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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13 14:58:12瀏覽1015｜回應0｜推薦3 | |
〈前台南工學院學生參與台南市228暴動始末〉
根據前臺南工學院學生吳慶年（後來擔任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接受王逸石、張炎憲、王昭文和高淑媛等訪問時述說，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三月一日（星期六）晚上，住校學生徐哲琳、李國璿、林才華、陳端五、彭孟基、蘇鴻源、鄭孟清、李文淵、李啓民、王振華、陳顯榮、曾繼紹、許朝卿、蘇匡烈、蘇錦郎等，認為在此重要時刻，學生應該出來有所行動，決定要召開學生大會［註1］。三月二日大早，在校同學分頭製作海報、標語，四處張貼，把訊息傳開，下午就開著牛車到關廟去載了一批武器回來，有日本刀、三八式步槍及彈藥，放在學校的兵器庫［註2］。三月初三日（星期一）早上，學生自治會召開學生大會，決議發表「告臺南市民書」，並由學生出面維持市內治安［註3，4、5］。
另一同學許朝卿於民國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五次接受張炎憲和曾秋美等訪問時述說：「（事件爆發後）湯德章到台南工學院學生大會演講，⋯⋯說為了維持治安，要向憲兵隊交涉，將台南市的治安交由學生來管理，於是我們一、二年級學生合起來約二百人排起隊，⋯前去博愛路憲兵隊交涉，結果憲兵隊長答應了。之後，湯德章要學生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樓上集合，分配工作，要大家前往各地派出所執勤，因當時台南市內各派出所外省警員大都跑掉了，只剩台籍警察執勤，學生的任務就是去協助他們。」（《台灣共和國》上册第152頁第13行）［註6］
復據吳慶年述稱，「三月十一日，一個彭姓軍官所率領的憲兵隊由高雄北上到臺南，將市參議會及成大團團圍住。剛從嘉義回來的陳德信是在市參議會被抓去。那時我在校內，憲兵雖有進入學校，只是收繳武器而已，並未抓人；翌日（十三日）軍隊再度進入工學院，逮捕教授與學生。」［註7］、「三月十二日下午，因擔任臺南二二八處委會治安組長而被捕的湯德章律師，在大正公園（現民生綠園）被槍殺。⋯，判斷必須離開臺南。」［註8］、「三月十二日傍晚，我們大約六、七個人（吳慶年、鄭孟湑、江松春、葉秀青、蘇鴻源）開始避難行動。」［註9］和「五月五日，學校出面出具公函給「臺灣綏靖分區指揮部」［註10］，替我們二十四個人辦理自新。我們先去會見一位臺籍高級法官（聽說是陳端五同學親戚），給我們一些指示。後來到孔廟對角的警察局，我三月初曾到警察局接收武器，刑事彼此多認識，他們問了簡單口供，簽了名之後，就放我們回校，以後也沒來找麻煩。⋯。辦理自新之後，我繼續在工學院求學，不久畢業。」［註11］
綜合吳慶年和許朝卿二人受訪的陳述，至少可以確認下列二大事實：
第一、當時臺南工學院學生彭孟基等二十四人，雖說是知識分子，卻不僅跟從湯德章前往脅迫臺南憲兵隊，又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接收武器，甚至取代警察巡邏並到處鼓動學生遊行示威，而事後竟稱「沒有堅強的領導和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策略」，「事先沒有周密的籌備」、「只是臨時起意」和「單純的反對暴政欺壓、要求高度自治而已」等［註12］，可見他們的確「年輕識淺，為奸人鼓煽」，更顯示他們不僅缺乏民主素養，更毫無法治觀念。
第二、湯德章煽動學生同往脅迫臺南憲兵隊，並到市政府警察局接收武器，證據確鑿，罪行昭昭，終以「叛亂」罪名被槍決（判決書尚存放台南地方法院檔案室）。不料，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前臺南市長張燦鍙宣佈將綠園更名《湯德章紀念公園》，並竪立半身胸像紀念，至今已踰二十四年，中央和地方竟皆不聞不問，確是台灣推行民主運動最大的諷刺，更是貽笑天下！
［註1］：〈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南寮的同學從收音機聽到消息，來寮長室找我；三月一日（星期六）晚上，我們在寮長室召開會議，來開會的都是住校學生，有徐哲琳、李國璿、林才華、陳端五、彭孟基、蘇鴻源、鄭孟清、李文淵、李啓民、王振華、陳顯榮、曾繼紹、許朝卿、蘇匡烈、蘇錦郎等，大家認為在此重要時刻，學生應該出來有所行動，決定要召開學生大會。〉（《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二四頁第4行）
（評註：遇事要冷靜，更應理性思考才可以行動。）
［註2］：〈三月二日，一大早，我們發動在學寮的同學分頭製作海報、標語，四處張貼，把訊息傳開。下午，有情報進來，說關廟、佳里埋藏一些以前的日本武器。那天起，台南市內開始亂，警察也跑掉了，我們第一件事就是維持學校的安全。學校本來有教練用三八式步槍，火力不是很強，⋯，我們開牛車到關廟去載武器回來，有日本刀、三八式步槍及彈藥，也有機關槍，我們運了很多回來，放在學校的兵器庫。〉（《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二四頁第8行）
（評註：「開牛車到關廟去載武器回來，有日本刀、三八式步槍及彈藥，也有機關槍，我們運了很多回來」，是竊盜私藏武器的不法行為。）
［註3］：〈三月初三日（星期一）早上，學生自治會在當時唯一禮堂（現格致堂）召開學生大會，我也穿著木屐，上臺痛批時弊，呼籲學生們起來，對台灣的民主改革有所貢獻，不要在臺灣的歷史關頭缺席，大會決議發表「告臺南市民書」，並由學生出面維持市內治安。〉（《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二五頁第4行）
（評註：「由學生出面維持市內治安」是越厨代庖的不法行為。）
［註4］：〈同時，臺南市參議會也成立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他們派長榮中學教員李國澤與市參議員張旭升來校，他們上臺說市參議會希望工學院停課兩天，全校學生協助維持臺南市的治安。我們也正有此意，開始組織。⋯大家推我為維持治安的最高負責人，⋯我們手上也有一些從關廟等地取回的武器，後來，我們又去警察局接收一些武器。⋯。我們以這些武器為基礎；同時學校有一部嶄新的大卡車⋯，我們開卡車及警察局小車外出巡邏；大卡車由機械系陳德信駕駛，所到之處，市民㚒道歡呼、歡迎。其他還有宣傳部，由李國璿、李文淵等負責；也有涉外部負責市參議會開會及聯絡。鄧凱雄、王振華、林宗楝、張正生、李國璿等也組織學生聯盟，動員臺南一中、臺南女中等市內高中以上學生遊行。〉（《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二五頁第7行）
（評註：「有一些從關廟等地取回的武器，後來，我們又去警察局接收一些武器」都是非法的贓物。）
［註5］：〈參加維持臺南市治安的學生主要以曾到南寮寮長室開會的那幾個人為核心，另外還有江松春、羅明懋、丁桂昌等三、四十多人參加，分成兩隊。丁桂昌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熱血漢，在五十年代，可能牽連到蔡孝乾等［註］案被槍斃；⋯，尤其經過二二八之後，更加不滿，傾向社會主義，這點可能才是他被槍斃的真正原因。羅明懋在一九五二年，因臺南工學院殘餘匪諜叛亂案，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案情中曾提及「二二八事件時曾參加吳慶年領導之機槍中隊。」（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來辦理匪諜案𢑥編》第二集、李敖出版社）〉（《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二六頁第1行）
（評註：中共指派蔡孝乾潛回臺灣，發展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丁桂昌和羅明懋二人何時被吸煽動尚須進一步查考。）
［註6］：許朝卿口述略稱：「事件爆發不久，湯德章到台南工學院學生大會演講，⋯並說為了維持治安，要向憲兵隊交涉，將台南市的治安交由學生來管理，於是我們一、二年級學生合起來約二百人排起隊，⋯前去博愛路憲兵隊交涉，結果憲兵隊長答應了。之後，湯德章要學生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樓上集合，分配工作，要大家前往各地派出所執勤，因當時台南市內各派出所外省警員大都（多）跑掉了，只剩台籍警察執勤，學生的任務就是去協助他們。」（《台灣共和國》上册第152頁第13行）
［註7］：〈三月十一日，一個彭姓軍官所率領的憲兵隊由高雄北上到臺南，將市參議會及成大團團圍住。剛從嘉義回來的陳德信是在市參議會被抓去。那時我在校內，憲兵雖有進入學校，只是收繳武器而已，並未抓人；翌日（十三日）軍隊再度進入工學院，逮捕教授與學生。〉（《嘉義北回二二八》第三八頁第11行）
（評註：被逮捕的應該都是涉嫌參與二二八暴動的教授和學生。）
［註8］：〈三月十二日下午，因擔任臺南二二八處委會治安組長而被捕的湯德章律師，在大正公園（現民生綠園）被槍殺。⋯，判斷必須離開臺南。〉（《嘉義北回二二八》第四〇頁第1行）
［註9］：〈三月十二日傍晚，我們大約六、七個人（吳慶年、鄭孟湑、江松春、葉秀青、蘇鴻源）開始避難行動，沒帶武器。⋯。我是四月二十日前回校上課的。〉（《嘉義北回二二八》第四〇頁第4行）
（評 註：倘未犯罪，何必「開始避難行動」？）
［註10］：〈臺南工學院替吳慶年等二十二學生辦理自新的公函：〈函送敝院參加二二八事件學生自新悔過書及證件十一份，請查照備案由。逕啓者：查二二八事件波及台南，敝院少數學生盲從附和，除經貴指揮部拘案訊釋者外，茲有彭孟基、林才華、王志旭、徐哲琳、吳慶年、陳端五、蘇鴻源、鄭孟湑、蘇匡烈、李介仁、施志聰、陳顯榮、曾繼紹、朱瑞源、劉榮耀、董鴻文、林啟明、王振興、蘇錦郎、劉新民、李得、葉秀青等二十二人，為貴部寬大仁慈之德意所感召，自動備具悔過書呈送敝院請求代轉貴部鑒核准予自新。查該生等年輕識淺，為奸人鼓煽，一時誤入迷途，情殊可憫，今既知悔悟，依法請求自新，自應准予代轉，相應備函檢同該生等悔過書計共二十二份，並附彭孟基、林才華、王志旭、徐哲琳等四名託請保證人彭英等出具之保證書四帋，及朱瑞源、葉秀青、李介仁、蘇匡烈、曾繼紹、施志聰、陳顯榮、等七名繳送武器經南縣警察局嘉義區警察所大垌埔派出所挈給之證明書七帋，一併送請査照備案為荷。此致台南綏靖分區指揮部。附悔過書二十二帋、證明書七帋、保證書四帋。院長。36年5月5日。〉（《嘉義北回二二八》第四一頁）
（評註：「該生等年輕識淺，為奸人鼓煽，一時誤入迷途，情殊可憫，今既知悔悟，依法請求自新」，自應予寬赦。）
［註11］：〈五月五日，學校出面出具公函給「臺灣綏靖分區指揮部」，替我們二十四個人辦理自新。我們先去會見一位臺籍高級法官（聽說是陳端五同學親戚），給我們一些指示。後來到孔廟對角的警察局，我三月初曾到警察局接收武器，刑事彼此多認識，他們問了簡單口供，簽了名之後，就放我們回校，以後也沒來找麻煩。⋯。辦理自新之後，我繼續在工學院求學，不久畢業。〉（《嘉義北回二二八》第四四頁第2行）
（評註：「我三月初曾到警察局接收武器」是自招的口供。）
［註12］：〈（吳慶年）一九四七年這次「光復」後第一次臺灣人民主抗暴運動结果並沒有成功。大部分失敗的原因，第一是沒有堅強的領導和組織；第二是無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策略。我們事先沒有周密的籌備，起來反抗只是臨時起意，其目的也是單純的反對暴政欺壓、要求高度自治而已。⋯⋯二二八事變也因此成為戰後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點。同時在臺灣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這個事件，也向全世界，特別是對岸的中國，宣示了一個訊息一一任何一個外來的覇權想要在臺灣施行殖民統治，必須付出慘痛代價。〉（《嘉義北回二二八》第四五頁第12行）
（評註：中華民國收復台灣和澎湖群島故土，既非外來政權，更非殖民統治。）
［註］：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一觸即發，中共指派蔡孝乾潛回臺灣，發展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派遣洪幼樵、張志忠、林英傑 、孫古平等協助蔡孝乾，初回臺蔡孝乾與老臺共廖瑞發聯繫，並開始聯繫臺北地區社會主義者，吸收李中志、黃石岩、徐淵琛、林樑材、郭琇琮、李媽兜、簡吉等，首先成立臺北市工作委員會 [4]，徐懋德化名李絜，負責學生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地發展學運，以反飢餓、反內戰為訴求打擊國民政府，鍾浩東發展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組織，張志忠任武裝部長領導海山、桃園與新竹，洪幼樵任宣傳部長兼臺中地區負責人，簡吉負責山地工作，初期組織成長緩慢，多數為從中國大陸派遣潛入的特工、老臺共或農組人士，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大量知識分子左傾，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快速膨脹[4]。
1948年6月，蔡孝乾率核心幹部十人（朱子慧、李武昌、李媽兜、計梅真、洪幼樵、唐海光、孫古平、郭琇琮、陳添福、張志忠）飛往香港，與臺盟及上海同鄉會代表們一同參加「華東局」幹部劉曉所主持的臺灣工作幹部會議，即「香港會議」。1949年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及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會後上海局陳澤民隨行派遣至臺灣擔任副書記及組織部長協助發展臺南、高雄、屏東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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