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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2/30 22:30:55瀏覽358｜回應2｜推薦9 | |
美國已故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討論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問題。他認為未來的國際衝突主要將是由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引起，而非傳統的意識形態或經濟差異所造成的衝突。
究其實，文明衝突談的就是“文化價值”的衝突。而杭廷頓認為不同文化價值之間的衝突幾乎是無可避免，而且事關全人類的禍福，可說茲事體大。之所以稱為“文明”，意味著從存在的時間、空間、內涵而言，這些文化圈都有相當的規模與水準。它們不容易消失，也不容易被控制，所以，衝突的問題也不容易消失或被解決。在各個文明中，杭廷頓認為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危機最甚，而基督教文明與儒教文明的衝突危機也同樣難以解決。杭廷頓對文明衝突危機深感憂慮。
杭廷頓使用的討論語氣比較是一種價值相對主義的立場。也就是說，雖然各個文明之間可能發生衝突，但是他並不直接暗示哪個文明較為優越、應該被保留或應該取得支配地位；而哪些文明則較為劣質、應該被改變或被淘汰。
另外一位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有較明顯的文化優劣觀點。他明確指出，美國社會內部有較高度的互信，日本社會亦然。而中國社會內部的互信程度則較低。由此，美國、日本的企業較具有發展前景，特別是規模容易擴大，中國則否。另外，在福山更早的一本書裡，推崇美國的自由主義民主制，認為鑑於其普遍性和吸引力，可能成為人類「歷史的終結」（不過，他稍後修正了這個觀點）。
即使同樣是承認文明有優劣之別，也還有與福山極不同的觀點。譬如有些左傾的觀點就可能極度負面評價美國所代表的文明形態。歷史學者余英時教授提到，在二戰後的中國大陸，“當時左傾的知識人普遍相信：中國的革命必須跟著蘇聯走，這是唯一的出路；美國則代表著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階段，不久一定滅亡。”當然，反之，共產主義路線則被他們這些人認為是最優越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共產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獲得了開展，並且幫助促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大陸的統治者。
共產主義的左傾路線，即使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也並不一直是主流思潮。文革結束以後的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政策路線的主導者鄧小平曾經強調：凡是和美國交好的國家都富了起來（而交惡者則否）。這就和前面的“資本主義必亡”的說法南轅北轍。也意味著對不同文明的評價上的歧異立場。不過，在習時代，社會主義路線的優越性再度被突出。
無論如何，不同的“集體價值”或“文化價值”偏好（或說“取向”）會帶來集體行為上的歧異，也帶來社會發展方向的歧異，乃至文明的進步遲速與社會福祉發展上的歧異。我們也許無法對不同價值偏好做出終極的優劣或是非比較，但是，從長期歷史進展來看，不同文化價值帶來的影響，確實存在“優劣”之別，即使未必是終極意義上的優劣，也是條件性的、現實意義上的優劣。所以，我們不得不慎重選擇價值或改變集體的價值偏好。當然，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自身、我群的價值偏好，然後才有可能去檢討這種價值偏好的問題。
價值取向當然只是人類行為成因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而集體價值或文化價值又只是價值取向的一種而非全部。所以，這裡的討論顯然只可能嘗試提出解釋中國人、中國社會之所以如此這般的部分理由。譬如影響中國社會文明進程深遠的科學發展水準來說，就可能牽涉多方面的成因，除了價值取向以外，也可能包括經濟條件、智商、體能、好奇心、意志的專一程度與強度、相關研究機構的有無與資源充分與否、其管理制度的合理性...等。要對科學發展成因進行較全面性的探討，恐怕即使是像英國劍橋的李約瑟教授那種較大型的研究團隊也仍然力有未逮。
不過，從集體價值或文化價值的偏好來切入，可能至少有兩方面的優點，首先，文化價值通常具有外顯性，因為這些價值會藉由各種符號、象徵來表現。具體來說，就是有許多的文字、符號的表述，利於捕捉相關訊息。研究者甚至不難藉由內省的方式掌握這些價值取向。 再者，拿集體價值或文化價值偏好來解釋集體的制度性行為或長期行為成果，應該是非常有力的。以科學發展來說，每個社會裡總是有各種不同特質的人，要想科學得到發展，其實通常不缺具有適合從事科學研究潛能者，重要的是科學研究能不能得到適當的、足夠充分的鼓勵、幫助及提供條件。籠統來說，一個社會是否在科學上能夠有長足進展，關鍵是看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結構條件是否具足。有沒有適合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則其實不妨視為常數項，也就是說，幾乎一定有具有這方面潛能的適合人選，尤其是在像中國這麼龐大的社會裡。只要給予鼓勵與訓練，再提高較良好的研究環境，就不難產生成果。如果能夠長期積累成果，更是不虞科學發展落後。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條件的形成也需要被啟發、被鼓吹、被重視。而那就是集體價值、文化價值的功用。
可惜的是，集體價值、文化價值取向的作用卻常常被忽視。被忽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人們並不常常意識到行為背後的價值取向的存在與作用，特別是前者。人們對自己的行為通常覺得是出於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卻不知道這裡面已經深深滲入了價值取向的作用。價值取向是要通過與其他人比較而得，而集體的價值取向則需要做群際的比較。一般人特別缺少後面這種宏觀視野。而且，即使意識到他人、他群的行為模式不同，人們也更習於以“性格”等個人性因素及較顯性的環境、制度因素來解釋這些行為差異，而對於形成性格的集體價值取向因素及性格以外的抽象價值觀念的作用常懵然無知。
再回到關於科學發展成因的討論。有些人可能以為，科學發展特別需要天才（特別是典範創始的時候）、需要高智商。換言之，如果中國科學發展落後，那是因為智力不如人。但是，這顯然是一種錯覺。現代許多的群體智商研究都顯示，中國人在智商方面並不遜於西方人，有些研究結果甚至顯示中國人的平均智商優於一般西方人（可參見IQ and Global Inequality一書 ）。而中國人裡也不乏一些天才人物，包括科學領域裡的天才。只是，有些天才人物卻落得淒慘的下場，遑論能夠在科學上做出偉大貢獻。簡單說，中西方之間的科學發展水準的落差應該主要無關於智商，而比較是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的影響結果（註一），兩者對思想束縛的程度有別。（進一步說，我以為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互為因果，所以，探索文化價值的歷史作用，實際上也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社會結構的作用。當然，這還需要進一步論證。此處姑且作罷。）
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社會對於“求真”與“追根究底”價值的強調。具體來說，資源如何分配、是否設置科學研究的相關機構、是否提供較充裕的研究資源、是否獎掖做科學研究等，都會影響科學進步的遲速。我們知道，歐洲在15世紀時出現了古滕堡活字印刷術，這被認為是重大的文明進步。古滕堡也受到後人的重視與紀念。相對地，中國在更早的宋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活字印刷技術。對此產生重大貢獻的人是畢昇，但是，他似乎從未獲得當時社會的重視，他不但沒有取得科舉功名，官史上也沒有對他有什麼記錄或闡述。幸好在一本叫“酉陽雜俎”的雜記中簡單記下了他的事蹟，否則後世大概就沒有人會知道他的這個重要貢獻。而在事後，他的發展成果也幾乎沒有得到繼續的延伸進展。
類似地，作為中醫重要典籍“本草綱目”一書的作者李時珍，也是個屢試不第的落魄讀書人。對於他記錄下來的那些藥方，沒聽說誰做過系統的檢驗，究竟何者有效，何者是虛構或裝神弄鬼，始終不明。中醫知識在他之後也鮮少看到有質的進步。
再有，中國人最早發現了黑火藥，但是，此後火藥的技術在西方有了飛躍的進展，而在中國，幾百年間卻幾乎是停滯在最初的水準，必須等到從西方再引進先進的火炮技術。據說，當初是由於道士煉丹而偶然發現了黑火藥的作用，只是，道士的神秘主義思考傾向很可能也持續局限了中國人對黑火藥的理解與使用想像。籠統來說，整體中國社會不很重視科學，特別是以邏輯理性思考為基礎而未必具有實用價值的基礎科學。但是，少了科學精神，技術很難期其永續進步。
科學研究受到文化價值的影響，除了對該事物重視與否外，對追求知識精確性的價值偏好顯然也會影響科學的進展。胡適先生曾經為文提到，傳統中國社會裡存在一種凡事“差不多”就好的生活態度。這也可能在無形中阻礙科學的推進。而這種態度其實也是一種生活價值偏好：怎麼樣生活才恰當？要不要窮究真理？還是知道個大概就好？大家心照不宣就好？（是否真能心照，只能憑主觀感覺來認定。）
“差不多”心理，很可能背後隱藏著至少兩種理由。一則固然是深究真相不容易，再是深究真相容易牽動社會關係與相關各方的利益，甚至引起某方或多方的不滿、衝突。總之，往往是優先考慮維持既有的社會關係，而對事情的真相則寧可不去深究。但是，如此則容易失去或減少獲得新知識或進一步真相的機會。
關於深究真相的困難程度，固然涉及研究成本的考慮，其實也和價值偏好有關：值不值得為此花費財力、精力去深究。此外，也還可能涉及人們對犯錯的價值態度。中國人講究藏拙、強調沉默是金，背後是一種害怕、避諱犯錯的價值偏好。這種價值偏好其實又牽涉到一種對人際關係的期待：寧可不說話，不要說錯話。更不要被人看出自己會犯錯或已經犯了錯。這是一種人際關係態度。背後當然也有價值偏好的牽連：如果讓人知道我錯了，或知道我會犯錯，那麼，我就難以樹立自己在人前的權威或可信度，而這是不可忍受的事情。但是，這為什麼是不可忍受的事情呢？這顯然和中國社會中的人際關係模式有關。在傳統中國社會裡，人際之間很難平等互動，也比較缺少諒解態度。
華人學者至今很少能在科學領域裡（不管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提出自己的理論，而往往只是引進西方理論，充其量是稍作修改。這很可能未必是因為中國學者的資質有問題，而同樣可能與價值偏好有關，而且很可能牽涉到的是一個價值系統，也就是說它與多種價值偏好都有牽連，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其中一個較主軸性的價值偏好就是認為自己不宜提出理論。而這個價值偏好又和其他價值偏好互相牽連，共同產生影響。
孔子說，他“述而不作”。這裡面應該就含有上述不鼓勵創造理論的價值觀。既然連孔子都如此，我們一般人就更不敢提出理論了。這裡面可能還隱含一種心態，就是認為提出的理論必須是能夠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否則就不應該被提出。事實上，即使是西方科學家，即使是提出的理論研究受到普遍接納，但其實也還是可能是錯誤的。就以天文學中的“地心說”為例，曾經在西方風行了一千八百年，結果卻被哥白尼推翻了。而哥白尼的日心說又何嘗是對的呢，至少太陽並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錯了又如何？它們都還是有利於科學的階段性進步。
反之，不提出較明確的理論或論述，對科學發展其實才是最不利的，因為缺少可累積性或可對話的題材。但是，中國學者們似乎普遍傾向保持謙謹態度（這也是一種價值態度），避免提出明確理論、論述，尤其少提出僭越師長主張的新理論。“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樣的價值偏好，比較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價值。而從另外一面來說，提出新理論的人也確實常常受到嚴厲的批判，常常還包含對當事人的道德批判。以康熙年間的傳教士湯若望等人修訂曆法之事來說，就被攻訐為潛謀造反、邪說惑衆。相關人士甚至被判處了磔刑這種最重的刑罰。這在歷史上被稱之為“康熙曆獄”案。
中國人似乎也較缺少深究真相的心態，譬如說，關於宇宙或世界的構造為何，中國人就很少去深究，從而也一直沒有什麼明確的論述，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說法。後續也沒有人要把這些模糊說法的意思加以釐清。結果，一般人固然對宇宙、世界不甚了然，即使是像欽天監這種官員其實也非常懵懂，甚且也沒有很強動機想要去弄清楚。這種態度在面對有少數人想嘗試修訂曆法時，就顯出其極端的保守性，乃至因防衛而攻擊。
傳教士湯若望在中國進行修訂曆法的努力，其實是數十年長期持續的工作，從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並不曾中斷。但是當新曆法提出之際，卻犯了某些人的大忌，包括一些傳統派的欽天監官員及部分更高層的官員。這些傳統派欽天監官員顯然無意弄清楚曆法背後關於日月運行的規律，而以新曆法荒謬及意圖謀反為由，強烈攻擊新曆法及負責修訂者。我們可以說，這其中，權利、利益之爭超越了對真理的追求動機。這顯然也是一種價值之爭，是真理價值相對於權力等利益價值的競爭，而前者顯然落居下風。
我們或許可以說，那些反對修訂曆法的傳統派官員，其實是持一種重視“社會關係”（包括權力、階級利益或人情關係）甚於“求真”價值的價值立場。進一步也可以說，前者比較是被既存結構束縛較深的一群。
一個特別讓我感慨的議題是關於中醫的發展。在進入20世紀以後，傳統中醫面臨西醫的嚴峻挑戰，處境維艱。即使是一些大學中醫學系的畢業生，也可能因為兼具西醫資格，而寧願走西醫的路。由此可見中醫處境的困難。但是，這完全是社會的不公平態度所造成的嗎？還是更多源於中醫自身的結構局限？關於中醫相對於西醫的優劣，論者甚多，照說不需要再多置喙。不過，中醫在華人世界其實也有其豐厚社會基礎，外界要對中醫進行檢討、批評，並不是那麼容易，反彈力道其實並不小。但是，中醫有這種社會關係奧援，其實反而可能更使其陷入固步自封的困境，更難以通過對話與自我批判而持續成長。
權力、階級利益或人情關係對人、對知識與思想的束縛程度，不容低估。這裡或可舉另外一例來說明。在一戰期間，英國科學家亞瑟‧愛丁頓（ Arthur Eddington ）非常欣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學說，並且試圖進行經驗證明。但是在過程中他遭遇了不小的阻力，理由是愛因斯坦是敵對國家德國的學者。英國很可能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科學研究環境之一，卻也不免有這樣的困擾。我們也知道，俄國的生物遺傳學研究就曾經受到馬列主義思想的影響。後者強調環境的重要作用，而傾向認為談遺傳的作用是受到（錯誤的）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不是學術本身的對話，而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束縛的結果。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在不同的社會裡，這種來自社會環境的束縛力量是不是有不同，有些社會的環境束縛力量可能較強大，以致阻礙了知識的探索、科學的進步。相對於近代西方，中國社會的環境束縛力量是不是比較強呢？
我們也知道，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尤其從反右到文革期間，許多中國科學家受到整肅，以致整體科學研究進步遲緩。物理學者束星北等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極端事例。另外，像大陸經濟學者馬寅初，曾經建議要推動人口控制。但是，毛澤東當時表示反對，而強調人的能動性與寶貴性。以致延後了中國大陸的人口控制政策。後續則又採取一胎化的過激手段來彌補前期造成的人口膨脹問題。
這些悲劇當然涉及政治、涉及意識形態。但是這同樣也反映文化價值的作用。對俄國共產黨或對中共而言，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掛帥，科學家的意見則相對被輕忽，甚至連科學家與科學研究本身也一度被忽略。所謂“重紅不重專”其實也是一種價值偏好。即使到現在，中國大陸的科學研究也還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與扭曲。新冠疫情的爆發也許就與此有關。
綜合上述，我以為傳統中國社會中，對社會關係利害的考慮重於求真的價值，這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科學難以發展的最主要的成因。而且，這種價值態度至今猶然，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從而，未來中國在基礎科學上的進步，恐怕還是很容易出現瓶頸，甚且由此也限制了科技方面的進展。
上述影響科學發展的價值偏好或取向，都可能與“理性主義”價值有關，值得深入思考。籠統來說，科學背後需要理性主義精神的支撐，後者是一種價值取向，是講究邏輯理性思考的習慣傾向。科學發展的遲滯與社會中理性主義的不足有關。譬如，黑火藥因為被看成是一種神秘的事物，並且以神秘色彩來包裹它，結果就限制了對其用途的想像，甚至也限制了進一步探索的勇氣。那麼，相關知識要想再進一步當然就很難。
理性主義其實主要是一種文化價值，一種強調以理性態度來行動的價值，而不是一種本能。而理性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其實也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對我而言，民主化是比科學研究更值得被關注的議題。而中國大陸上民主化的遲滯發展，顯然還是和欠缺理性主義這種文化價值有關。
我以為，民主化除了是普遍彰顯人的主體性的制度外，也是一種較合理的社會整合模式。不論是從個人價值理性出發，或是從集體的目標理性出發，民主化都應該是較合理的選擇。而如果大眾竟然拒斥民主化之路，其實就是背離了理性主義，恐怕涉及價值偏敧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因為另外的一些價值態度，而扭曲、壓抑了對社會整合模式或民主化與否的理性選擇。
歷史學者余英時先生曾經指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內涵，譬如強調“均”的價值，就可能對中國引進社會主義思想有利。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傳統其實有利於中國社會接納社會主義思想。另外，儒家思想中對“忠”的價值強調，很可能也有利於專制體制的維護。
不過，如果參考歷史學者秦暉、劉仲敬等人的意見，很可能傳統的法家思想對中國的專制體制的延續起了更重要的負面作用。我更偏向後面這種見解。
法家思想強調富國強兵，強調君主集權，這種價值偏好顯然有利於此刻中共維護其專制體制。中共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原本強調“均富”的價值，其實在現在看來，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但是中共的專制體制卻絲毫沒有放鬆。這不完全是中共本身的性質所決定，而相當程度是源於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偏好。而這種傳統文化價值主要是法家思想的內涵，而比較和儒家思想有扞格。
民主化顯然和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價值、自由主義價值偏好有密切的關係。近代西方國家，就是因為有較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促進其接受民主化的轉變。但是，傳統中國社會缺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價值，所以對於彰顯個人主體性及與之相關的民主權利並不那麼在乎，而更憂慮個人主義帶來各種社會混亂的問題。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雖然也有些主張民主化的異議人士，但是，畢竟還是有足夠多的民眾偏好專制體制，甚至是獨裁制。也許這些人的思想是受到了迷惑、矇騙，但是，只要有相當多的民眾不挺民主化運動，就會讓民主化的努力遭遇巨大阻力。
也許需要指出，上述的迷惑並不完全是被人矇騙的結果，而也可能（部分）是自我說服的結果。這裡面，可能隱藏著某種恐懼的心理。但是，人們卻也可能傾向說服自己相信，自己的選擇並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基於理性的選擇結果。恐懼心理及其作用可能被排除在意識之外，從而並不容易被意識到。更重要的是，人們可能嘗試對自己的行為傾向給予合理化，從而容易忽略恐懼心理的存在。只要人們找到足以說服自己的“合理”行動理由，恐懼心理所起的作用就可能被忽略，也就不會因此引起不安的感覺。
要證明專制體制優於民主體制，並不太困難，因為民主體制確實有諸多的缺點。好比近年中共批評美國的民主制度，就大力描繪美國的貧困、沒落、失業、犯罪，以及對外侵略的種種惡行。如此，作為民主國家典範的美國就可用來證明民主制的弊病與遜劣。不僅如此，中共也藉著控制媒體、網路，來宣揚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的繁榮、進步、成功。顯然這個手法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即使是美國華爾街，也在最近評定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與前景時，被相關的文宣誤導，而高估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現況及其前景。中國大陸的粉紅民眾顯然也樂意買賬，願意相信當前中共中國的美好。
當然，中共的上述手法中包含著謊言、飾詞、遮蓋、誤導等動作。願意使用這種做法，其實背後也有價值偏好的作用。中國的文化價值很可能對這種美化、醜化的宣傳手法習以為常，並不太覺得有問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福山教授會認為中國社會缺少內部互信。因為真誠並不是高於維繫或操弄社會關係的價值。
謊言、飾詞，每個社會都存在。但是，中國社會的這種問題顯然比西方社會更嚴重。“求真”作為價值，在中國社會並不那麼被優先強調。這給了統治者很大的方便，讓他們的宣傳得以順遂，也得以產生具體效果。而人們並不太會去檢討，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比其他國家的政府更善用欺騙手段來說服民眾。
中共作為專制統治者，藉著說服人民相信，各種控制操弄是為了快速、有效達成集體目標，讓中國更富強、偉大。這種說詞似乎也有一定說服力，讓人們願意忍受權利被剝奪、壓縮的處境。也就是願意讓渡個人權利，以實現集體目標。
我以為，這可能會產生一種自我合理化的心理作用，讓人們比較不會為了“自己是因為恐懼而順服統治者”這種事而進行自我批判。說到底，這也還是某種價值選擇：要不要為了促成國家偉大而讓渡如許個人權利？以及要不要為了維護個人面子而假裝自己並不感覺恐懼或不滿？…。
一個值得點出的情況是，人們實際上做了系列的、不同層面上的價值選擇（包括順從某種既有的價值偏好或行為傾向而幾乎完全不覺得自己在進行選擇），但是，人們未必會清楚意識到這一點。如果清楚意識到，那麼，人們比較有可能去檢討這些選擇，甚至因此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問題是，如果並不太意識到自己有做選擇，也就不太會去檢討選擇的恰當與否。實際上，他們很可能自認為行為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他們很可能還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舉個另外的例子。譬如我們外人很容易觀察到印度社會裡存在階級、性別的嚴重不平等問題，而且認為他們應該改變這種狀態。但是，實際上，印度的階級、性別不平等卻長期難以改變。即使他們的法律已經排除了種姓制度，但是，階級不平等的情況卻大體依舊。他們有各種理由維護既有的不平等體制。他們未必會說他們是在維護不平等體制，他們只是在維護某些所珍視的另外價值，以及某些行為習性。問題是，實際的結果卻是維護了這種不平等。
另外，我們也不難發現，許多北韓人民也很可能有意無意地在為維護專制、獨裁體制而做出某種貢獻。其中有些行動也許是無奈所做，卻也有很多是他們自願做出的。“人民集體被獨裁統治者欺騙”，這種局面並不鮮見。但是，這裡面很難不包含人民自身的某種自願或自欺。他們在其中做出了自己的價值選擇，或者說表現了價值偏好，而且產生了維護專制體制的結果。而人們對此未必完全無知。他們部分是自欺地接受了這一切。
當群眾普遍表現馴服的時候，個別人也很少會嘗試做出獨立思考、判斷及獨樹一格的行動。從眾、隨大流，通常都是最安全的選擇。但是，這終究也是一種價值選擇。這樣的價值選擇也就為專制體制的持續與穩固打下了基礎。
中國人必須深深捫心自問：中國人要不要選擇走向民主化？沒有走向民主化，我有責任嗎？面對自己靈魂的拷問，試著給出真正的答案。
文化價值當然不只是影響到科學與民主化這兩個領域，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都關聯到文化價值，也都因為群體對文化價值的偏好或取向而有不同的發展路徑。我們終究無法簡單認定哪些文化價值是可取的、優越的，但是，對各種文化價值進行審視與檢討、選擇卻是我們無可逃避的責任。
按：
在上述討論中，我並沒有針對台灣社會另外做出討論。我的想法是，就傳統文化價值的偏好或取向而言，兩岸之間的差異有限，即使存在差異，差異也並不是很大。所以，上述的討論，我認為大體也都適用於台灣社會。
註一：
其實，我更傾向把“文化價值”視為“社會結構”的一環，可以說是深層的社會結構。不過，此處把文化價值特別突出，而與社會結構相對看待。社會結構主要是指制度、組織、人際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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