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友野鶴先生回應我關於「道德並不內在於人」的論述，他對我的質疑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人或許也有類似的質疑，所以我把他與我的相關對話在此貼出。先是他的兩段回帖分別摘要如下：

「您的道德外在說，是否指的是人天生性本惡，還是說人的天性無善惡之分，但對惡念容易受影響。那麼您又如何解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您難道可以全盤否定，人的天性還是有一股崇向『善』的本性？那麼這不就證明了道德內在嗎？」

「您的想法，我可以簡單的說是儒家的實用主義派-荀子，或說是法家，或說是馬基維利。

基本上您的這種想法並非獨創，幾千年來，統治階級多的是想用現實主義來做為『擴張法律約束力』的手段。並非總是成功，有時候會引發暴動，甚至戰爭。所以民選政府的統治者，對於法律規範的約束力，是儘量放鬆，免得引發事端。而中國古代其實也差不多，有天高皇帝遠的俗諺，表示其實法在中國歷史上的約束力，還不如風俗、宗室或良心的約束，也許真的是像兄所言得不償失，但您能保證，縮緊約束力後，難道總體就一定利多於弊？如果道德內化論真的不合時宜，那麼自然會被社會演化所淘汰，您個人的苦思，宛如蚍蜉一般，真能撼動歷史的洪流？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為了修正資本市場的弊端，研究出了共產主義，造成多少弊端我就不說了。即使是這麼浩浩蕩蕩的共產思想，不到數十年也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了。

我只能說，如果道德外在論是可行的，那麼現在的法律應該是細微到規範人類所有的行為。但是明顯不是，法律給人留有一定空間，憑著道德良心處事，所以說法律是最低道德標準。這是幾千年來用鮮血得到的教訓，兄想要改善社會，提升法規約束人的力量，那麼可能要面對人民反噬的力量，或許這才是得不償失。」

以下是我對野鶴先生的回應。

讓我試著釐清一些可能溝通不良的問題。首先，在我的討論中，我所說的「道德外在」，基本上是實然（what is）議題，而非應然（what should be）議題，所以，它本身無所謂可行不可行。就像我們說「日心說」與「地心說」，並沒有孰可行的問題，只能問實然上孰真。

如果實然上果為「道德外在於人」，接下來的問題才是問：那麼我們該當如何？這才有可行與否的討論空間。而我其實根本還沒有認真討論到這一層（談法治、科學與規訓，主要是在指陳既有的偏失，充其量是暗示這些方面應該加強）。我先前的衍伸意見是：由於儒家錯誤地抱持道德內在觀，所以使他們忽略了很多應該強調與重視的事情。譬如儒家忽略法治的重要性，也忽略了客觀分析性科學發展的重要性。其實，問題很可能還不僅如此。對我來說，華人普遍道德水準不理想，關鍵因素可能正是在對「道德主體性」的信念。要提升普遍道德水準，就必須要重新審視對道德主體性的樂觀信念。道德主體性信念使華人少了該有的謙虛與積極受納的態度。

野鶴兄低估了我對道德的重視，好像以為我否定了道德的價值（而只重法律）。這完全不是我的想法。我重視道德，但是，我認為道德問題需要被重新檢視，重新尋找發展道德的途徑。儒家的途徑恐怕是從開始處就錯了，所以效果不彰。

野鶴兄似乎以為我只是強調法律的重要。這個講法不夠肯切。「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是很不同的概念。法治重公平，而公平的情境使人願意正直。它是有利於發展道德的條件。華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進步阻力，就是因為法治不彰，而造成普遍不公平。由此使人心生玩，敗德的行為於焉滋長，並形成惡性循環。

如果說我的想法有些「類似」荀子，我不打算否認，但最好不要簡單說我的想法就是荀子那一套。至少，我並不是持「人性惡」的觀點。這點我說過好幾次了。因為我認為人性本身無善惡可言。再怎麼自私自利，也不能說就是惡。我們之所以認為自私是惡，是因為它很可能會傷害他人利益。但是，這個結果未必會發生；而且，是那個傷害結果讓我們覺得惡，但「影響結果」與「人性本身」並不是同一回事，討論不宜混淆。

我不會說人的惡性多於善性。但是我的確認為，「本我」是最強大的力量；「超我」則相對較弱勢。不過，這並不等於善惡力量之別。我倒相信，尤其在資源匱乏的條件下，本我的作用使人際互動更易導致衝突、傷害悲劇。如果世間有魔鬼，魔鬼是藏在匱乏情境下的互動過程裡。這不是對人性的指控。但卻足以警告我們：人性並不足恃。

我並不是說人性裡沒有惻隱心與群性，但我認為這些只是道德的潛在基礎，使我們有可能迎接外來的道德意識，但是這種心理基礎並不就是道德本身。人可能願意利他，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就樂觀，就對道德主體性有了充分信念。很簡單的道理，如果我在不必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可選擇利他或不利他，我們多數人都很可能會選擇利他。如果還能有正報酬，那我更願意利他。但是，如果是要付出許多代價呢？我們還願意利他嗎？就我的生活經驗來看，這種行徑並不多。人性不是不可能為善，但是在客觀情境下，不計代價的為善行為恐怕並不多。而至少對康德來說，如果是條件交換性的付出，就不能算是道德的行動。

康德認為「道德」的行動是出於義務，亦即依循「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又譯「定言律令」），又係自主發動的意圖性行為。我並不太能接受康德的「道德」定義，因為我不能理解他的「義務」概念，或是「無上命令」概念。我認為那背後都必須假定上帝的存在，否則所謂「義務」即等於強迫性的、無酬的任務。如果少了上帝，義務憑什麼成為我們必須去做的事？強制力只能是來自社會或集體。但是，缺少神聖性的義務，即使是來自集體的命令，又如何確定其道德性？

我也不願意說，條件交換性的付出就一定不算是道德的行動。我持比較妥協的立場，認為道德性可以有不同的境界，而不是截然兩分的事。不過，交換性愈強，道德性可能就愈弱。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行動，道德境界高；但是，即使是交換性的付出，也可能可以算是某種道德行動。我願意說，孝順也可以是道德行動（即使孝順也有某種程度的交換性意義），而它的確常見於人類。不過，並不是只要有孝心就能算是道德。

我認識一個朋友，他為了在國外讀書、工作，許久不能回台灣看望老母，而傷心流淚，甚至和妻子爭吵（因為妻子不贊成他請長假回台灣省親）。而等他幾年後回台灣，母親已老，還患了老人癡呆症，逢人就罵。這個兒子回去見過母親幾次後，就不願意再回去，認為母親老是在「糟蹋」（台語）他。這個兒子的整個作為能不能算是道德行動呢？我偏向認為不算。他是有那份孝心。但是，那只是道德的基礎條件。類似的，某個青年男性可能愛慕某位女士，這並不能算是道德行動。「歌劇魅影」裡的那個魅影，愛慕女主人翁，但是不能算是道德行動。那個青年男士冒險救愛人，則可能算是某個程度的道德行動。史懷哲、德瑞莎修女、證嚴師父、陳樹菊等人則道德性更高。至於像譚嗣同、林覺民等烈士，也許是最高境界的道德行動者。

我嘗試定義道德的行動是：出於愛、關懷或善意，並朝向正義的自主行為。當然，這樣的定義留下一個麻煩問題：什麼是正義？不過，我們何妨一步步來，探討「正義」概念本來就應該是個重要的議題。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正義」不應該只是主觀意識的產物。從這裡，我也要對「道德良心」這個概念提出質疑。質疑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問：那些嚴重做姦犯科者，好比最近的紐約滅門案的兇嫌，有沒有道德良心？如果他們沒有道德良心，那麼「良心」論就非常可疑，焉知誰才有良心？如果他們確實也都有道德良心，那為什麼在有道德良心的前提下，他們還會做姦犯科？如此，道德良心的實踐意義豈不可疑？

以之前挪威的殺人兇手布列維克（單人做案，殺死77人，傷66人）為例，他很冷靜地承認殺人，還「慷慨」陳詞，表示他是中世紀天主教組織聖殿騎士團的成員，說他準備「殉道作戰」。換言之，他主觀上可能覺得自己是憑著道德良心而殺人。其實主觀上自認為秉持道德良心而做出傷害他人之事的事例很多。我估計毛澤東也認為他是秉持道德良心而推動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並因而致三千萬中國人饑饉而死。許多文革紅衛兵，在當初鬥爭他人時很可能也覺得自己是憑良心行動（我當然不是說每個紅衛兵的鬥爭行動主觀上都自覺正當）。中共江青在文革後被判刑，但是她堅持不認錯，大聲批判法官，並辯稱她「是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了捍衛億群眾民參加的文化大革命……」。太多的例子都告訴我們，憑仗著我們所以為美好的「良知」，可能引導我們犯下嚴重的錯誤，甚至做出難以想像的惡事。

所謂「良知」，其實可能只是被添加了神秘幻想的普通認知能力。它並不保證朝向正義、朝向我們較嚴格定義的道德。而對良知的過度信賴，可能使我們犯錯而不自覺。

總之，我要問：究竟什麼是「道德良心」（或「道德良知」）？人依仗什麼而能不經深究卻能知道是非、善惡？人間真有「天啟」嗎？我主張「道德外在」說，其實也就是在講人並沒有「良知」，人只是有可供認識與判斷可能性的心智，並可發展道德意識。但是，道德意識並不等於道德良知。道德意識是個人潛能受社會啟發而漸漸知覺道德規範，這並無神秘可言。而道德良知太神秘，且渺不可尋。我這麼講，其實內心是沈痛的。但是，人已經太多次經歷痛苦幻滅，還不該從對「良知」說的幻想中徹底覺醒嗎？

又及：

我談「規訓」，使一些人認為我想用法制或強權來宰制人民。這是很大的誤解。嚴格來說，我對規訓的態度是曖昧的，或者應該說是浮動的。我的確認為華人社會欠缺規訓。但是，我絕不贊成一味強調規訓。我認為日本社會就是規訓太過的社會。但是，話說回來。我們有些人的態度可能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羨慕日本社會的秩序與講禮，厭惡華人社會的混亂無序，但是，同時又厭惡「規訓」這回事。我認為這是無法兩全的。太缺少規訓，就難有紀律與秩序。如果我們厭惡規訓，我們可能就必須忍受像華人社會這樣的混亂無序。（社會秩序當然也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譬如資源的充裕與否，及理性化的程度如何。但是，規訓的效果很難完全忽略。）如果我們自己討厭規訓，而同時又厭惡華人社會的混亂無序，我認為這是一種矛盾的態度。另外，同是規訓，也還有不同的形式，特別是不同的嚴酷程度。所以，並不是一說到規訓，必然是指最嚴酷形式的規訓（像傅科所提的監獄、精神病院之類），而可以有比較可接受的、和緩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