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寃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拼圖二二八》作者陳儀深教授述說，〈更重要的是，二二八的全貌至少到5月16日解除戒嚴、結束「清鄕行動」為止，對台灣人民而言，所謂二二八事件，當然包括後階段的鎭壓屠殺，甚至後階段的鎭壓屠殺才是悲劇的重點。官逼民反只是能解釋到3月7日處委會正式要求或（中部地區的）3月16日烏牛欄橋戰役為止，3月8日晚上兩營憲兵登，軍憲情治人員殺人的「數量」或暴虐、殘忍的「方式」，是不折不扣的屠殺。據台大法律系陳志龍教授的說法，這不是兩軍對陣的戰爭行為，也不是執行公務的行為，而且一種政府犯罪。一個甫邁入文明社會，甫建立法治的國家，對於過去權威時代的一場政府犯罪，如果不能釐清責任歸屬，並跨越障礙予以法律訴究，則此一法治必有殘缺，且恐有倒退傾頹之虞。〉［註1］

       國父   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還政於民，從此以後已不再有所謂的「官員」，而只有「人民」和人民所僱用的「公僕」（公僕也是人民）。如果「公僕」不稱職或違法失職，「人民」只能根據共同遵從的法律或聘僱契約加以處理，而不得動手打殺或私設刑堂。換言之，「人民」和「公僕」都應該有「法治」的修養和精神，凡事皆依法處理。因此，二二八暴動前夕，人民要求把肇事之查緝人員公開槍決，以及暴動後打殺或拘禁外省同胞，破壞侵佔公署和倉庫、攻擊軍事機場和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械和彈藥等「不法」行為，也都應依法處理，不能只要求處置肇事、貪污或不法屠殺百姓的兇手。

        此外，既已承認「民反」有「非理性發洩（攻擊外省人）」部分，對於「武裝自衛反抗」和「組織處委會凝聚改革」兩大部分［註2］，也應該虛心檢討已否逾越或有無違，已否涉嫌造反叛亂，而絕不可避重就輕或推諉塞責！「公僕」方面倘若確有過失或執法過當，當然應該鄭重道歉，並依法賠償和處置相關人員；反之，在暴動中打殺或拘禁外省同胞，破壞侵佔公署和倉庫、攻擊軍事機場和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械和彈藥等「不法」人民，也都應該加以徹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2007年2月出版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乙書，曾對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其他軍政人員（包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21師師長劉雨卿、各「綏靖」區負責人、地方行政與警政首長、基層公務人員與軍憲警人員）、情治人員（包括警備總部調查室、國防部保密局［原軍統局］、憲兵第四團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半山」分子、社會團體成員、新聞媒體工作者、缐民、告密者和構陷者等詳加評述，唯獨對上述在暴動中「打殺或拘禁外省同胞，破壞侵佔公署和倉庫、攻擊軍事機場和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械和彈藥」的參與者竟然未一併徹查，確是最大的不足和遺憾。

         如果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查緝人員未開槍、未造成意外的傷亡，如果二十八日遊行抗議未發生意外的暴動，如果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八日未發生「打殺或拘禁外省同胞，破壞侵佔公署和倉庫、攻擊軍事機場和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械和彈藥」等情事，如果三月九日國軍登陸後執行「維護治安」的任務中，未曾遭遇「抵抗」或「反抗」，也就沒有「屠殺」的對象，更不會發生所謂「兩軍對陣」；反之，如果遭遇「抵抗」或「反抗」，而不得不予「還擊」，則就不是所謂的「屠殺」，更不是所謂的「政府犯罪」。既然是「一個甫邁入文明社會，甫建立法治的國家」的國民，就應該遵守法律並依法行政，以和平和合法的方式促成改革的要求（如促成政黨輪替），絕不應該訴諸暴力或武力，或「總是以二二八事件做為台獨論述的重要元素，甚至做為「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正當理由」［註3］。簡言之，「寃家宜解不宜結」，一定要「各自回頭看後頭」，看看自己的過失，而非一味指責別人。

      任何戰爭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勝與和平，而不是為了報復。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戰後，戰勝國對戰敗國都未採取太苛刻或報復性的制裁或懲罰措施，中華民國甚至對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採取「以德報怨」態度，就是最佳的典範。國家對國家的態度如此，國家對人民的態度更該如此，因此各國刑法對犯罪的人民都以教化或感化為目的，而不以報復為目的。二二八暴動事件確實是一齣悲劇，對公僕和人民的違法或過錯固然應予以釐清，對無辜受難者和受害者固然也應致歉並賠償，但是對於當年違法犯錯的各方則應予寬恕，不必再加追究，何況「怨怨相報何時了」，而且絕大多數的當事人早已離開人間，既未能加以懲罰，也已毫無意義。

［註1］：〈更重要的是，二二八的全貌至少到5月16日解除戒嚴、結束「清鄕行動」為止，對台灣人民而言，所謂二二八事件，當然包括後階段的鎭壓屠殺，甚至後階段的鎭壓屠殺才是悲劇的重點。官逼民反只是能解釋到3月7日處委會正式要求或（中部地區的）3月16日烏牛欄橋戰役為止，3月8日晚上兩營憲兵登，軍憲情治人員殺人的「數量」或暴虐、殘忍的「方式」，是不折不扣的屠殺。據台大法律系陳志龍教授的說法，這不是兩軍對陣的戰爭行為，也不是執行公務的行為，而且一種政府犯罪。一個甫邁入文明社會，甫建立法治的國家，對於過去權威時代的一場政府犯罪，如果不能釐清責任歸屬，並跨越障礙予以法律訴究，則此一法治必有殘缺，且恐有倒退傾頹之虞。〉（《拼圖二二八》第256頁第九行）   

［註2］：〈本文並不否認「官逼民反」對二二八有定的解釋力，但主張將「民反」的部分區分成非理性發洩（攻擊外省人）、武裝自衛與反抗、組織處委會凝聚改革要求等三個層次，否則籠統說「反」，豈非可以等同造反叛亂、無限想像；不過把民反的前提說是官逼，一方面可以減輕「反」方的道德壓力，一方面官方道歉並做金錢賠償就可了事，可見「官逼民反」說有一定的影響力。問題是回到歷史現場，二二八事件明明有很多族群衝突的現象，歷史教訓畢竟不能取代歷史事實，何況在漫長的戒嚴統治過程中，在野者或隱或顯援引「台灣民族主義」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使得族群感情（文化、歷史的）與國家認同（政治的抉擇）混淆不清。因而有李敖、鄭鴻生等「反台獨「的知識分子，反向操作「外省人才是二二八受害者」的意象，企圖以族群因素來瓦解日趨強勢的台灣認同。〉（《拼圖二二八》第255頁第九行） 

［註3］：〈1949年國民黨南京政府遷台以後，把台灣當作反共復國的基地，施行數十年的戒嚴高壓統治，台灣人失去集會結社、言論思想等的自由，國民黨不但沒有對二二八受難的台灣人撫恤、賠償，而且以「萬行國會」體制坐實自己是外來政權的指控，於是海外台灣人一一特別是1960年代至80年代留學日本與美國的台灣青年所組織的台獨運動團體，總是以二二八事件做為台獨論述的重要元素，甚至做為「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正當理由。〉（《拼圖二二八》第254頁第一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