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6年3月12日近中午，《台灣新生報》記者吳漫沙，親眼目睹該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被「三個形跡可疑的陌生人」坐「一輛黑色轎車」帶走［註1］；同日中午十二點，該報總經理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也眼睜睜看著她「生病了正在休息」的父親，被「五個穿中山裝，操福州口腔閩南語的人」帶走了［註2］。

       1947年7月14日，吳金鍊的太太妻黃天賜撰寫陳情函給當時的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然經過再三轉呈，雖接獲臺灣省議會（1948年1月24日）函覆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回覆文稱：『查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失蹤案，經查本部接管前總司令部，案卷內並無受理此案，而遭逮捕事變叛亂名册，亦無吳金鍊其人，⋯。』」［註3］；後來，「有一天，阮美姝在閲讀王育德先生的著作《臺灣．苦悶的歷史》（日文），（註9）讀到一百四十四頁時，驚見三個熟悉的字一一阮朝日；書上寫著：『國民政府的善後措施，在於有計劃地打擊日治時代的臺灣領導階層⋯，阮朝日（1900年，東港出生，福島高商畢業，前臺灣新民報監察人，新生報總經理），以叛亂罪名槍決。』」［註4］。

        雖然「張秉承上言譜誠代電報告」（1947年國家安全局檔案），明文謂：「主謀吳金鍊、阮朝日案發被捕，現解（送）警備總部軍法處訊辦中」［註3］，但是《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和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二人被「槍決」乙事，則是民國86（1997）年2月6日，一位陌生的男士「到文物室找吳美姝」告稱：「妳的爸爸當年被帶往軍法處（後來的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飯店），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1947年3月某天黃昏，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自軍法處駛出，前輛載著阮朝日與林姓大學教授（推測是林茂生），（註12）後輛載著一位年輕報界人士（阮美姝想是吳金鍊）與憲兵兩名，他們被帶至對面警務處，接著駛向臺北六張犁；人犯帶著手銬、腳鐐，被帶上山，三聲槍響後，憲兵下山離去，他們被棄屍於該地。」而渠轉述之根據是「詢問任職前軍法處的朋友。」轉述內容既是第二手資料，而且轉述者和目擊者又都是無姓無名，所以未必可以完全相信，尤其目擊者是「當時載送槍決人犯的司機」，不是軍法處的職員，未必親眼目睹人犯「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的情形！

        家人「被捕失蹤，下落不明」或被「槍決」，固然令家人焦急不安，也令人同情，但是有無犯錯觸法，才應是值得關注，更是應該澄清的重點！當時情治人員高登進（應該是代號)「上言譜誠代電報告吳金錬在二二八事件時改組新生報圖謀不軌」報告中指稱，吳金鍊「糾合本省青年記者王自淵（應為王白淵）、孫萬基、劉永燿等舊《民報》系統記者，以日文記事，煽動本省知識青年，排斥外省同胞；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吳藉口以《新生報》非代表民意，不適合時勢為由，企圖奪取該報，並與總經理阮朝日勾結，於3月8日秘密召集該報各部代表，在西門町新生報第三宿舍召開『新生報改進促進會』［註7］，主張將《新生報》經營移交給『改進促進會』」［註7］，有召集「對象」、「時間」和「地點」，又有具體「主張」，是否全屬事實，才是阮美姝女士和大家應該共同努力澄清的重點！

［註1］：〈《台灣新生報記者、小說家）吳漫沙說，1947年3月12日近中午，他在報社門口看到一輛黑色轎車，還有三個形跡可疑的陌生人在櫃台前面說話，他感到奇怪，於是上樓找吳金鍊，就在他們談話時，那三個人進來了，並問誰是吳金鍊，要請他一起出去，吳金鍊聽不懂，還向吳漫沙說他不知道那些人在說什麼。吳漫沙說，這時他知道事情嚴重了，就梧擋在吳金鍊前面想保護他，但是一把槍抵住他的腰，讓他不敢輕舉妄動，吳金鍊就這樣從他前面被帶走。（註14）載走吳金鍊的黑色轎車，隨後就前往《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的住宅，帶走了臥病在床的阮朝日。最後，运兩位《新生報》內，除了社長李萬居之外，職務最高的臺籍報業菁英，據阮朝日的女兒阮美姝說，於同一天雙雙在臺北六張犁公墓遭槍決。〉（《二二八記者劫》第39頁第一行）

［註2］：〈在戒嚴令下，我們一路遭到軍人銃槍的威脅，平時不遠的路程，費了三個小時才回到家，這是我們婚後第一次回娘家，爸媽見到我們很開心，那時正好是十二點。⋯媽媽出門（張羅午餐），我勸爸爸暫時走避，爸爸說：「施江南已經被抓了，我很擔心他的安危，但我堂堂正正的，何必要逃呢？豈料，差不多五分鐘後，橫禍就來了，阮朝日家裡門鈴響起，「我前去開門，五個穿中山裝，操福州口腔閩南語的人硬生闖入，鞋子也沒脫，粗魯問道：『阮總經理在不在？』我回答：『在，不過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他們說要問報社的事情，⋯，我扶著爸爸走出來，他們見了爸爸，又改口說報社有事，必須前去商談，他們催促急迫，連換件衣服的時間都不讓遷延，我只得拿件大衣讓爸爸披上。」〉（《二二八記者劫》第61頁第一一行）

［註3］：〈1947年7月14日，在吳金鍊失蹤約四個多月後，吳妻黃天賜於家庭陷入悲慘困境，求助無門、焦慮萬分之際，只好撰寫陳情函「懇請撫恤哀情乞賜飭查氏夫吳金鍊行蹤，以明真相面救殘命由」給同宗、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陳情文心酸動人：「（夫）不幸遭此大禍，遺棄一妻四女二子幼弱無能，況全家口腹，端賴氏一人獨立維持，現際米珠薪桔（貴），百物騰昂，生活困境窘於極點，兒女號哭阿爹，悽慘情狀雖鐵石心腸，聞也淚下，倘若長此以往，行蹤莫白，成將六口之家，勢必皆輾轉於溝壑而不疑，為苟延殘生計，迫不得已牧牧瀝血，⋯祈請迅即移交有關審警機關，飭查究竟拘禁於何處部隊，以明真相。」然經過再三轉呈，雖接獲臺灣省議會（1948年1月24日）函覆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回覆文稱：「查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失蹤案，經查本部接管前總司令部，案卷內並無受理此案，而遭逮捕事變叛亂名册，亦無吳金鍊其人，⋯。」（註17）但根據前述「張秉承上言譜誠代電報告」（1947年國家安全局檔案），明文謂：「主謀吳金鍊、阮朝日案發被捕，現解（送）警備總部軍法處訊辦中。」（註18)警備總部回函臺灣省議會函文，顯然是敷衍了事。〉（《二二八記者劫》第40頁第一四行）

［註4］：〈有一天，阮美姝在閲讀王育德先生的著作《臺灣．苦悶的歷史》（日文），（註9）讀到一百四十四頁時，驚見三個熟悉的字一一阮朝日；書上寫著：「國民政府的善後措施，在於有計劃地打擊日治時代的臺灣領導階層⋯，阮朝日（1900年，東港出生，福島高商畢業，前臺灣新民報監察人，新生報總經理），以叛亂罪名槍決。〉（《二二八記者劫》第68頁第一三行）

［註5］：〈就在「二二八50週年展示會」開幕第六天（2月6日），也是過年前一晚，一位自稱已經來了三次的男士，到文物室找阮美姝。這位男士說，因為曾經閲讀阮美姝的著作，並詢問任職前軍法處的朋友，他的朋友見著看見書中封面阮朝日的照片，立即回答：「這個人我認識，報社的人，我還帶過他。」並將故事與經過說給他聽。前幾天，這位男士在電視台看見《二二八慘案紀實》紀錄片，愕然想起這段對話，於是前來，想要告訴她關於她爸爸的消息。這位男士進一步說明：妳的爸爸當年被帶往軍法處（後來的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飯店），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1947年3月某天黃昏，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自軍法處駛出，前輛載著阮朝日與林姓大學教授（推測是林茂生），（註12）後輛載著一位年輕報界人士（阮美姝想是吳金鍊）與憲兵兩名，他們被帶至對面警務處，接著駛向臺北六張犁；人犯帶著手銬、腳鐐，被帶上山，三聲槍響後，憲兵下山離去，他們被棄屍於該地。」他的朋友就是當時載送槍決人犯的司機，阮朝日最後一刻烱烱有神的雙眼，令這位司機無法忘記。〉（《二二八記者劫》第81頁第一一行）

［註6］：〈就在「二二八50週年展示會」開幕第六天（2月6日），也是過年前一晚，一位自稱已經來了三次的男士，到文物室找阮美姝。這位男士說，因為曾經閲讀阮美姝的著作，並「，他的朋友見著看見書中封面阮朝日的照片，立即回答：「這個人我認識，報社的人，我還帶過他。」並將故事與經過說給他聽。前幾天，這位男士在電視台看見《二二八慘案紀實》紀錄片，愕然想起這段對話，於是前來，想要告訴她關於她爸爸的消息。這位男士進一步說明：「妳的爸爸當年被帶往軍法處（後來的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飯店），受到嚴刑拷問，連指甲都被拔掉。1947年3月某天黃昏，兩輛吉普車一前一後自軍法處駛出，前輛載著阮朝日與林姓大學教授（推測是林茂生），（註12）後輛載著一位年輕報界人士（阮美姝想是吳金鍊）與憲兵兩名，他們被帶至對面警務處，接著駛向臺北六張犁；人犯帶著手銬、腳鐐，被帶上山，三聲槍響後，憲兵下山離去，他們被棄屍於該地。」他的朋友就是當時載送槍決人犯的司機，阮朝日最後一刻烱烱有神的雙眼，令這位司機無法忘記。〉（《二二八記者劫》第81頁第一一行）

［註7］：〈情治人員高登進（應該是代號)在「上言譜誠代電報告吳金錬在二二八事件時改組新生報圖謀不軌」報告中指稱，吳金鍊在日治時期，曾任總統府御用報紙《台灣新報》政治部副部長，戰後，《台灣新生報》（應為《了臺灣新報》）改為《新生報》，吳繼任為日文版總編輯，糾合本省青年記者王自淵（應為王白淵）、孫萬基、劉永燿等舊《民報》系統記者，以日文記事，煽動本省知識青年，排斥外省同胞；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吳藉口以《新生報》非代表民意，不適合時勢為由，企圖奪取該報，並與總經理阮朝日勾結，於3月8日秘密召集該報各部代表，在西門町新生報第三宿舍召開「新生報改進促進會」，主張將《新生報》經營移交給「改進促進會」。（註11）除蔡朝根、蔡水勝、林鐘、許家庭等四人，情治機關認為是受社長阮朝日指示加入委員會運作，其餘人員被認為是吳、阮兩人之爪牙。事後，總經理陳昆山改調視察，黃三木開革，李澤潢調新竹分社主任，賴景煌潛逃，黃得時因報告說他被迫列名，倖免於難後，辭職改任臺灣大學教授。〉（《二二八記者劫》第37頁一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