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圖二二二八》作者陳儀深教授，自始不相信「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註1］和「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註2］等「官方說法」；相反地，只相信「完全是因為過於憤怒產生一種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罷了」和「這完全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人、何時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興趣員运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註3］等吳濁流和吳克泰等「民間看法」。其實，二二八暴動不論「係由共黨煽惑所造成的」或「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抑或是「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都是「不法」的行為，當然應該依法取締處置，根本不必要「為了鎮壓製造藉口」！

        至於陳儀深教授引述「民間看法」稱：「這個事件的發生既無計劃也無組織，沒有縱的命令，也沒有橫的聯絡，『完全是因為過於憤怒產生一種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罷了。』當時曾參加街頭行動的吳克泰也認為：這完全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人、何時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興趣員运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註3］，可說是完全背離事實，也可說是他對前國史館長張炎憲的兩大研究「發現」亳無所悉！事實上，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發起的抗議遊行而引起的「暴動」［註4］，另從「台北出發約30多位青年抵達桃園火車站後，立即與當地青年會合，奪取車站內警察的槍械，控制來往火車，特別是攔截陳儀方面由鳯山開往台北的援軍，並修理下車的貪官和黨棍特務」［註5］、「我於三月三日晚來到台中。⋯，還有在嘉義攻打機場沒有成功的黃文輝也帶著一個小隊來了（台中）」［註6］、「臺中方面數名青年至嘉義市中央噴水池旁演說。受到鼓勵的民眾包圍市長公館⋯」［註7］、「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始於3月3日，⋯，由北南下的人士分乘3輛卡車，分頭到市內各角落向市民報告臺北、臺中、臺南各地的情形，於是市民與青年學生開始行動」［註8］、「馳援嘉義的人馬，基本上與參加維持台南市治安工作的隊員是同一批人，⋯參加的人包括我（吳慶年，前成大物理系教授）、陳端五、張鴻源、鄭孟湑、蘇匡烈、朱瑞源、劉榮耀、林啟明、王振興、蘇錦郎、李得、葉秀青、李介仁、施志聰、陳顯榮、曾繼紹、董鴻文、新民、許朝卿、陳德信等，約有二十多位」［註9］，以及臺北延平學院學生李富從臺北開車直搗虎尾，參加攻擊機場行動［註10］等節，也可以知道二二八事暴動根本不是所謂「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

       此外，前國史館長張炎憲炎在《嘉雲平原二二八》乙書的「前言」〈從平原到山區的最後抵抗〉乙文述稱的兩大「發現」：其一是「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各地領導者是當地名望士紳或民意代表，他們未必能領導群眾，也未必會涉入群眾的行列，事後卻成為國民黨整肅的對象。雲林、嘉義地區的領導者，陳篡地，日本大阪醫專畢業，在斗六開設陳眼科醫院，領導斗六隊進入樟湖做最後的決戰。黃清標，髙等科畢業，領導斗六自衛隊，支援嘉義，攻打虎尾機場。許壬辰，北港望族，日本東京拓殖大學經濟系畢業，柔道四段，任職嘉義地方法院，領導北港隊入山，在崁腳遇伏被殺。張榮宗，日本大學畢業，率領朴子隊要入山，在小梅遭遇國民黨軍隊狙擊身亡。廖本仁，西螺望族，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領導西螺青年團攻虎尾。他們親身率領民眾，與國民黨抗爭，甚至欲入山打游擊，做最後戰鬥。」［註11］其二是「二二八事件時，雲林、嘉義地區的民眾在各地組成團體：斗六有自衛隊、陳篡地部隊；北港有自衛隊、自治聯軍；西螺、朴子也有自衛隊。這些隊伍都由臺籍日本兵、青年和一般民眾組成，負責地方的治安，防止國民黨軍隊的騒擾和歹人的劫掠。這些隊伍多有人領導，相互支援，進行保鄕的工作。」［註12］從他上述的兩大「發現」，已足以證明當時嘉雲地區抗爭是有組織的，而且都各有其領導人，並且彼此串連（詳另文），甚至「相互支援」，絕非所謂「既無計劃也無組織」！

       張炎憲教授在上述「前言」中又稱：「國民黨醜化二二八事件是臺灣人受共黨煽惑和日本皇國民思想奴化的背叛祖國行為，臺灣人受此教育和宣傳，認為自己有原罪，不該抵抗國民黨，並且承認武力抗爭就是流氓行為，就是反亂行為。在國民黨長期箝制思想、鎮壓恐怖的政策下，臺灣人更不敢說出昔日的抗爭經驗，反而自我矮化，羞於啓齒」［註13］，甚至說：「嘉義、雲林地區民衆的抵抗說明了二二八事件時，臺灣人民縱使只有竹篙、菜刀、武士刀，也敢挺身而出，反對國民黨的不公不義。各地民衆蜂起，相互支援，赴山區抵抗，在兵力懸殊、配備殘缺不足的情況下，終告失敗的命運。就當時的社會條件而言，臺灣人缺乏獨立自主的強烈意志，尚未形成建國的動力。面對國民黨的武力鎮壓，安撫攏絡、分化中傷的謀略，臺灣人自亂陣腳，失去抗爭的決心」［註14］。但是，證諸當時中埔鄕代表會主席張文正先生（後來擔任嘉義縣議會議長）所稱：「當時外省軍人的劣行雖引起臺灣人不滿，但以武力反抗畢竟是叛國行為」［註15］，既是「武力反抗」，又是「叛國行為」，而且「缺乏獨立自主的強烈意志，尚未形成建國的動力。⋯自亂陣腳，失去抗爭的決心」，豈有顏面再向血濃於水的同胞父老「啟齒」？

       臺灣光復後，日本警察先後撤走，維護治安工作的警察本已嚴重不足，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省各地少數野心份子，先是煽動無知的民眾毆打外省籍公務員，繼而攻佔政府官署、警察局或派出所，搶奪倉庫物資和槍枝砲彈，拘禁無辜外省同胞，甚至圍攻機場和彈藥庫等軍事要塞，凡此「武裝抗爭」的行為畢竟都已嚴重觸犯法律。事實上，人民對政府施政不滿，固然有表示異議和抗爭的權利，但既矢志追求民主，就應該具有法治觀念——謹守法律規定，不得有所踰越。當時臺灣中、南部多數縣市政府幾乎全已被架空，治安更呈現真空狀態，倘若行政長官陳儀未及時求援，中央又束手無所作為，而任令少數「不法」之徒胡作非為，情勢必然更加惡化，造成國家和人民更大的禍害。因此當時行政長官陳儀及時請兵，蔣主席迅速派兵來臺戡平暴亂，協助維持治安，並恢復秩序，不僅是必要而且正當，更是職責所在！戡平內亂外患是任何政府的責任，古今中外皆然，中央或地方也不可例外！

［註1］：〈2月27日晚上暴動發生以後，官方最早公然指控暴動係由共黨煽惑所造成的，似乎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他在3月10日上午「中樞國父紀念」發表關於台灣事件的報告詞，其中提到：「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拼圖二二八》第064頁第一行）

［註2］：〈白崇禧在3月17日說：「至於此次與事變有關之人民，除共黨份子煽惑暴動，圖謀不軌者，決予懲辦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3月20日又說：「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拼圖二二八》第064頁第六行）

［註3］：〈其實，先就常理上說，這個事件的發生既無計劃也無組織，沒有縱的命令，也沒有橫的聯絡，「完全是因為過於憤怒產生一種自發的也是突然的事件罷了。」當時曾參加街頭行動的吳克泰也認為：這完全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人、何時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興趣員运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拼圖二二八》第064頁第九行）

［註4］：〈父親當時正好也在現場目擊。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六點多，父親和白成枝、黃朝生、張晴川、呂伯雄、王萬得等人，正在天馬茶行旁隔壁的「萬里紅酒家」二樓召開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會議，聽到樓下有騷動嘈雜聲，⋯⋯民眾更加憤怒，成群結隊回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希望有個因應方案出來。父親他們在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後的臺灣政治建設協會緊急集會，決定第二天要遊行抗議。當天晚上十一點多，父親回到家。說，第二天遊行抗議之事，社團部分都已安排妥當，叫我明天帶學生隊參加。上午十一點在長官公署東邊等候。〉（《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八頁第10行）

［註5］：〈(03/01 新竹縣) 上午8點，由台北出發約30多位青年抵達桃園火車站後，立即與當地青年會合，奪取車站內警察的槍械，控制來往火車，特別是攔截陳儀方面由鳯山開往台北的援軍，並修理下車的貪官和黨棍特務。〉（《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第126頁第2行）

［註6］：〈台北的青年、工人、農民、學生決定奪取武器庫攻打軍營和國民黨的首腦機關但因國民黨兵力，集中在台北，並已做好對付我們的準備，我們攻打不進去，眼見台北起義一時沒有希望，我們聽說台中也已揭竿而起，公推謝雪紅為首領，佔領國民黨所有黨政機關和飛機場，宣布成立台中人民政府，於是同學們說我們到台中拿武器，再回台北鬥爭，我於三月三日晚來到台中。這時以林獻堂為首的士紳也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掌握著一部分隊伍和槍彈，由吳振武指揮。當時謝雪紅手下有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台中商業學校學生組成的隊伍，還有在嘉義攻打機場沒有成功的黃文輝也帶著一個小隊來了，謝雪紅叫我指揮這批命名為」二七部隊」的隊伍。〉（《二二八回憶集》〈周明的回憶〉（周明本名古瑞雲）第177頁第13行）

［註7］：〈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臺北「二二七緝菸血案」引發的民眾起義事件蔓延至嘉義，臺中方面數名青年至嘉義市中央噴水池旁演說。受到鼓勵的民眾包圍市長公館，外省市長孫志俊見勢不妙跳牆而走，到憲兵隊躲藏。民眾燒了部分市長的家具，又前往警察局接收武器，外省警察聞風先逃。當日外省官員皆棄職逃躲，市民控制了廣播電臺、警察局、市政府等機構。次日，市參議會議長鍾家成在市長請託下出面維持治安，市民大會決議成立「三二事件處理委員會」，以自治力量維持秩序，並將外省人集中保護，並透過廣播向各地募集志願軍。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陳復志為中心，因應事變發生，稍早（一日或二日）已成立「防衛司令部」，聯絡青年維持市內治安、防止駐防郊區國民黨軍隊攻入市內。後來鍾家成辭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市民選出陳復志代替。〉（《諸羅山城二二八》第二頁第6行）

［註8］：〈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始於3月3日，黃昏之際，由北南下的人士分乘3輛卡車，分頭到市內各角落向市民報告臺北、臺中、臺南各地的情形，於是市民與青年學生開始行動，目標瞄準貪官污吏，到處大打「阿山」。晚上8時，高雄市警察局被市民包圍，警察局長座車被焚毀，接著兩個分局及鹽埕派出所被民眾佔領，武器悉數被民眾繳去。當時本地人警察大都攜械逃散，有的回家不再執勤維護治安，有的則加入民眾的行動。市警察局長童葆昭座車被焚後隻身逃到要塞司令部請求保護，專賣局高雄分局長宓汝卓、臺灣銀行高雄分行經理曾昭詢、要塞司令部參謀謝漢忠、陳松等人被打、鐵路局華澤鈞等則全家躱到要塞，避難的中國人達一千數百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243頁第9行）

［註11］：〈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各地領導者是當地名望士紳或民意代表，他們未必能領導群眾，也未必會涉入群眾的行列，事後卻成為國民黨整肅的對象。雲林、嘉義地區的領導者，陳篡地，日本大阪醫專畢業，在斗六開設陳眼科醫院，領導斗六隊進入樟湖做最後的決戰。黃清標，髙等科畢業，領導斗六自衛隊，支援嘉義，攻打虎尾機場。許壬辰，北港望族，日本東京拓殖大學經濟系畢業，柔道四段，任職嘉義地方法院，領導北港隊入山，在崁腳遇伏被殺。張榮宗，日本大學畢業，率領朴子隊要入山，在小梅遭遇國民黨軍隊狙擊身亡。廖本仁，西螺望族，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領導西螺青年團攻虎尾。他們親身率領民眾，與國民黨抗爭，甚至欲入山打游擊，做最後戰鬥。這些行為顯示雲林、嘉義武力反抗國民黨的特質。〉（《嘉雲平野二二八》第七頁第11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