該都知道，他都不說。」（《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八頁第2行）

（評註：「本來還會叫更多，因王勵固的阻止才停止。⋯。但是他（王勵固）的身分是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少佐，人被抓去什麼地方他應該都知道，他都不說」。）

（三）、蘇招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副站長黃清江的妻子）述說：

「三月十一日早上，火車沒有行駛。收音機一直說要快出來上班，我跟先生說，火車又沒在行駛，你去火車站坐也沒用，聽說兵仔要來抓黑衣服的，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他說不要緊，在七點多時出門。」（《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三六頁第15行）

（評註：「聽說兵仔要來抓黑衣服的，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四）、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述說：

1、「八堵火車站被抓走的那八個人，都是二月二十八日（按：應是三月一日）那天當值的人。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那天早上他們在火車站做工，一看到大批的土匪兵進來，又聽到槍聲，一害怕，拔腿就跑，當場被土匪兵打死。但是詳細你要問五堵的何有福，他是八堵火車站的職員，當天他也在場（按：當天何有福並不在場），他很熱心，很照顧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五七頁第10行）

（評註：「八堵火車站被抓走的那八個人，都是二月二十八日（按：應是三月一日）那天當值的人。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那天早上他們在火車站做工，一看到大批的土匪兵進來，又聽到槍聲，一害怕，拔腿就跑，當場被土匪兵打死。但是詳細你要問五堵的何有福，他是八堵火車站的職員，當天他也在場（按：當天何有福並不在場）」，由此可見傳聞未必可靠。）

2、「那天的情形我聽說是這樣：二二八事變後，阿兵哥在火車上與乘客衝突，然後就到車站來掠人。掠人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們住的員工宿舍，就在火車站對面的小山坡上。早上就聽到槍聲，大家很害怕，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大人說不准出去。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五八頁第15行）

（評註：「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傳聞未必可靠。）

（五）、周清標（八堵火車站站務司事，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

1、「三月十一日，二二八事件餘波繼續發展。八堵火車站除了貨車，其他班車全部停駛。⋯。三月十一日那天和我一起工作的是張德勝先生，住在我家隔壁，我都叫他張叔叔。⋯。反正沒有車班，也沒有事做，我就向張叔叔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做就可以了。⋯。十點多鐘，我聽到火車站外面有軍用卡車急駛而來，的聲音，很快又聽到阿兵哥乓乓乓跑進來的聲音。⋯⋯，馬上又聽到砰砰砰槍聲大作，隨即就有人呼感說：『阿兵哥，阿兵哥，阿兵哥打死人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7行）

（評註：「十點多鐘，我聽到火車站外面有軍用卡車急駛而來，的聲音，很快又聽到阿兵哥乓乓乓跑進來的聲音」。）

2、「聽到砰砰的槍聲後，我從窗口看到阿兵哥拿刺刀在追殺員工。我很害怕，就躲到桌子底下，⋯⋯。在桌子底下，我遠遠看到副站長許朝宗，（現任基隆市議員許義隆的父親）和另一個副站長蘇水木哀號慘叫的模樣，他們被阿兵哥拿槍打，拿腳踢。沒多久，幾個阿兵哥跑進辦公室，大聲說：出來，統統出來，不然統統打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5行）

（評註：「我從窗口看到阿兵哥拿刺刀在追殺員工。我很害怕，就躲到桌子底下，⋯⋯。在桌子底下，我遠遠看到副站長許朝宗，（現任基隆市議員許義隆的父親）和另一個副站長蘇水木哀號慘叫的模樣，他們被阿兵哥拿槍打，拿腳踢」。）

3、「我是最後一個出去的，阿兵哥用尖尖的刺刀扺住我的背脊，我嚇得全身冒汗，⋯⋯。到了剪票口旁，看到所有的同事都已經跪在那邊，也隨即被喝令跪下。⋯。我頭低低的，偷偷往後挪，挪到牆角。我發現那些哀得越大聲的，就被打得越慘。所以我就保持頭低低的，安安靜靜，吭都不吭一聲。」

（《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九頁第11行）

（評註：「我發現那些哀得越大聲的，就被打得越慘。所以我就保持頭低低的，安安靜靜，吭都不吭一聲」。）

4、「後來我才知道，阿兵哥從卡車跳下來之後，當場就打死五個人。當時在鐵路邊巡鐵路、巡車、或巡貨物的外勤人員，遠遠看到國軍來勢洶洶，甚不友善，有人就跑，馬上被開槍打死，我的同事好友鄧順兼就是這樣。其中一個貨物司事叫張水連當場被打死。⋯⋯另外還有一個同事，那天生病請病假，在宿舍外面煎藥，被阿兵哥看到，不由分說就被打死。⋯。反正當場打死的，總共五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 O頁第4行）

（評註：「當時在鐵路邊巡鐵路、巡車、或巡貨物的外勤人員，遠遠看到國軍來勢洶洶，甚不友善，有人就跑，馬上被開槍打死，我的同事好友鄧順兼就是這樣。其中一個貨物司事叫張水連當場被打死。⋯⋯另外還有一個同事，那天生病請病假，在宿舍外面煎藥，被阿兵哥看到，不由分說就被打死。⋯。反正當場打死的，總共五人」。）

5、「火車站內，我們二十幾個人正跪在那裡被打被踢的時候，外面有一個人趕過來了。那個人叫做王勵固，大家叫他王少佐。⋯⋯。一來就看到火車站的人全部跪在地上，被打得哀哀叫，又看到不遠處的幾具屍體。王勵固要問明究竟，國軍說是三月一日那天阿兵哥在車站被打，所以今天前來報復。」（《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 O頁第11行）

（評註：「國軍說是三月一日那天阿兵哥在車站被打，所以今天前來報復」。）

6、「站長李丹修解釋說，役員都忙著工作，不可能打國軍，若有的話，應該是乘客打的。阿兵哥說，怎麼沒有，打的人當中有穿鐵路局黑色制服的人。事實上，火車站的內勤人員都在辦裡面忙，不可能打國軍。當時最靠近現場的外勤人員只有四人，⋯⋯。四個人都非常忙，幾乎不可能跑過去打人。阿兵哥堅持有穿制服的車站員工打他們，如果不是因為被人打昏了，眼冒金星，看不清楚，否則就是因為被台灣人打，心有不甘。乘客散佈台灣南北，無處可尋，當然找八堵火車站的人出氣，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一頁第8行）

（評註：「站長李丹修解釋說，役員都忙著工作，不可能打國軍，若有的話，應該是乘客打的。阿兵哥說，怎麼沒有，打的人當中有穿鐵路局黑色制服的人」、「阿兵哥堅持有穿制服的車站員工打他們，如果不是因為被人打昏了，眼冒金星，看不清楚，否則就是因為被台灣人打，心有不甘。乘客散佈台灣南北，無處可尋，當然找八堵火車站的人出氣，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到底有無站員毆打軍人？為何副站長黃清江的妻子蘇招弟說：「事情發生之後，壞人都不敢來上班，只剩下好人才去上班，結果都是好人被掠去送死」呢？壞人到底是指誰？）

7、「李丹修用台語摻雜日語說給王勵固聽，王勵固再翻譯給國軍聽。最後王解釋說，這樣不對，太魯莽了。今天上班的人，三月一日那天不一定上班，應該拿出勤簿來核對，找出三月一日上班的人，再叫他們去調查，這樣才對，不能亂打。」（《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二頁第1行）

（評註：「今天上班的人，三月一日那天不一定上班，應該拿出勤簿來核對，找出三月一日上班的人，再叫他們去調查，這樣才對，不能亂打」。）

8、「站長拿出勤簿出來，一個個叫名字，從助役叫起。蘇水木、許朝宗、黃清江⋯⋯等，一直叫到站務人員，唸了十個名字，，叫到剪票員廖明華之後，王勵固用台語暗示他說，夠，夠了，別叫那麼多。」（《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二頁第5行）

（評註：「一直叫到站務人員，唸了十個名字，叫到剪票員廖明華之後，王勵固用台語暗示他說，夠，夠了，別叫那麼多」。）

9、「總共叫了十個名字。國軍說，你們出來，統統帶走，上車。就要把大家押上卡車。李丹修並沒有點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也跟著要走。事後王勵固說他曾輕輕拉著他，暗示他不要去。但是李丹修還是去了，或許他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或許他覺得自己是站長，要調查，他當然要在場負責，所以他也跟著去了。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此後再也沒有回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二頁第8行）

（評註：「李丹修並沒有點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也跟著要走。事後王勵固說他曾輕輕拉著他，暗示他不要去。但是李丹修還是去了，或許他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或許他覺得自己是站長，要調查，他當然要在場負責，所以他也跟著去了。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此與前述「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顯然是有出入。）

（六）、謝國全（八堵火車站調車員，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

1、「三月十一月早上，阿兵哥可能連絡了其他部隊，派卡車載了一車的兵包圍八堵火車站，一共大約一、二十名阿兵哥，都是全副武裝的。⋯⋯。八堵火車站東邊有宿舍，由宿舍那邊開始，看到穿鐵路部黑色制服的人就開槍射擊。當時在火車站外面的工作人員當場被射死的我看到兩個，都是貨物員，正在監督工人裝貨。一個是南部人，胖胖的，叫張水連，；另一個叫『阿兼』（鄧順兼），客家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頁第9行）

（評註：「當時在火車站外面的工作人員當場被射死的我看到兩個，都是貨物員，正在監督工人裝貨。一個是南部人，胖胖的，叫張水連；另一個叫『阿兼』（鄧順兼），客家人」，此與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所稱「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詳請參閱三（四）1）和「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詳請參閱三（四）2），顯然不一。）

2、「後來聽陳境其的妻子說，陳境其生病，當日沒有上班，正在宿舍煎中藥，聽到外面的吵雜聲，正好奇探頭來看看，被阿兵哥看到，從宿舍裡抓出來，押著走向車站，一邊走一邊用槍尾刺刀從背後一直刺、一直刺，刺到月台時已經不能支持，倒在月台上，被阿兵哥一腳踢到月台下；我只看到他被刺死在月台上並被踢到月台下的情景。還有南邊號誌樓的一個號誌員也被打死。總共在現場死了四個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頁第15行）

（評註：車站調車員謝國全說「總共現場死了四個人」，與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所稱「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以及站務司事周清標所稱「反正當場打死的，總共五人」（詳請參閱三（五）4），顯然都不相符。）

3、「當時我在月台邊的物物房（現在改為行李房），阿兵哥殺了四個人後，叫站長將當值的人集合到月台上，包括在室內值勤的，都集合在月台上蹲成一排，背靠著牆，阿兵哥把機關槍架在我們前面，一邊旋轉機關槍一邊說要全部把你們掃射掉。當時車站對面有個旅舍，住個部隊長叫王勵固，官拜少校。聽到車站的吵雜聲，就過來，看到所有的站員都蹲成一排，與阿兵哥交涉後，叫站長拿點名簿點名（《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九頁第5行）

（評註：（同上）。車站調車員謝國全說「阿兵哥殺了四個人」與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所稱「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詳請參閱三（四）2），以及站務司事周清標所稱「反正當場打死的，總共五人」（詳請參閱三（五）4），顯然都不相符。）

4、「阿兵哥也很聰明，知道鐵路部員工是兩班制，⋯⋯。三月一日的事件是單日發生的，挑單日過來，一口咬定我們這些人都是當日值班的；他們誤會說三月一日是八堵火車站員工打人，要來算帳，實在寃枉。當時話又不通，⋯⋯，並用槍托對著蹲在月台上的同事一個一個依序用力撞，我也被撞到。」（《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九頁第10行）

（評註：阿兵哥知道「三月一日的事件是單日發生的，挑單日過來，一口咬定我們這些人都是當日值班的；他們誤會說三月一日是八堵火車站員工打人，要來算帳」，但是他們並不知道火車站有穿黑色制服的車站員工和搬運公司的作業員兩種不同身分的員工。）

5、「當時若不是王勵固出面交涉，不知道還要多死幾個。王勵固來了之後，要站長將三月一日當值的人點名出來，站長就拿著簽到簿叫人，叫到的就出列，叫到我前面那個人時，王勵固出面阻止李站長，說這樣就好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九頁第14行）

（評註：「叫到我前面那個人時，王勵固出面阻止李站長，說這樣就好了」，由此可見三月一日上班的員工並未全部被叫出列並被帶走。）

6、「那天我也當值，三月一日我也當班，但王勵固說剩下來的都不是那天當班的。在李站長按簽到簿點名叫人出列時，我還是莫名奇妙，⋯⋯。叫了十個之後要用兵仔車載走時，順便連站長一併帶走，一共帶走十一個。」（《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O頁第2行）

（評註：「叫了十個之後要用兵仔車載走時，順便連站長一併帶走，一共帶走十一個」，此與李文卿（受難者站長李丹修長子，目擊3月11日事件部分場景）所稱「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詳請參閱三（一）4）和站務司事周清標所稱「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此後再也沒有回來」（詳請參閱三（五）9），顯然不相符。）

（七）、何有福（八堵火車站副站長，三月一、十一日都不在現場）述說：

1、「三月十一日要塞司令部派了約二十多名兵仔，早上八點多來，和三月一日在車站打架的時間差不多，坐軍用卡車來。在發生當日，動亂未平，火車沒有通行。⋯⋯，火車停駛可能從三月七日開始，國民黨軍隊上岸展開報復行動，大家都不敢出去，火車就不通了。三月十一日上班者有的是住宿舍，有的是通勤，火車不通後回不去。我一直住在五堵，⋯⋯，所以火車不通就無法上班。這件事發生時我並不在場，是事後聽在場的站員說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九頁第8行）

（評註：三月一日和十一日副站長何有福都未上班，事後的了解未必完全正確，即使正確也未必會全盤透露。）

2、「我在事件經過三、四天，大概三月十五、十六那一陣子通車之後去上班才知道這件事。本來也不是很清楚，後來周金生委託我查詢他哥哥周春賢的下落時，我才開始問同事這件事，那時才比較知道，至於到底正不正確，也沒有絕對的把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九頁第15行）

（評註：（同上）。）

3、「他們說現場打死五個人；一個是陳境其，宜蘭人，他當天生病在宿舍煎藥，兵仔來看到穿黑衣服的就要打要抓，有人趕快跑回宿舍。陳境其聽到外面匆忙追跑的吵雜聲，好奇探頭出來看，被兵仔殺害。在南號誌樓信號所的號誌司事謝清鳳，早上照例下樓為鐵路扳手加，就在上油時被打死。鄧順兼也是客家人，代理貨物司事，⋯⋯。另一個是湯振平，是貨物司事，客家人。張水連，是行李司事，大山腳的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二O頁第3行）

（評註：副站長何有福說「他們說現場打死五個人」（陳境其、號誌司事謝清鳳、代理貨物司事鄧順兼、貨物司事湯振平和行李司事張水連等五人，都是車站員工），此與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所稱「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詳請參閱三（四）1）和車站調車員謝國全說「總共現場死了四個人」，以及周金生（受難者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周春賢的二弟）所稱「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詳請參閱三（四）2），都不完全相符。）

4、「當時李丹修照點名簿的順序點名，並沒有按三月一日當值的人呼叫，他也不知道手段會如此狠毒，叫過去未查明事實就全部殺害。被叫走的有李丹修、蘇水木、黃清江、許朝宗、廖明華、周春賢、王貴良、還有一個忘了叫什麼總共八個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二O頁第12行）

（評註：「被叫走的有李丹修、蘇水木、黃清江、許朝宗、廖明華、周春賢、王貴良、還有一個忘了叫什麼總共八個人」，此與李文卿（受難者站長李丹修長子，目擊3月11日事件部分場景）所稱「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詳請參閱三（一）4）和站務司事周清標所稱「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此後再也沒有回來」（詳請參閱三（五）9），顯然不相符。）

5、「廖明華是站工，代理剪票，點名簿上的名字排在後面。他是因為兵仔沒票，去補票而引起報復。王大佐在李站長叫七、八名時出面阻止，其中並沒有廖明華，廖明華是因為兵仔說「這個也是」而一併帶走。」（《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二一頁第1行）

（評註：「廖明華是因為兵仔說『這個也是』而一併帶走」，原因為何，則尚待進一步追查。）

四、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許炎明被捕遇害的情形說法亦不一致：

（一）、許炎明（受難者許炎山的長兄）述說：

1、「二二八事件後，市面很亂。⋯⋯。政府宣布戒嚴，不能出門。父親和我被困在中台煤礦，不准出去前後大約十一、二天，回到家，二弟許炎山已經死了。後來聽說許炎山是上班途中，在基隆街道被阿兵哥打死的。他們三個人被反綁在一起，丟到海裡。其中有一個也是鐵路局的員工，好像是新竹人，基隆站的人，乘機游泳脫走。那個人後來後來失去蹤影，聽說嚇得再也不敢回去鐵路局上班。」（《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六八頁第6行）

（評註：「聽說許炎山是上班途中，在基隆街道被阿兵哥打死的」，並不正確。根據許炎山二舅子熊金川的說法是「我們一行五人，我和邱獻萬、許炎山、許炎山的三弟許炎得，那時候在鐵工廠當徒弟，另外還有一個許炎山的表弟名字我已忘記了，我們都叫他『小媳婦』，五人就躲在田寮港的山上。在山上大約住了兩天。許炎山是一個很𧫴慎很小心很盡忠職守的人，在山上，聽到火車的汽笛聲響，他就說，該去上班了⋯⋯，否則會被解僱。⋯⋯。後來沒辦法，許炎山最堅持，大家只好下山。我們一行五人從山上走下來，許炎山走在最前面。到了基隆女中附近的田寮港時，遠遠看見阿兵哥追過來，許炎山拔腿就跑，跑進旁邊的民宅，我們四人則往旁邊的巷子跑。⋯⋯。我們一邊跑，一邊還聽到不遠處許炎山被掠到時大聲呼喊的聲音」（詳請參閱四（二）3）。）

2、「因為父親和我都困在中台煤礦，母親就拜託伯父幫忙找許炎山。找了三、四天，終於在田寮港運河、米糠油工廠後面那裡發現，那邊有兩具屍體，用麻繩反綁在一起。伯父雇船去撈屍體，屍體好像已經浸泡了五、六天，穿著鐵路局的黑衫制服和黃色長褲，臉孔烏青發腫認不出來，⋯⋯。我們最後才認出屍體母親也說，是的，她做母親的人，知道那就是她兒子。」（《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六九頁第1行）

（評註：許炎山的屍體是「在田寮港運河、米糠油工廠後面那裡發現」（詳請參閱四（二）3）。）

（二）、熊金川（許炎山是熊金川的鐵路局同事，也是他的二舅子）述說：

1、「三月初，確實的日期我忘了，我想基隆宿舍不能住，以免被拉去上班，就跑去八堵找許炎山。二二八事件以前我在基隆班當車長，許炎山是八堵站的車號司事。車子經過八堵站，我要在他那裡填寫載掛表，久而久之，兩個人就熟了。我和另一個桃園人邱獻萬他在基隆站當押運工，都住在基隆鐵路局的單身宿舍，平常閒著沒事就去八堵找許炎山玩。」（《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三頁第3行）

2、「三月初我在基隆待不下去，去八堵找許炎山。一到八堵，看到街道上有阿兵哥拿機關槍在掃射，連八堵站辦公室的桌子都達達達掃射過去，沒人敢上班，都跑回宿舍去。跑回宿舍後，我覺得還是不大對勁，因為宿舍就在馬路旁邊，在阿兵哥的射程內，實在危險。許炎山有個叔叔在基隆田寮港的山上種田，⋯⋯。我們想或許那裡比較安全，於是就跑去那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三頁第8行）

3、「我們一行五人，我和邱獻萬、許炎山、許炎山的三弟許炎得，那時候在鐵工廠當徒弟，另外還有一個許炎山的表弟名字我已忘記了，我們都叫他『小媳婦』，五人就躲在田寮港的山上。在山上大約住了兩天。許炎山是一個很𧫴慎很小心很盡忠職守的人，在山上，聽到火車的汽笛聲響，他就說，該去上班了⋯⋯，否則會被解僱。⋯⋯。後來沒辦法，許炎山最堅持，大家只好下山。我們一行五人從山上走下來，許炎山走在最前面。到了基隆女中附近的田寮港時，遠遠看見阿兵哥追過來，許炎山拔腿就跑，跑進旁邊的民宅，我們四人則往旁邊的巷子跑。⋯⋯。我們一邊跑，一邊還聽到不遠處許炎山被掠到時大聲呼喊的聲音，但是我們並不敢回頭去看，或者去救，我們繼續爬回山上。那是三月十一日的事情。」（《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三頁第13行）

（評註：由此可知許炎山是從田寮港的山上走下來，在基隆女中附近的田寮港邊被掠去的。）

4、「然後，許炎山的母親開始找兒子，去憲兵隊找，去大砲部隊找，去市政府找，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找到。過了幾天，有一個鐵路局檢車段的人放話出來說，不用找了。聽說那人是苗栗人，他說他們是三個人被綁在一起。綁的人是一個客家籍警察，一邊綁一邊用客家話說，我們無寃無仇，我不願這樣做，又不得不做，我會綁鬆一點，你若有本事，就自己想辦法脫逃吧。」（《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五頁第7行）

（評註：此段所述是否真實尚待進一步查證。）

5、「三個人被反綁後，被丟下田寮河。那個苗栗人很會游泳，趁天黑，慢慢游到碼頭。爬起來時，又碰到阿兵哥。阿兵哥問他為什麼全身濕濕的，在這𥚃幹什麼。他說他是做夜工的，不小心落海，現在要回家換衣服。」（《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五頁第13行）

（評註：此事是否真實尚待進一步查證。）

6、「我們輾轉聽到那個苗栗人的話，才又開始去找屍體。許炎山是三月十一月被掠走的，在田寮港運河找到他的屍體時，已經是幾天後的事了。⋯⋯。那個傳話的苗栗人，聽說後來嚇得再也沒有回鐵路局上班。」（《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六頁第1行）

（評註：許炎山的屍體是在田寮港運河找到的。）

（三）、周清標（八堵火車站站務司事，三月一、十一日都在現場）述說：

「我在鐵路局工作，坐車比較方便，聽說基隆港有許多屍體，我就坐車去看。今天基隆文化中心與基隆港務所那一帶的路旁，排放著很多屍體。⋯⋯，有的屍體還兩個兩個反綁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同事許炎山，二十幾歲，四腳亭人，上班途中被打死於港邊。他的領屍出殯日，我曾去祭拜，他的父母哀傷過度哭倒在地。後來我曾聽說，有一個人被綁著丟到海裡，自己掙脫後，半夜從運河溝洞爬出來死𥚃逃生。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也是鐵路局的人。」

（《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四頁第5行）

（評註：「基隆港務局」和「田寮港運河」（詳請參閱四（二）6）是否同一地方？）

（四）、何有福（八堵火車站副站長，三月一、十一日都不在現場）述說：

「另外八堵火車站一個車號司事許炎山，穿著黑色制服在基隆街上走，要來上班的途中被抓去填海。」（《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二一頁第6行）

（評註：所稱許炎山是「要來上班的中途被抓去填海」並不真實。）

五、八堵火車站三月一日和十一日事件之分析評述：

（一）、國軍「兇東兇西」，「那時候，二二八事件才爆發兩天，群情激昂，台灣人不願再忍耐。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一路打到四腳亭」，「火車離開四腳亭時，有些國軍並沒有上車。火車繼續開，開到暖暖」，「火車開到八堵車站，國軍拿槍兇司機，駡說為什麼在四腳亭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了」，司機辯稱「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但是「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司機和站長顯然都是理虧了。國軍「兇東兇西」、又「拿著槍比來比去」，固然都不對，但是台灣人「群情激昂」，「不願再忍耐」，「就打回去」，甚至「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簡言之，國軍從福隆上車後，「在車上就被打，打到瑞芳不讓他們下車，一直打到八堵火車站」，到了八堵站，「乘客很多。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說這些人是七月半鴨子不知死活，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確實也太過踰越了！

三月一日「軍人乘車不守法」是因，「民眾不滿而開打」是果；「軍人誤信火車不再開車而尋釁」是因，「民眾與軍人打得更兇」是果；「軍人缺乏守法的精神」是因，「民眾不齒軍人的作威作福，才會引起衝突，相互毆打」是果！軍人「乘車不守法」、「尋釁」並「作威作福」自是不當，但是自詡「受過日本教育，並已養成守法習慣」的民眾，竟「不滿而開打」，「與軍人打得更兇」，並「相互毆打」，顯然也是「缺乏守法的精神」！

另從下述二節可知，三月一日軍民衝突確與台北發生二二八暴動事件有重大關連：

1、「二二八事件八堵地方的人就是靠鐵路局的電話知道的，電話一來，一傳十，十傳百，聽到之後，大家都非常生氣，事情就發生了。從三月一日那天起，連著好幾天，一些二三十歲火氣較旺的年輕人開始打外省人，在街上看到外省人就打。⋯⋯。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我心肝很軟，膽子很小，不太敢看，也不敢上前扶他。」（《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六頁第12行）

2、「三月十一日，二二八事件餘波繼續發展。八堵火車站除了貨車，其他班車全部停駛。⋯。三月十一日那天和我一起工作的是張德勝先生，住在我家隔壁，我都叫他張叔叔。⋯。反正沒有車班，也沒有事做，我就向張叔叔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做就可以了。⋯。十點多鐘，我聽到火車站外面有軍用卡車急駛而來的聲音，很快又聽到阿兵哥乓乓乓跑進來的聲音。⋯⋯，馬上又聽到砰砰砰槍聲大作，隨即就有人呼感說：『阿兵哥，阿兵哥，阿兵哥打死人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7行）

（二）、三月十一日當場被打死和被抓走究竟各有幾人尚待查明：

從「三月十一日，澳底砲台台長史國華帶領三、四十個兵，乘坐卡車包圍八堵火車站，報復三月一日軍人的被毆，入站即射殺七人（或五人），⋯⋯後經王少校阻止，以點名方式，載走三月一日職勤的十一位員工，包括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載走之後，一去不回，生死不明」、「三月十一日那天，被兵仔帶走的的有李丹修、蘇水木、 黃清江、許朝宗、廖明華、周春賢，李貴良，總共八個人。⋯⋯叫去之後就這樣一去不回 」、「三月十一日那天早上，⋯⋯。火車站當場打死五人。⋯⋯總共抓了十三人一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他們被國軍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過」、「三月十一日早上，⋯⋯王勵固要站長將三月一日當值的人點名叫出來。⋯⋯叫了十個人之後，要用兵仔車載走時，順便連站長一併載走，共載走十一人」、「三月十一日，⋯⋯當場就打死五個人。⋯⋯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再也沒有回來」、「三月十一日早上，⋯⋯一去就看到七個人被打死在月台下，剩下的人全部都跪在月台上，幾十個人都跪在月台上。⋯⋯後來才協議照出勤簿點名，找出三月一日當天出勤的人，大約點了十個人，另外他們又帶走三、四個「作業員」，總共帶走十三、四個人」等節，可知三月十一日國軍前往八堵火車站「報復」，當場打死五至七人，並載（抓）走十數人，不僅「載走之後，一去不回，生死不明」，更造成「家屬們一時間頓失經濟提供者而陷入生活困境，⋯成為哭傷雙眼的年邁父母、痛失手足的兄弟姊妹、難以女性身分立足社會的政治寡婦、與需隱藏父親死亡原因的政治單親孩子」（《噶瑪蘭二二八》新序（一）第三頁第5至9行）。八堵火車站事件，不論三月一日或十一日都是戒嚴時期，乘客或車站人員毆打軍人固然違法，但是罪名都不該死，因此站長和十數位站員與作業員被「載走之後，一去不回，生死不明」，更帶給他們家人長期的苦難，的確令人莫名和同情。

八堵火車站事件，不論三月一日或十一日都是戒嚴時期，乘客或車站人員毆打軍人固然違法，但是罪不該死，因此站長和十數位站員與作業員被「載走之後，一去不回，生死不明」，帶給家人的長期苦難，確實令人莫名和同情。 

1、「三月十一日，澳底砲台台長史國華帶領三、四十個兵，乘坐卡車包圍八堵火車站，報復三月一日軍人的被毆，入站即射殺七人（或五人），⋯⋯後經王少校阻止，以點名方式，載走三月一日職勤的十一位員工，包括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載走之後，一去不回，生死不明。」（《悲情車站二二八》第四頁第9行）

2、「三月十一日那天，被兵仔帶走的的有李丹修、蘇水木、 黃清江、許朝宗、廖明華、周春賢，李貴良，總共八個人。⋯⋯叫去之後就這樣一去不回 。」（副站長何有福）（《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頁第14行）

3、「三月十一日那天早上，⋯⋯。火車站當場打死五人。⋯⋯總共抓了十三人一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他們被國軍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過。」（受難站長李丹修之子李文卿）（《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六頁第6行）

4、「三月十一日早上，⋯⋯王勵固要站長將三月一日當值的人點名叫出來。⋯⋯叫了十個人之後，要用兵仔車載走時，順便連站長一併載走，共載走十一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八頁第12行）

5、「三月十一日，⋯⋯當場就打死五個人。⋯⋯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再也沒有回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三O頁第15行）

6、「三月十一日早上，⋯⋯一去就看到七個人被打死在月台下，剩下的人全部都跪在月台上，幾十個人都跪在月台上。⋯⋯後來才協議照出勤簿點名，找出三月一日當天出勤的人，大約點了十個人，另外他們又帶走三、 四個「作業員」，總共帶走十三、四個人。」（大砲台台長王勵固中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三五頁第7行）

7、「後來我還聽說，那天早上，國軍封鎖八堵火車站，只要有人跑，就當場打死，沒跑的，統統抓起來。火車站當場打死五個。至於抓的人，到十點多鐘左右，總共抓了十三個人— 鐵路員工，連我父親在內，一共抓了八個人，另外就是在火車站工作的搬運公司的職員五人，總共十三人。他們被國軍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過。」受難站長李丹修之子李文卿）（《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二頁第2行）

8、「兵仔把火車站包圍後帶走。為什麼只抓八個人？大概與王少佐有關。王少佐知道這一去可能都是槍斃掉，因為當時兵仔要求將三月一日值班的人叫出來，大家呆呆的，不分內外勤都叫。王少佐在叫到第八個人時出面說『到此為止』，因此才沒繼續叫，只抓八個人。否則值班的不只八個人。八個人中有一個副站長職司運轉，也被叫到，車站員工有人說，他如果也去，待會火車進站沒人指揮發車等，因而才將他留下。副站長有很多個，許朝宗、黃清江都是，我爸爸是管理總務的副站長。」（受難副站長蘇水木之次子蘇豐富）《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七頁第10行）

9、「八堵火車站被抓走的那八個人，都是二月二十八日（按：應是三月一日）那天當值的人。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那天早上他們在火車站做工，一看到大批的土匪兵進來，又聽到槍聲，一害怕，拔腿就跑，當場被土匪兵打死。但是詳細你要問五堵的何有福，他是八堵火車站的職員，當天他也在場（按：當天何有福並不在場），他很熱心，很照顧人。」（車號司事周春賢）（《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五七頁第10行）

10、「那天的情形我聽說是這樣：二二八事變後，阿兵哥在火車上與乘客衝突，然後就到車站來掠人。掠人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們住的員工宿舍，就在火車站對面的小山坡上。早上就聽到槍聲，大家很害怕，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大人說不准出去。漸漸就聽說火車站、宿舍打死五、六個人，只要跑的，當場開槍打死。」（車號司事周春賢）（《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五七頁第15行）

11、「後來我才知道，阿兵哥從卡車跳下來之後，當場就打死五個人。當時在鐵路邊巡鐵路、巡車、或巡貨物的外勤人員，遠遠看到國軍來勢洶洶，甚不友善，有人就跑，馬上被開槍打死，我的同事好友鄧順兼就是這樣。其中一個貨物司事叫張水連當場被打死。⋯⋯另外還有一個同事，那天生病請病假，在宿舍外面煎藥，被阿兵哥看到，不由分說就被打死。⋯。反正當場打死的，總共五人。」（站務司事周清標）（《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 O頁第4行）

12、「總共叫了十個名字。國軍說，你們出來，統統帶走，上車。就要把大家押上卡車。李丹修並沒有點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也跟著要走。事後王勵固說他曾輕輕拉著他，暗示他不要去。但是李丹修還是去了，或許他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或許他覺得自己是站長，要調查，他當然要在場負責，所以他也跟著去了。連李丹修在內，總共十一個人被押上軍用卡車，此後再也沒有回來。」（站務司事周清標）（《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二頁第8行）

13、「三月十一日早上，阿兵哥可能連絡了其他部隊，派卡車載了一車的兵來包圍八堵火車站，⋯⋯，看到穿鐵路部黑色制服的人就開槍射擊。當時在火車站外面的工作人員當場被射死的我看到兩個，都是貨物員，⋯⋯。一個是南部人，胖胖的，叫張水連；另一個叫「阿兼」（鄧順兼），客家人。後來聽陳境其的妻子說，陳境其生病，當日沒有上班，正在宿舍煎中藥，⋯⋯，被阿兵哥看到，從宿舍裡捉岀來，押著走向車站，一邊走一邊用槍尾刺刀從背後一直刺、一直刺，刺到月台時已經不能支持，倒在月台上被阿兵哥一腳踢到月台下；我只看到他被刺死在月台上並被踢到月台下的情景。還有南邊號誌樓的一個號誌員也被打死。總共在現場打死了四個人。）（調車員謝國全）（《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頁第9行）

1 4、「當時我在月台邊的物物房（現在改為行李房），阿兵哥殺了四個人後，叫站長將當值的人集合到月台上，包括在室內值勤的，都集合在月台上蹲成一排，背靠著牆，阿兵哥把機關槍架在我們前面，一邊旋轉機關槍一邊說要全部把你們掃射掉。當時車站對面有個旅舍，住個部隊長叫王勵固，官拜少校。聽到車站的吵雜聲，就過來，看到所有的站員都蹲成一排，與阿兵哥交涉後，叫站長拿點名簿點名。」（謝國全）（調車員謝國全）（《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九頁第5行）

16、「他們說現場打死五個人；一個是陳境其，宜蘭人，他當天生病在宿舍煎藥，兵仔來看到穿黑衣服的就要打要抓，有人趕快跑回宿舍。陳境其聽到外面匆忙追跑的吵雜聲，好奇探頭出來看，被兵仔殺害。在南號誌樓信號所的號誌司事謝清鳳，早上照例下樓為鐵路扳手加，就在上油時被打死。鄧順兼也是客家人，代理貨物司事，⋯⋯。另一個是湯振平，是貨物司事，客家人。張水連，是行李司事，大山腳的人，⋯⋯。」（副站長何有福）（《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二O頁第3行）

17、「三月十一日早上，澳底砲台台長史國華帶三、四十個阿兵仔來八堵。⋯⋯。我是從前田鐵工廠那邊聽到火車站的聲音才過來的，來就看到七個人被打死在月台下，剩下的人有幾十個人都跪在月台上。⋯⋯。結果才協議照出勤簿照名，找出當日出勤的人，大約點了十個人，後來他們又帶走三、四個「作業仔」，總共帶走十三、四人。」（（大砲台台長王勵固中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三三頁第14行）

 （三）、三月十一日軍人包圍八堵火車站，事前已有「兵仔要來抓黑衣服的」之傳說，站方顯然疏於防範：

「三月十一日早上，火車沒有行駛。收音機一直說要快出來上班，我跟先生說，火車又沒在行駛，你去火車站坐也沒用，聽說兵仔要來抓黑衣服的，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他說不要緊，在七點多時出門。」（《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三六頁第15行）

（四）、八堵火車站搬運公司作業員確曾介入三月一日毆打軍人事件：從「那些兵仔是澳底的，要去基隆領米， 在車上就被打，打到瑞芳不讓他們下車，一直打到八堵火車站。因為要到基隆或是台北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車來，兵仔反而誤會說是八堵火車站的人打他們」和「其實八堵火車站事件的導火線，也就是三月一日那天的事情，根本不是鐵路局的人打阿兵哥，而是搬運公司的『作業員』打的。那天福隆的兵一上車，就被乘客打，打到四腳亭，四腳亭的站長還幫忙把傷兵扶上車。到了八堵，是被搬運公司的作業員打的」和「到八堵站時，兵仔頭要找司機算帳，拿著槍比來比去，在駡司機的樣子，可能車內和兵仔發生糾紛的旅客看不過去而喊打，旅客就和兵仔在八堵站打起來了。那隻槍被搶走，結果行方不明」三節，可知三月一日澳底的兵仔被乘客和搬運公司的「作業員」打或「相互毆打」，應該是可信的。

1、「聽說兵仔是澳底來的，出公差要到基隆買菜。當時火車宜蘭線都開到八堵火車站，八堵到基隆鐵軌在空襲時炸毀，尚未修復，所有的車輛只到八堵。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當時語言不通，你說我不懂，聽攏嘸。另一方面，兵仔又帶武器，拿槍亂揮，大家看了害怕。那些作業仔心想這是什麼時代了，還這麼鴨霸，拿著扁擔就拖著打。被打之後，作業仔四散，站員將傷兵用拖的用扛的帶到月台邊上藥，乃誤會說站員打人。根本站員不可能拿扁擔打人。誤會就是從這𥚃來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1行）

2、「八堵火車站被抓走的那八個人，都是二月二十八日（按：應是三月一日）那天當值的人。當場被打死的，則是火車站的作業員。那天早上他們在火車站做工，一看到大批的土匪兵進來，又聽到槍聲，一害怕，拔腿就跑，當場被土匪兵打死。但是詳細你要問五堵的何有福，他是八堵火車站的職員，當天他也在場（按：當天何有福並不在場），他很熱心，很照顧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五七頁第10行）

3、「其實八堵火車站事件的導火線，也就是三月一日那天的事情，根本不是鐵路局的人打阿兵哥，而是搬運公司的『作業仔』打的。那天福隆的兵一上車，就被乘客打，打到四腳亭，四腳亭的站長還幫忙把傷兵扶上車。到了八堵，是被搬運公司的作業仔打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八頁第5行）

（五）、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就曾發生軍民糾紛，相關火車站站長和列車長未妥善處理，事後亦未採取防範措施：

台灣火車營運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對於乘客（包括軍警）逃票、霸佔座位、爭吵打架，以及携帶槍械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一定都有既成的準則或法規可供處理參考，因此是次乘客和軍人在列車上和車站內衝突打架，列車長和站長未能及時並積極介入處理，確實難辭其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北和基隆已發生多起外省人被打情事，列車長和站長未能防範未然，竟發生「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之情事，事後司機又辯稱「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很顯然，列車長和站長都已怠忽了職責。

1、「那時候，福隆有國軍駐在所，也就是現在的海防兵，阿兵哥常常從福隆坐火車去基隆要塞司令部領東西。三月初的某一天，國軍依照慣例從福隆上火車。光復以後，國軍來台灣，『兇』台灣人慣了，那天上車，也是兇東兇西，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三月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沒幾天，群情激憤，台灣人不願再忍耐，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一路打到四腳亭，又有衝突。火車離開四腳亭時，有些國軍並沒有上車。火車繼續開，開到暖暖，⋯⋯。那天火車開到八堵，國軍拿槍兇司機，駡說為什麼在四腳亭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了。司機說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八堵是大站，乘客很多，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說這些人是七月半鴨子，不知死活，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其中有個國軍在混亂中逃跑，一路往基隆河方向跑，最後還跳下去，因為不會游泳，就淹死了。其餘國軍也被乘客打傷。當時我父親擔任八堵火車站站長，⋯⋯，他就叫站員出來排解，把受傷國軍帶進去𥚃面休息，拿急救箱幫忙敷藥。等月台的乘客都離去，情況比較安定之後，才讓國軍坐下一班車離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 O頁第1行）

2、「聽說兵仔是澳廣底來的，出公差要到基隆買菜。當時火車宜蘭線都開到八堵火車站，八堵到基隆鐵軌在空襲時炸毀，尚未修復，所有的車輛只到八堵。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當時語言不通，你說我不懂，聽攏嘸。另一方面，兵仔又帶武器，拿槍亂揮，大家看了害怕。那些作業仔心想這是什麼時代了，還這麼鴨霸，拿著扁擔就拖著打。被打之後，作業仔四散，站員將傷兵用拖的用扛的帶到月台邊上藥，乃誤會說站員打人。根本站員不可能拿扁擔打人。誤會就是從這𥚃來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1行）

3、「那些兵是澳底海防駐在所的兵，每個月都固定一、二次到要塞司令部領東西，領彈藥什麼的。到四腳亭被打。因為兵仔在車內發生糾紛，壓逼老百姓，引起大家反感，就在車上打起架來。四腳亭站長出面和解，大家又繼續坐車，但是有部分沒上車，車到八堵的時候，找不到人，又發生糾紛，兵仔拿著槍亂比，老百性又在八堵車站圍著打，兵仔誤會是車站員工打人。」

（《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7行）

4、「那些兵仔是澳底的，要去基隆領米，在車上就被打，打到瑞芳不讓他們下車，一直打到八堵火車站。因為要到基隆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兵仔反而誤會是八堵火車站的人打他們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四八頁第7行）

5、「二二八事件八堵地方的人就是靠鐵路局的電話知道的，電話一來，一傳十，十傳百，聽到之後，大家都非常生氣，事情就發生了。從三月一日那天起，連著好幾天，一些二三十歲火氣較旺的年輕人開始打外省人，在街上看到外省人就打。⋯⋯。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我心肝很軟，膽子很小，不太敢看，也不敢上前扶他。」（《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六頁第12行）

6、「三日一日的事情是這樣的。福隆有個海防字備隊，常常要去基隆採辦糧草。三月一日那天，他們搭著七點多到八堵站的火車，從福隆發出要往基隆。⋯⋯。國軍坐車一向很鴨覇，從來不買票不排隊，從車窗跳進去，把車箱兩端的門封起來，不讓別人進去坐，還把別的乘客的行李丟出車外，幾十個阿兵哥就覇佔一整個車廂。大家都很氣，有時候我也故意假裝不知道，公事公辦，向他們索票，他拿起槍就要打。有時候客人氣不過，和他們理論，阿兵哥只有一句話：『你們算什麼？我是國軍。』要不然就說：『我是國軍，打日本鬼子的國軍，功在國家，你要對我怎麼樣？』總是拿這些話壓迫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七頁第5行）

7、「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一班從蘇澳開往基隆的火車，到八堵火車站時差不多是早上八點。駐在福隆的兵五、六名要到基隆買菜，在福隆上車，當時本省人和外省人衝突，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一直打到八堵，車要掉頭到基隆去，阿兵哥在八堵月台停了五、六分鐘，要往台北的旅客也在月台等車。就在八堵火車站，旅客一直打、踢阿兵哥，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打人的旅客不久就過去另一個月台搭往台北的車走了，阿兵哥還躺在地上。李站長（丹修）和當日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第1行）

（六）、八堵火車站站長李丹修對軍方函請查報三月一日軍人被毆事件未積極有效回應，尤以搬運公司作業員毆打軍人被誤認是「穿黑色制服」之火車站員工所為乙事，未妥善回應或解釋更是最大疏誤：

從「後來兵仔也有公文來車站好幾次，要求驛長（站長）報告打人的人，驛長不敢報名給他們。事情發生之後，壞人不敢上班，只剩好人才去上班，結果都是好人被掠去送死。⋯⋯ 兵仔頭是治安兵的兵仔頭，說打死在火車站不好看，叫他們抓到別的地方」、「後來聽站裡其他員工說，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軍隊有寫信給站長，要站長交出三月一日打人的人，站長因爲火車站的人沒有打人，所以沒辦法回信」和「後來基隆要塞司令部有公文給八堵站，要站長查明回報。結果因為站長、站員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站長也有回文據實報告」等三節，可知當時站長李丹修確實相當為難，既未便把涉嫌打兵仔的搬運公司作業員，更不能把「不敢上班」的「壞人」報給兵仔或相關軍隊。

雖然「（八堵）李站長和當天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但是「後來基隆要塞司令部有公文給八堵站，要站長查明回報。結果因為站長、站員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和「後來聽站裡其他員工說，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軍隊有寫信給站長，要站長交出三月一日打人的人，站長因爲火車站的人沒有打人，所以沒辦法回信」，由此可見當時八堵火車站長確實實輕忽了軍方的要求，未及時積極妥善回應（包括前往致歉並慰問傷患），以致軍方於十一日興師前往車站問罪，而造成殺人和抓人的不幸事件。 

1、「後來兵仔也有公文來車站好幾次，要求驛長（站長)報告打人的人，驛長不敢報給他們。事情發生之後，壞人都不敢來上班，只剩下好人才去上班，結果都是好人被掠去送死，完全沒有天理。阮聽到有人說兵仔要抓火車站的人，叫他不要去上班，他說已經好幾天沒有去上班了，怕被辭職不敢不去，而且他也自認沒做壞事，結果去上班就被兵仔掠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四八頁第10行）

2、「後來聽站裡其他員工說，在三月十一日之前軍隊有寫信給站長，要站長交出三月一日打人的人，站長因為火車站的人沒有打人，所以沒辦法回信。」（《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O頁第9行）

3、「後來基隆要塞司令部有公文給八堵站，要站長查明回報。結果因為站長、站員確實不知打人的人是誰，無法查明，站長也有回文據實報告。」（《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九頁第6頁）

（七）、「其中有個國軍在混亂中逃跑，一路往基隆河方向跑，最後還跳下去，因為不會游泳，就淹死了」與「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是否相關：

「火車八點多到八堵。⋯月台候車的乘客很多聽說阿兵哥打架，就衝上去打」，「很多乘客追著十幾個阿兵哥打」，「其中有個國軍在混亂中逃跑，一路往基隆河方向跑，後來還跳下去，因為不會游泳，就淹死了」前有基隆河，後又有「很多乘客追著」，「不會游泳」，「還跳下去」，是逃生？抑或自盡呢？人都是血肉做的，天下誰無父母、配偶、兄姊、弟妹和子女呢？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千里迢迢從大陸來台的外省籍軍公教人員，不論本身有無過錯，他們被打、被殺或被拘禁「保護」，遠在對岸那邊的父母、兄弟和姊妹難道不為他們擔心和難過？當時的野心政客或被煽惑打人殺人的民眾和學生，為什麼不為自己，也為別人的父母、夫妻、兄姊、弟妹和子女多些著想呢？

1、「那時候，福隆有國軍駐在所，也就是現在的海防兵，阿兵哥常常從福隆坐火車去基隆要塞司令部領東西。三月初的某一天，國軍依照慣例從福隆上火車。光復以後，國軍來台灣，『兇』台灣人慣了，那天上車，也是兇東兇西，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三月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沒幾天，群情激憤，台灣人不願再忍耐，國軍一兇，乘客就打回去。一路打到四腳亭，又有衝突。火車離開四腳亭時，有些國軍並沒有上車。火車繼續開，開到暖暖，⋯⋯。那天火車開到八堵，國軍拿槍兇司機，駡說為什麼在四腳亭沒等國軍全都上車就開走了。司機說一切聽站長指揮，旗子一揮，火車就準時往前開了。八堵是大站，乘客很多，看到國軍兇，二二八的怒火未消，說這些人是七月半鴨子，不知死活，衝過去就打，也有人搶了槍。其中有個國軍在混亂中逃跑，一路往基隆河方向跑，最後還跳下去，因為不會游泳，就淹死了。其餘國軍也被乘客打傷。當時我父親擔任八堵火車站站長，⋯⋯，他就叫站員出來排解，把受傷國軍帶進去𥚃面休息，拿急救箱幫忙敷藥。等月台的乘客都離去，情況比較安定之後，才讓國軍坐下一班車離去。」（《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O O頁第1行）

2、「二二八事件八堵地方的人就是靠鐵路局的電話知道的，電話一來，－傳十，十傳百，聽到之後，大家都非常生氣，事情就發生了。從三月一日那天起，連著好幾天，一些二三十歲火氣較旺的年輕人開始打外省人，在街上看到外省人就打。⋯⋯。我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被打得跌入火車站前的水溝，我心肝很軟，膽子很小，不太敢看，也不敢上前扶他。」（《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六頁第12行）

3、「三十六年三月一日，由頭城開往基隆的頭班車，有一些要塞司令部福隆駐在所的官兵，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公幹。在車內，十多名士兵和客人發生糾紛，其中有一個兵仔在四腳亭被趕下車，車開動時站長陳灶已過世）又將其牽回車上。到八堵時，兵仔頭要找司機算帳，拿著槍一直比來比去，在駡司機的樣子，可能車內和兵仔發生過糾紛的旅客看不過去而喊打，旅客就和兵仔在八堵站打起來了。那隻槍被搶走，兵仔四散逃開，好幾個人被打，也有受傷。其中一個兵仔跳入基隆河，可能想游泳逃走，結果行方不明。」（《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八頁第11行）

（八）、火車須在八堵車站換車或掉頭才能開往基隆，標示既不清楚，又「不讓他們（乘客）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的做法，確實欠當：

1、「那些兵仔是澳底的，要去基隆領米，在車上就被打，打到瑞芳不讓他們下車，一直打到八堵火車站。因為要到基隆都要在八堵火車站換車，不讓他們下車不行，於是就把這些兵仔打下來，兵仔反而誤會是八堵火車站的人打他們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四八頁第7行）

2、「聽說兵仔是澳底來的，出公差要到基隆買菜。當時火車宜蘭線都開到八堵火車站，八堵到基隆鐵軌在空襲時炸毀，尚未修復，所有的車輛只到八堵。兵仔威脅站長要把車開到基隆。當時語言不通，你說我不懂，聽攏嘸。另一方面，兵仔又帶武器，拿槍亂揮，大家看了害怕。那些作業仔心想這是什麼時代了，還這麼鴨霸，拿著扁擔就拖著打。被打之後，作業仔四散，站員將傷兵用拖的用扛的帶到月台邊上藥，乃誤會說站員打人。根本站員不可能拿扁擔打人。誤會就是從這𥚃來的。」（《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1行）

3、「三月一日的情況我並不淸楚，聽說是福隆的國軍一如往常鴨霸，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從瑞芳開始打起來一直打到八堵。火車八點半到八堵站，那班車是要轉往基隆的，必須在八堵掉頭轉線。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很多聽說阿兵哥打架，就衝上去打。」（《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七頁第13行）

4、「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一班從蘇澳開往基隆的火車，到八堵火車站時差不多是早上八點。駐在福隆的兵五、六名要到基隆買菜，在福隆上車，當時本省人和外省人衝突，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一直打到八堵，車要掉頭到基隆去，阿兵哥在八堵月台停了五、六分鐘，要往台北的旅客也在月台等車。就在八堵火車站，旅客一直打、踢阿兵哥，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打人的旅客不久就過去另一個月台搭往台北的車走了，阿兵哥還躺在地上。李站長（丹修）和當日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第1行）

（九）、三月一日和十一日八堵火車站事件發生時，站務司事周清標和調車員謝國全二人都上班在場，應該了解事實真相：

1、「三月一日的情況我並不淸楚，聽說是福隆的國軍一如往常鴨霸，沒多久就和乘客發生衝突，從瑞芳開始打起來一直打到八堵。火車八點半到八堵站，那班車是要轉往基隆的，必須在八堵掉頭轉線。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很多聽說阿兵哥打架，就衝上去打。」（《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七頁第13行）

2、「我的辦公桌在辦公室的最裡面，聽到外面轟轟轟的吵閙聲，我站起來，想到外面去看發生什麼事，又想到自己管錢又管票，電報隨時可能進來，責任重大，不能離開。沒多久，驛長（站長）李丹修就走過來說：『別出去，你們不要出去。』一方面我也很害怕，所以並沒有出去，只站在辦公室的窗口往外看，看到大約五十公尺處，很多乘客追著十幾個阿兵哥打。我並沒有看得很清楚。後來聽說有阿兵哥跳到基隆河跑掉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1行）

3、「三月十一日，二二八事件餘波繼續發展。八堵火車站除了貨車，其他班車全部停駛。⋯。三月十一日那天和我一起工作的是張德勝先生，住在我家隔壁，我都叫他張叔叔。⋯。反正沒有車班，也沒有事做，我就向張叔叔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做就可以了。⋯。十點多鐘，我聽到火車站外面有軍用卡車急駛而來，的聲音，很快又聽到阿兵哥乓乓乓跑進來的聲音。⋯⋯，馬上又聽到砰砰砰槍聲大作，隨即就有人呼感說：『阿兵哥，阿兵哥，阿兵哥打死人了。』」（《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九八頁第7行）

4、「三十六年三月一日，一班從蘇澳開往基隆的火車，到八堵火車站時差不多是早上八點。駐在福隆的兵五、六名要到基隆買菜，在福隆上車，當時本省人和外省人衝突，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一直打到八堵，車要掉頭到基隆去，阿兵哥在八堵月台停了五、六分鐘，要往台北的旅客也在月台等車。就在八堵火車站，旅客一直打、踢阿兵哥，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打人的旅客不久就過去另一個月台搭往台北的車走了，阿兵哥還躺在地上。李站長（丹修）和當日上班的站員將躺在月台上的兵抬到月台邊，李站長設法叫車來送他們入醫院治療。」（《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第1行）

5、「三月十一月早上，阿兵哥可能連絡了其他部隊，派卡車載了一車的兵包圍八堵火車站，一共大約一、二十名阿兵哥，都是全副武裝的。⋯⋯。八堵火車站東邊有宿舍，由宿舍那邊開始，看到穿鐵路部黑色制服的人就開槍射擊。當時在火車站外面的工作人員當場被射死的我看到兩個，都是貨物員，正在監督工人裝貨。一個是南部人，胖胖的，叫張水連，；另一個叫『阿兼』（鄧順兼），客家人。」（《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八頁第9行）

6、「當時我在月台邊的物物房（現在改為行李房），阿兵哥殺了四個人後，叫站長將當值的人集合到月台上，包括在室內值勤的，都集合在月台上蹲成一排，背靠著牆，阿兵哥把機關槍架在我們前面，一邊旋轉機關槍一邊說要全部把你們掃射掉。當時車站對面有個旅舍，住個部隊長叫王勵固，官拜少校。聽到車站的吵雜聲，就過來，看到所有的站員都蹲成一排，與阿兵哥交涉後，叫站長拿點名簿點名（《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O九頁第5行）

7、「那天我也當值，三月一日我也當班，但王勵固說剩下來的都不是那天當班的。在李站長按簽到簿點名叫人出列時，我還是莫名奇妙，⋯⋯。叫了十個之後要用兵仔車載走時，順便連站長一併帶走，一共帶走十一個。」（《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二一O頁第2行）

（十）、八堵火車站車號司事許炎明偕同親友外出，是否畏罪逃亡不得而知，絕非在上班途中被捕遇害：

「我們一行五人，我和邱獻萬、許炎山、許炎山的三弟許炎得，那時候在鐵工廠當徒弟，另外還有一個許炎山的表弟名字我已忘記了，我們都叫他『小媳婦』，五人就躲在田寮港的山上。在山上大約住了兩天。許炎山是一個很𧫴慎很小心很盡忠職守的人，在山上，聽到火車的汽笛聲響，他就說，該去上班了⋯⋯，否則會被解僱。⋯⋯。後來沒辦法，許炎山最堅持，大家只好下山。我們一行五人從山上走下來，許炎山走在最前面。到了基隆女中附近的田寮港時，遠遠看見阿兵哥追過來，許炎山拔腿就跑，跑進旁邊的民宅，我們四人則往旁邊的巷子跑。⋯⋯。我們一邊跑，一邊還聽到不遠處許炎山被掠到時大聲呼喊的聲音，但是我們並不敢回頭去看，或者去救，我們繼續爬回山上。那是三月十一日的事情。」（《悲情車站二二八》第一七三頁第13行） 

綜觀上述，三月一日乘客和車站人員毆打軍人，以及三月十一日軍人報復包圍射殺車站人員，並帶走站長和十數位站員暨作業員，造成雙方嚴重傷亡，誠屬不幸重大慘案。撫今追昔，軍民雙方對各自不法行為都應確實反省檢討，以免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