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噹噹牛之後，我就很少吃牛肉了，也多少可以體會台灣傳統農家不吃牛肉（或說的更抗爭性一點：「拒吃牛肉」）的心情。我跟噹噹牛在玩的時候總想著一句台灣話：「做牛的免驚沒有犁可以拖」，想來好笑，牛完完全全被賦予人類的工具性用途和價值，包括「勤勞」的「天性」。看著噹噹牛的鼻子被繩索穿套著如此漂亮，彷彿這些配件是渾然天成的，難怪莊子提醒我們這是人為的：「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到底當初人類是怎麼突發奇想的，居然把腦筋動到這個龐然大物身上，把犁架在牛上耕起田來？

我那天突然想起之前讀過徐中舒先生（ 1898-1991 ）的成名論文 < 耒耜考 > ，印象中他指出漢人牛耕最早只能上推到春秋晚期，而真正普及要到了漢代，關鍵的證據在於犁之出現的年代考訂，而後者又取決於冶鐵技術的突破。我想到此不禁迷惘起來，我之前一直有個錯覺，以為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有了農業和馴服動物的技術，不久就利用牛隻來耕作了。如果徐中舒的觀點成立，那麼中國的農業從人耕到牛耕，還要等上五、六千年。那麼先秦書上記載的牛，都是幹嘛用的？ « 莊子 » 的「庖丁解牛」，還有 我們國小就讀到的弦高獻牛計退秦軍的故事（魯僖公三十二年，西元前 627 年），那些牛隻還沒用來耕田，但也已經被納入人事的勞動之中：拉車，即所謂「服牛乘馬」。

為了確定我的印象無誤，我再找出徐中舒的 < 耒耜考 > 以及 < 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 > ，另外也翻翻楊寬的 « 西周史 » 和李根蟠的 « 中國農業史 » 。楊寬雖然不同意徐中舒的一些解釋，但也沒有把牛耕技術往上推太早。基本上，他們都同意在牛犁出現之前，人力整田的主要器具是耒耜。耒和耜是兩種不同形制的農具，耜是犁的前身，後來加上了鐵製的鏵，由牛來拖拉，不但可以連續翻土還可以劃出溝界，土地生產力大增，據說是人力的 16 倍。從此之後耕田變成牛的主業，加入了秦漢帝國的農業生產大軍。

（考古出土的漢代舌形鏵頭）

當然，除了「俗世界」的勞務角色，牛在「聖世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犧牲獻祭。學術上有個用語：「獻祭的人」（ homo necans ），表明了獻牲祝祭和人的本質密不可分，沒有獻祭就沒有人性，百物就這麼納入人類腦袋中的祭品世界。以中國古代為例，我們從 « 儀禮 » 和 « 禮記 » 等書可以看到，「牲」和「畜」是分開來的，牲禮是從日常生活的勞動和食用中「分別為聖」出來。犧牲的「犧」，指的是毛色純一的牲禮，而「牲牷」指的是未經宰割而完整的犧牲。從甲骨文我們可以看到，商朝的國王還要親自視察牛隻的飼養狀況，可見這是連天子都重視的事。

牛隻的挑選先經過毛色等考量後，還要占卜來決定。分出來的動物身份就不同了，要特別圈養，此所謂「牢」。牛就成為了「太牢」，而羊則成為了「少牢」，豬則叫做「特牲」。當然，從天子到老百姓，甚麼身分用甚麼牲口都規定的好好的，形成了森嚴的禮制階序。有趣的是，用占卜來挑選牲供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希臘人也是如此。根據希臘宗教學者 Jane Ellen Harrison 的描述，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城市 Magnesia ，每年歲末就要挑選出一頭公牛，到了開耕之時，就要殺來獻祭。我從她的著作 « 古代藝術與儀式 » （ Ancient Art and Ritual ） 87 頁摘錄一段話：

「公牛被千挑萬選之後，就與牛群分開，單獨飼養，人們對牠小心伺候，呵護備至，因為牠將給全城的百姓帶來福惠。飼養的費用則由全城百姓承擔，負責飼養的官吏把牠牽到市集上遊行，穀物商販紛紛獻納糧食作為聖牛的飼料，因為牠們所飼養和侍候的不僅僅是一頭牛，而是城邦的繁榮。城邦繁榮，他們的生意才會興盛。從秋末到冬天，這頭公牛可為享盡人間富貴，但是四月一到，牠的末日也隨之來到。宰牲獻祭知其照例也要舉行隆重的巡遊儀式，城邦的全體王宮貴族和神職人員都要躬逢其盛」。

（希臘的牲品在笛聲中被領到祭台，匕首冷不防抽出來突刺，噴出來的鮮血被容器接住，基本上過程迅速，沒有太多的驚恐）

值得注意的是，跟中國古代用牲不同之處，希臘的獻牲宰殺之後通常可以由整個城邦的參與者共食，而非由少數階級壟斷。古代雅典有「宰牲節」（Bouphonia），情況也是如此，所有參與慶典的市民都可以分到一塊牛肉。佛洛伊德恐怕又會說，這種人人分食代表對殺生「有罪人人擔」的原始記憶。不過，希臘的獻祭並不全然是血食。像是阿波羅、宙斯等神的祭祀是用素的：水果、樹枝、穀粒、稀糊、牛奶和蜂蜜等。法國的希臘學者Jean-Pierre Vernant推測，對這種非暴力獻祭，引發了畢達哥拉斯和奧菲司教派對神性的新的理解與詮釋，像前者就是嚴格的茹素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