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圖二二八》作者陳儀深教授，一會兒說：「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註1］，一會兒又說：「1947年3月10，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臺變首次公開發表談話，説到事件發生以後陳儀秉承中央指示，已公開宣佈取消省署改省政府等等改革承諾，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週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撃機關等不法活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派軍隊赴臺灣維持當地秩序，…』從前後文可知，蔣氏把派兵決策的理由指向3月7日處委會提出『無理要求』及後來的襲擊機關行動，如與前述實際資料比對，即可明瞭這是謊言」［註2］，好像一直茫然不知蔣主席派兵的原因。

       其實，從陳儀深教授所述：「蔣介石在3月5日就已經派第廿五師劉雨卿師長『率部赴臺灣維持秩序』」、「蔣介石確已在3月5日致電陳儀：『已派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啓運，勿念。』」、「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也在3月5日給蔣代電：「已令廿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146旅之一個團即開基隆，歸陳兼總司令指揮」［註3］，以及「根據大溪檔案，整編廿一師先遣一個團是在3月9日午後才到達基隆，10日進抵台北；3月10日傍晚陳儀向蔣介石回報：『廿一師一個團已全部用火車運抵台北，其第二個團乘著102號登陸艇亦已開到基隆（港）口外。』」［註4］等節，便可以知道蔣主席早在3月5日就已派兵，而且

       事實上，國家建軍和養兵的目的，是為維護國家的安全和保障人民的性命財產；一旦國家安全和人民性命財產遭遇威脅或侵犯，任何政府都有派遣軍警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民性命財產的義務和責任。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暴動迅速蔓延全省各地，除打殺拘禁外省同胞外，「3月4日，臺北多數政府機關已被民兵佔領，唯有位於上海路的警備總司令部與中華路的憲兵第四團團部尚能據守」，其他縣市政府也被佔領或架空，警察局和派出所遭攻擊，員警不是被毆就是逃避，槍枝彈藥也被搶走，倉庫物資被盜或焚毀，甚至機場和軍事要塞也遭攻擊，情勢混亂危急都已至極，這才是陳儀請兵和蔣主席派兵的真正原因。

       此外，蔣主席在3月10日上午「中樞國父紀念」發表關於台灣事件的報告詞中提到：「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和「不料上週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撃機關等不法活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派軍隊赴臺灣維持當地秩序，…』，只是向與會人士報告當時的台灣情勢，並強調「中央已派軍赴臺灣維持當地秩序」，而不是說處委會「突提出無理要求」和「昨（9）日又有襲撃機關等不法活動相繼發生」，是「中央已派軍赴臺灣維持當地秩」的理由。因此，陳儀深教授指控：「蔣氏把派兵決策的理由指向3月7日處委會提出「無理要求」及後來的襲擊機關行動，如與前述實際資料比對，即可明瞭這是謊言」，顯然是故意扭曲。

       再者，陳儀深教授在《二二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和《天猶未光》二書中，都引述蔣主席說：「故中央『已』派軍隊赴臺灣」［註2、5］］，而在《拼圖二二八》書中則說「故中央『已決』派軍隊赴台灣」［註6］，原因究竟如何，是手民之誤抑或是心有所思？其實，不論是「已」或是「已決」，字義雖然略有差異，但並不能否定「蔣介石確已在3月5日致電陳儀：『已派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啓運，勿念。』」之事實！

        總而言之，中央派兵來台旨為協助恢復社會秩序，並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律，絕不是為了殺害無辜同胞，正如當時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於3月4日約見蔣渭川時所言：「為今之計，惟有籲請中央（派兵），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註7］。設若國軍登陸後，暴亂即告平息，參與暴動者也都已逃避或逃亡海外（按：不少人逃亡香港、大陸或日本），既沒有繼續抗爭的現行犯，政府至多只能依法追緝，而不會相互廝殺或傷及無辜；反之，像台共謝雪紅等人繼續武裝抗爭，在對壘中互對廝殺而致傷亡，夫復何言？

［註1］：〈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拼圖二二八》第227頁第一〇行）

［註2］：〈1947年3月10，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臺變首次公開發表談話，説到事件發生以後陳儀秉承中央指示，已公開宣佈取消省署改省政府等等改革承諾，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週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撃機關等不法活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派軍隊赴臺灣維持當地秩序，…」從前後文可知，蔣氏把派兵決策的理由指向3月7日處委會提出「無理要求」及後來的襲擊機關行動，如與前述實際資料比對，即可明瞭這是謊言。〉（《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54頁第一一行）

［註3］：〈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蔣介石在3月5日就已經派第廿五師劉雨卿師長「率部赴臺灣維持秩序」，因為「台灣事件已演變至叛國及奪取政權的階段，而其暴動且擴及於台北以外之台中、嘉義等縣市也」。又據大溪檔案蔣介石確已在3月5日致電陳儀：「已派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啓運，勿念。」同樣，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也在3月5日給蔣代電：「已令廿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146旅之一個團即開基隆，歸陳兼總司令指揮」，「著憲兵第四團駐福州之第三營即開台灣歸制」，「著調憲兵第廿一團駐福州之一個營即開基隆。」這一批憲兵應該是最早抵達台灣的「援軍」，根據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記載，他奉派來台查辦事件恰好與這兩營憲兵一同搭乘海平輪赴台，他們在3月8日晚上登陸基隆，9日凌晨1時楊亮功與一百多名憲兵自基隆出發前往台北，天亮時他到長官公署見到陳儀，陳即下令戒嚴。〉（《拼圖二二八》第180頁第一〇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