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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14 15:28:25瀏覽478｜回應1｜推薦2 | |||||||||||||||||||||||||||||||||||||
〈惡衣惡食不足恥，忘恩負義才是可恥〉
九月七日下午陪同內人去淡水圖書館借書，在書架上發現《二二八記者劫》，隨手翻閱䜖到「戰後之初，楊熾昌對於中國大陸來的統治者並無好感，雖然臺灣人很高興回歸祖國，但他所感受到的是，他們以漢官威儀來君臨臺灣，他舉例說，『當時市政府官員，在我看是地位相當高的官員，他們居然說，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他們都沒拿到稅金，要連五十年來的一併追繳。』加上接收軍隊的素質很差，讓臺灣人產生反感，『簡單說一句，可以說是三流的人要來管一流的人，臺灣人受日本教育很徹底，人民多少都受些教育，水準都不低。』（註23）楊熾昌認為，這是後來發生二二八事件最大的原因，只是在當時，他並沒有想到，自己後來會變成事變的受難者之一。〉［註1］乙節，不禁深感驚訝和遺憾！
如果「楊熾昌對於中國大陸來的統治者並無好感」乙語是事實，可見當時楊熾昌先生「對於中國大陸來的統治者」是有成見於先。事實上，臺灣光復以前，中央政府曾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間「開辦『臺灣行政訓練班』的工作。⋯，招收學員120人，分為民政、工商、交通、財政、金融、農林、漁牧、教育、司法等9組，並於1945年4月受訓4個月後結業」，「此外，『四聯總處銀行訓練班』也招訓40名銀行業務員，並招考國內專科學校以上畢業者20人，訓練後作為儲備人才。而警察部門由陳儀治閩時舊屬胡福相會同『中央警官學校』及第二分校、在重慶、福建兩地招訓『臺灣幹部講習班』二期共64人，『臺灣幹部學員班』76人、『學生班』250人、『初期教導總隊』542人，總共932人」［註2］，由此可見光復後來台公務員，至少在招考後都受過短期的訓練，素質即使未盡理想，應該也不會太差。再者，臺灣長官公署高階官員學經歷都相當良好，其中不乏留學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的碩博士，而且都有豐富的歷練［註3］，（美國）駐臺領事館於1947年6月4日亦對新省府主要人物撰成學經歷調查，並對部分官員進行評論，「美方認為（省府秘書長，）徐道鄰給人的印象是位明智的官員，接受高層指示，將致力改善中國在臺之行政，目的是消除將臺灣交付國際或外國託管的情況。又如，嚴家淦是位有能力且非常聰明的官員，當涉及發展臺灣以符合中最大的利益時，常發表對臺灣人嚴厲的看法，也是陳儀政策的主要辯護者，當美國官員或外國使團訪問時，嚴以流利的英文習慣於即時長篇引用數據，讓聽者印象深刻」［註4］，尤其是嚴家淦，後來甚至逐步晉升為財政部長、省主席、行政院長和總統，因此「說是三流的人要來管一流的人」，未兔言過其實。
再者，日據時代（公元1926年），在台灣的日本兒童就學率雖然高達98.2%（男子98.3%，女子98.1%），但是台灣兒童的就學率只有28.4%（男子43%，女子12.3%）［註4］，先父兄弟姊妹七人，除了小叔父和小姑媽勉強讀完小學外，其餘大姑媽、大伯父、三叔父，小姑媽和先父等五人，都讀了兩、三年後就輟學，甚至未曾入學。由此可見上稱「臺灣人受日本教育很徹底，人民多少都受些教育，水準都不低」乙語，絕不真實。
至於當時台南市政府「地位相當高的官員」說：「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他們都沒拿到稅金，要連五十年來的一併追繳」，出言不遜固然不妥，但是他們只是說說，並未真正去做，可能只是開開玩笑而已。那些官員的「地位相當高」，如果不是非法取得，而且仼內又未胡作非為，不知何來「以漢官威儀來君臨臺灣」？同樣的，「接收軍隊」如果不偷不搶，又未侵害臺灣人的性命財產，「讓臺灣人產生反感」的原因又是何來？其實，在民主社會中，公務員是百姓的公僕，公務員司其職責，百姓盡其義務，根本沒有所謂「三流的人要來管一流的人」的問題，即使公元2000年發生二次政黨輪替以來，也未曾發生「民進黨管外省人」或「國民黨管本省人」的問題！此外，公務員學歷高低和素質好壞，固然影響政府形象和老百姓福祉，但是學歷高低和素質好壞，並不是衡量好官或惡吏的唯二標準。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又是律師考試及第的阿扁前總統，上任後貪贓玩法，即是其例，其他誆稱擁有博士學位，或是藉抄襲騙取碩、博士學位者，更不用說了！
同樣的，民國34年10月間，國軍自大陸「移防」來台，因尚未辦理交接，日方又未提供運輸工具和營房，不得不忍受長途跋涉的勞累，「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下火車後又徒步走到偏遠地區，沿途也不得不暫借「寺廟、學校或民房」，甚至就地造灶煮飯，而「食飯也蹲在地上」或席地而坐。他們奉派前來協助接收和維持治安，遭受如此艱辛苦，不料未得到理解和同情，反而被少數不懂事的臺灣同胞譏為「爛兵」、「雜牌軍」、「乞丐兵」或「棉被軍團」，甚至挖苦說：「以前日本人所講的『支拿（中國）兵』，完全是事實，攏總沒寃枉。日據時代，我們有看到日本人所畫的『支拿兵」』漫畫，其中拿大刀啦、穿草鞋啦、扛扁擔等等情形，當時，對照書上的描述，並無特別的感覺，但是，與光復後所看到的實情却一模一樣」［註5］，不禁令人感到莫名和心酸。
民國成立以來，內憂外患不斷，尤其是八年抗日戰爭之後，政府财政困難，國軍衣著裝備簡陋，乃非得已之事。何況，惡衣惡食並不足以為恥，可憐，少數臺灣同胞受日本教育的遺毒，竟然不知不覺，既喪失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又對國軍英勇抗日八年，使臺灣脫離日本桎梏的辛勞，不僅未曾感激，反而恩將仇報，因細故毆打外省同胞，甚而藉故包圍攻擊軍警憲兵並搶奪槍械等［註6］，此等不法的作為才應該引以為恥，並加反省改進！
［註1］：（《二二八記者劫》第130頁第十四行）
［註2］：（以下六段文字係摘自《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4、15及176頁）： 「1940年10月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中央設計局』，專門負責戰後各項制度與計劃的設計工作，該局先後由張群、王世杰、熊式輝擔任秘書長職務。」
「1943年11月22日中英美三國領袖舉行開羅會議，會後正式宣告『收復』臺灣的聲明，國民政府隨時著手進行戰後接收臺灣之準備。起初，國民政府命令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與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先行研究復臺準備事宜。」
「1944年4月17日，『中央設計局』內正式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蔣介石任命陳儀出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被指派為該會委員的還有沈仲九、王芁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等人（1944年5月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一切接管人員訓練與接收計畫之擬定，作為諮詢幕僚機構。」
「1945年3月23日，『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經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核定後，成為戰後接收與治臺的最高指導綱領。」
「蔣介石命陳果夫、陳儀、吳鐡城、張厲生、段錫朋、熊式輝等6人共同籌劃『中央幹部訓練團』開辦『臺灣行政訓練班』的工作。該訓練班由陳儀任主任、周一鶚為副主任，招收學員120人，分為民政、工商、交通、財政、金融、農林、漁牧、教育、司法等9組，並於1945年4月受訓4個月後結業。」
「此外，『四聯總處銀行訓練班』也招訓40名銀行業務員，並招考國內專科學校以上畢業者20人，訓練後作為儲備人才。而警察部門由陳儀治閩時舊屬胡福相會同『中央警官學校』及第二分校、在重慶、福建兩地招訓『臺灣幹部講習班』二期共64人，『臺灣幹部學員班』76人、『學生班』250人、『初期教導總隊』542人，總共932人。」 ［註3］：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高階官員學經歷（摘自《解密．國際檔案的二二八事件 海外檔案選譯》： 1、行政長官：陳儀（浙江紹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野戰砲兵學校和陸軍大學校畢業，歷任軍務部兵工署長、常務和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行政院秘書長、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和中央訓練團教育部等職）。
2、秘書長：葛敬恩（浙江嘉興，北平陸軍大學和日本陸軍大學校畢業，曾任國民政府參謀部參謀次長）。
3、秘書處處長：夏聲濤（安徽懷寧，國立北京大學，福建省浦田縣長、福建省政府秘書、行政院參事等）。
4、民政處處長：周一鶚（福建建陽，國立北京師範學校學士，法國普瓦捷大學碩士，歷任大學教授、福建省糧食管理局局長和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委員兼中央訓練團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副主任等）。
5、財政處處長：張延哲（後調秘書處處長，由嚴家淦繼任）。 6、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江蘇吳縣，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士，歷任大學講師、交通部上海電報局長、福建省建設廳長、重慶國家資源委員會工業處長和戰時生產局製造處長等）。
7、教育處處長：趙酒傳（浙江杭州，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和碩士，歷任大學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參事立法委員和中央訓練團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教育組，主任導師）（後回任立法院委員，由范壽康繼任）。
8、農林處處長：趙連芳（河南連山，美國愛荷華大學學士、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和博士，歷任大學教授、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長和農林部參事）。
9、交通處處長：嚴家淦（江蘇省吳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任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材料處長）。
10、統計處處長：李植泉。
11、警務處處長：胡福相（浙江寧海，浙江省警官學校、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和明治大學畢業，歷任警官和憲兵學校教官、福建省建陽縣和永春縣縣長和福建省政府委員等）。
12、警務處副處長：揭錦標（浙江常山，浙江省警官學校和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畢業，浙江省警官學校教官、浙江省杭州市民政廳警務處處長、浙江餘姚公安局局長、警察局長、台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副主任等）。
13、會計處處長：王肇嘉（江蘇，北京大學法學士，福建省政府審計處長、會計處副處長、重慶主計部會計局第5組組長和重慶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等）。
14、宜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聲濤（安徽懷寧，國立北京大學，福建省浦田縣長、福建省政府秘書、行政院參事等）。
15、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方學李（廣東惠來，德國波昂大學法學博士，大學教授和福建省政府法制室主任、福建省第四區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專員等）。
16、機要室主任：樓文釗（Min Kuo Law College和中央訓練團24期結業，歷任青島市政府公用局長、南京警察廳主任秘書、安徽省縣長和財政部緝私署簡任秘書等）。
17、人事室主任：張國鍵(安徽宿松，國立北平大學法律學系，福建省連江縣長和南安縣長、福建省政府人事室主任）。
18、氣象局長及基隆市長：石延漢（浙江績溪，東京帝國大學碩士，福建永安氣象局長、福建省永安縣建設廰主任秘書和福建省醫學院教授等）。
19、專賣局局長：任維鈞（湖南，中央政治學校學士和美國愛阿華大學碩士，國防最高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湖南省專賣局局長和財政部專賣事業技術室主管等）。
20、台灣省貿易公司總經理：于百溪（雲南宜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和東京帝國大學研究，全國經濟委員會技術專員、雲南省糧食廳儲運處長和雲南省聯合社總經理等）。
21、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教育長：韓逋仙（浙江紹興，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和東北帝國大學，福建省警官訓練所政訓主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福建支團部宣傳組長和暨南大學教授兼訓導長等）。 ［註4］：〈（美國）駐臺領事館於1947年6月4日對新省府主要人物撰成學經歷調查，並對部分官員進行評論，例如，美方認為徐道粼給人的印象是位明智的官員，接受高層指示，將致力改善中國在臺之行政，目的是消費大眾除將臺灣交付國際或外國託管的情況。又如，嚴家淦是位有能力且非常聰明的官員，當涉及發展臺灣以符合中最大的利益時，常發表對臺灣人嚴厲的看法，也是陳儀政策的主要辯護者，當美國官員或外國使團訪問時，嚴以流利的英文習慣於即時長篇引用數據，讓聽者印象深刻。〉（《解密．國際檔案二二八事件 海外檔案選譯》第038頁第一五行） ［註5］：1926年（昭和元年）， 日本人、台灣漢人、台灣原住民兒童的就學比例如下：
1926年（昭和元年）， 中等學校以上，日本人、台灣人就學人數的比較表：
［註6］：
★〈（臺北）那些軍人都揹著雨傘，使我產生奇異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的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陸軍七十軍嗎？我（吳濁流）壓抑著自己強烈的感情自我解釋說：就是外表不好看，但八年間勇敢地和日本軍作戰的就是這些人哩。實在太勇敢了！當我想到這點以安慰自己的時候有一種滿足感湧了上來。然而，這只不過是自我陶醉的想法而已。看慣了裝備完善威風凜凜的日本兵的本省人，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心中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有一些說話隨便的青年在背後偷偷地批評起來。〉（《無花果》第147頁第一三行）
★ （嘉義）〈軍隊要來那一天，我（施秀金）帶學生去迎接國軍，要他們排好隊，吩咐他們準備唱歌，說國軍就要來了。結果國軍一下車，我一看就差一點昏過去，怎麼會這樣子！骯髒死了，穿得不像樣，還擔著鍋子等。學生也都非常驚訝，就問我說：「老師，怎麼這樣？」我也只能很無奈的回應：「就是這樣。」有一些憨的說：「不是這樣，中國兵輕功很厲害的。」我就說：「什麼輕功？個個看起來都像土匪兵。」第一次的經驗這樣，下次要我帶學生去迎接，我就向學生說：「隨便排一排，不要唱了。」第一次也沒唱那首練了很久的《六百萬民齊喜歡》。學校老師大家回學校，都一直搖頭。只有一些外省老師不說什麼。後來那些外省老師說那些不是正規軍，是那種隨便拉來的雜牌軍。對學生 ，我只說：「好，你們都看到我們的國軍了。」以後便不再提起。〉（《嘉義驛前二二八》第六五頁第13行）
（評註：。）
★（嘉義）〈有一天，老師說國軍要來嘉義了，我想日本軍那麼強，中國兵一定比他們勇猛才能打敗他們，就興沖沖跟著大家去火車站迎接。當時火車站並不是像現在那樣，剛經過空襲，炸得亂七八糟。結果他們一下車，我看得都傻了，和日本人漫畫中的支那兵一模一樣。當初看漫畫時，我們以為日本人的漫畫是故意醜化中國兵的真正的中國兵一定不會像漫畫畫的，結果卻真的像那個樣子。〉（《嘉義驛前二二八》第六四頁第2行） （評註：。）
★ （嘉義）〈他們看起來，真的非常蠢。揹著很大的雨傘，綁腿綑得粗粗的，不修個樣子。更令人失望的是：很大的銅鍋放在戱籠上，那戱籠就是公文箱我當時也不知道，後來問才知道的。戱籠上又堆了各種東西，教人看了都不知如何說。後來，我們學校就給那些兵住，又不能讀書了。他們把教室的椅子都劈來燒。〉（《嘉義驛前二二八》第六四頁第7行） ★ （嘉義）〈有一天，老師說國軍要來嘉義了，我想日本軍那麼強，中國兵一定比他們勇猛才能打敗他們，就興沖沖跟著大家去火車站迎接。當時火車站並不是像現在那樣，剛經過空襲，炸得亂七八糟。結果他們一下車，我看得都傻了，和日本人漫畫中的支那兵一模一樣。當初看漫畫時，我們以為日本人的漫畫是故意醜化中國兵的真正的中國兵一定不會像漫畫畫的，結果卻真的像那個樣子。〉（《嘉義驛前二二八》第六四頁第2行） ［註7］： ★〈當時，他（楊熾昌）看到台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的學生，佔領一處被美軍轟炸而半毀的商店二樓，他們帶著槍枝在上面守衛，並說：「國軍要開進來，我們準備市街戰。」楊熾昌覺得很幼稚，還跟他們說：「我讀日本中學畢業，我也受過軍事訓練，要市街戰怎麼可以在鬧區，這一來市民的損失會不少？」所以我要他們回去，⋯。〉（《二二八記者劫》第131頁第八行）
（評註：。）
★ 〈3月3日之後，情勢急轉而下，市議會向市政府提出縣市長民選等七項要求，晚間六時，第三監獄的武器被劫一百餘枝槍，外省人的財物亦被搶劫，市區開始有槍聲，憲兵隊被民眾包圍，七點卓高煊市長避走軍方第三總臺部。5日，⋯；晚上八點，市參議會取消臨時治安委員會，成立處理委員會台南分會。⋯，宣傳長由紙的大賣商吳昌擔任，楊熾昌等認為吳昌沒資格擔任組長，另成立報導組，由《台灣新生報》臺南分社主任張尊仁任組長；（註26）治安組長是湯德章，（註27）湯在日治時代擔任警察局司法助手，⋯，他接任後，運用刑事的關係找出地方角頭，要他們發揮力量，制止當地流氓滋事，⋯。〉（《二二八記者劫》第131頁第一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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