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ha Nussbaum絕對是當今最出色的腦袋之一。我兩年前開始接觸她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1986年），翻著這厚達800多頁的鉅著，第一個印象是：居然可以這樣洋洋灑灑卻又極其縝密地談思想！第一部份談希臘兩大悲劇家對人類脆弱性的理解，第二部分挑出柏拉圖的三篇對話錄，第三部分轉入亞里斯多德，而結論以Euripides的悲劇«Hecuba»收尾。整書貫串的主題是，悲劇詩人與哲學家如何調解幸福的生活與不可確定的運氣因素？一開始我對於這種討論方式很陌生，因為既不是文學的解讀，也不是哲學基本問題式的探究，又不是Leo Strauss學派的政治哲學解讀，而是繼承英語古典學界和道德哲學的互通交融。

不容否認，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有Nussbaum亮麗美貌的明星氣質。她在紐約大學念的是戲劇和古典學。打從這裡開始就很有意思了，她一方面要跟折磨人的希臘拉丁文古典作品周旋，一方面熱中劇場文藝。我大膽揣測，正是因為她有舞台的經驗，所以不只把希臘悲劇當作是文本來讀，而是進入到那角色裡頭，細細體會每一句台詞，融入人物的處境。我猜這對她日後談悲劇的道德困難時多了一份細膩。在接受訪談時，她談到Hecuba這位特洛伊亡國之后所遭逢的創慟時，那種閉目深思的神情真的很「入戲」，很迷人：

（出處：http://www.youtube.com/watch?v=7_gYCZp7HJ8&feature=related）

後來她在哈佛師事G. E. L. Owen，在其指導下攻讀古典哲學，於1978年按照古典學的老規矩扎扎實實地出了一本亞里斯多德«論動物運動»（De motu animalium）的譯注。給人反差最大的是，她以古典哲學專家之姿起家，卻對當今的倫理學、政治哲學甚至法理學議題投注大量的興趣和心力，而開出很亮眼的成績單。一方面在專業學術上，她繼而深入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另一方面在公共議題上，她關注的議題逐漸擴大深入，舉凡婦女、殘障、同性戀、動物權到第三世界的全球正義。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她於1986到1993年在赫爾辛基的世界發展研究院擔任顧問，和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合作，發展出「能力取徑」（capability approach）的道德哲學。我們不禁會訝異：原來哲學家可以做那麼多事！？

其實對英語系國家，尤其是對英國的哲學傳統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英國的古代哲學研究員中有深厚的倫理學傳統，他們都跟當前的道德議題保持緊密的對話，而非關在象牙塔內的老古董。幾個赫赫有名的思想家都是牛津古典學出身的：日常語言分析學派的大將J. L. Austin還得過希臘散文寫作的Gaisford獎; 自成一家之言的後設倫理學家R. M. Hare; 偉大的古代哲學專家而又是道德直覺主義理論家W. D. Ross爵士。當然還有Nussbaum的老師兼好友Bernard Williams。

我們不禁好奇，像亞里斯多德或是斯多葛學派這種化石怎麼能為眼前日益繁複的倫理問題，甚至是政治與法理學提供甚麼新的可能性？我在此只能簡略地說，哲學跟科學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今人未必比古人高明。很多問題古代人都想過了，而他們的思維與解決方式未必比後世哲學家來得差而被「淘汰」。只是因為我們太熟悉近代哲學家的一些基本前提，用這些前提為理所當然的尺度去衡量，很多其他談論問題的方式會看不見。比方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倫理學的版圖基本上呈現了康德的本務論（deontology或譯為義務論）和英國效益論（utilitarianism或譯功利主義）二分天下的趨勢。而在政治哲學方面，前兩者又可以很巧妙地合流為自由主義。上個世紀中葉，一些哲學家開始對這兩種倫理學的基本框架提出質疑，有的另闢蹊徑，有的大量從古典思想中汲取養分。更重要的是，對古希臘哲學家來說，以「善」為最終目標的倫理問題有其限度，它要整合到更大的「實踐哲學」（包含家政學和政治學）全面計畫。為什麼呢？如果哲學家們向我們保證，有德者可以獲得幸福，但萬一其所處的環境和社會體制很糟糕呢？亞里斯多德所羅列的那些幸福清單，諸如友誼、安和的老年等等，倘若都被剝奪呢？如果這些條件都被剝奪，那麼道德幸福的自足（autarcheia）便備受威脅。這讓Nussbaum的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雖然她不太能完全劃入此陣營）與Sen的福利經濟學的合作更顯得既合理且必要。

另外是關於情感在道德與法律上所扮演的角色問題。按照康德式最嚴苛版本的本務論，道德行動的唯一判準在於行為的動機，也就是純粹出於對道德律的尊重，其他的情感因素都不算在理性的考量之內。但是在古代哲學中，情感不只是情緒，更牽涉到我們整個認知與評價系統。比方說，在柏拉圖那裡，「義憤」（aganaktesis）是必要的情感。以反面的方式來說，我們往往在憤怒當中更能表達出我們對合理世界的看法。這種情狀可以很順地整套轉向法律體系：「刑法的整體結構反射出我們有理由感到義憤或恐懼的事物圖像」。而Nussbaum認為斯多葛學派更精緻地分析情感與價值判斷的種種關連。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本厚達500多頁的書：«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2004年），光是標題和目錄就很吸人眼睛了：

 Nussbaum就這麼頂著斯多葛的腦袋，深入人性與法律的種種禁區，很多是我們光聽就會作噁的話題：猥褻、自慰、姦屍等等。（我不禁想到去年的新聞，一個由女變男的變性人，卻保留了生育能力而且懷了孕，有民眾想動用私刑致他於死地。另外，我也想到阿莫多瓦<悄悄告訴她>中的男看護「強暴」了女植物人...）不管我們同不同意，都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氣與思辯功夫。Nussbaum的基本立場是：不同於憤怒和恐懼，噁心和羞恥這兩種情感是一種「壞的思考」，並不能成為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入罪化的根據。Anscombe在1958年發表的德行倫理學開山之作「Modern Moral Philosophy」曾指出，在完整的心理學研究出現之前，談倫理學總是不成熟的。我讀了頗有擔心「倫理學自然化」（ethics naturalized）的疑慮。但見識了Nussbaum旁徵博引了Balint、Melanie Klein、Donald Winnicott（都是我喜歡的）等幼兒心理學而又清楚地拉回哲學的討論，我就鬆了一口氣，也學習到了跨領域交流和學術分際的拿捏。我整本書還沒消化完，但也不無疑問。我認為Nussbaum主要是要重新整理「法官」的情感，要為一個有權裁奪的人析離出甚麼是理性的情感，甚麼不是理性的情感。她似乎忽略了在受害者（沒有裁奪權者）的立場，往往很多情感是噁心、憎惡和憤怒雜混一起無法析離的。

另外一本也算是熱的書：«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正義與動物正義»（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2005年，請注意中譯本書名稍有更動），翻成中文也是500多頁。Nussbaum可怕的地方在於她的書幾乎都是這種份量，每一本都開出新的領域，而且生產的間隔很密集。在此書中，Nussbaum直接跟以John Rawls為顛峰的「契約論」（contractarianism）傳統對話，進而指出自由主義較無力處理的三個領域：殘障、跨國性的全球正義，以及動物權。我們必須知道，她並非在各種議題處處和自由主義針鋒相對。相反地，Nussbaum很擅長汲取自由主義的優點，把它們吸納到自己的「能力取徑」的方案。她對效益論的態度也是如此。比方在動物歧視的問題，自由主義突然像是被廢了功夫，而Peter Singer從效益論那裡獲取不少哲學立論根據。Nussbaum在吸收效益論的優點同時，還是認為她的能力取徑更勝一籌。

這本書讓我比較訝異的是，Nussbaum除了更積極地和Rawls對話外，更重新審視她之前比較疏略的康德和盧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回復了Hugo Grotius的自然法與國際法傳統。這很令人眼睛一亮，不過也有跡可尋。簡單來說，歐洲在17世紀引發了一場「斯多葛主義的復興」。 這場運動對於舉凡義務論的出現、共和的理想、自然法與國際法學說的興起，甚至是美國的<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都有深遠的影響。身為斯多葛的專家，Nussbaum自然不會錯過這種關連。在全球正義的課題上，比方說這次的海地天災，一種超越國家界限的互助體系與責任分擔是很重要的。

令我感興趣的是，Nussbaum早年就皈依猶太教。這又是一個大大的反差。或許她的下一本著作是關於神學的，我可不能太吃驚。

（以上提及的三本中譯本，值得嘉許的是有兩本是台灣翻譯的，終於在與中國的競爭上扳回一成。«逃避人性»是商周出的，2007年。«正義的界限»是韋伯文化出的，2008年。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這也顯示台灣重視的是比較實用導向的法律和全球人權與福利問題。但我也希望台灣不要忽略Nussbaum在這些實務議題背後的哲學資源，尤其是她對希臘羅馬哲學的討論。另外，有關17世紀斯多葛主義的復興，可參見Cassirer<國家的神話>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