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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28 21:37:27瀏覽1669｜回應8｜推薦13 | |
在什麼樣的社會裡，人可以肆意欺辱他人？其實應該沒有這樣的社會，每個社會都有規範，都會限制欺辱他人的行為。不過，主流群體可肆意欺辱他人的社會也許比較可能出現，尤其在某些特定時期、特定社會。
舉例來說，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那些被認為是漢奸的人家，就可能成為眾人肆意欺辱的對象。至於他們究竟是不是真漢奸，究竟漢奸到什麼程度，這卻往往並不可考。在中共建政以後的中國，那些被認定為國特、土豪、裡通外國...的人家，也很可能會被肆意欺辱。
舉例來說，美國內戰結束，南軍失敗投降。當時的美國南方人的境遇也很淒慘。讀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即可見一斑。但是，南軍的指揮官李將軍稍後去擔任某個學院院長的職務，大體也就是大學校長之職。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是想強調，美國畢竟是個先進的民主國家。所以，即使是敗軍之將，也還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禮遇。我們可以想像史可法作為敗軍之將的境遇，也可以想像與美國內戰大體同時的太平天國之役中，太平天國最後那幾位主將的下場（石達開：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李秀成：被人捉送至曾國荃的清軍營...動用割其臂股肉的殘酷刑罰...處以斬首；陳玉成：被凌遲處死）。
其實，不必回溯到清朝時期，即使是在20世紀中、後期，曾經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遭遇又如何？高皋、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對劉劉少奇之死是這樣描寫的：「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而在此以前，他就已經被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
中共打敗國軍的最大戰爭英雄林彪：除林豆豆外全家外逃，摔飛機，橫死在外蒙古。
中共抗美援朝指揮官彭德懷：把彭強行綁架後，乘坐火車押回北京...強行針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最後在關押狀態下病逝。
文革的實際指揮者江青：上吊自殺，在監獄裡。
對待法輪功成員：電刑、烙刑、錐刑、吊刑、凍刑、燙刑、銬刑、拖刑、捆刑、抻刑、蹲刑、站刑、坐刑、火刑、姦刑······。
對待再教育營“學員”：在新疆共關押15個月之後，哈薩克公民阿瓦爾哈（Gulzira Auelhan），去年底帶著發炎的腎臟、胰臟，以及被電擊棒攻擊過、停經的身體，走出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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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很不喜歡碰觸這些悲劇故事，但是我卻又覺得不得不談。問題既然存在，我們就必須面對，即使會讓人痛苦。
上面的舉例當然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其他還有許多相對比較不那麼突出、那麼讓人驚心動魄的悲劇故事。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社會是個遠比西方社會缺乏人道精神的國度，是個部分人常會仗勢凌辱他人的國度。
我們還可以舉另外的一些例子。去年發生了所謂“徐州鐵鍊女”的新聞報導。那件事涉及拐賣人口、拘禁人口及凌虐他人的行為。這件事引起不小的迴響。但是，最後結局如何，大家卻不得而知。顯然是消息被封鎖了。事實上，當時就有人表示，類似的拐賣、拘禁故事絕不是只有這一樁，而是某些偏遠地區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
以上這些悲劇故事，反映的不僅是人際、群際之間存在的衝突、矛盾，更重要的是人道精神的普遍欠缺。而人道主義精神的普遍欠缺其實也會增加群際之間的衝突。想想看，在文革期間，不同派別的紅衛兵團體，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武鬥？很可能就是彼此曾經對對方施予嚴重的凌虐，或者予以欺辱。從而讓鬥爭升級，從文鬥漸漸變成武鬥，甚至還拿出槍砲互轟。如果鬥爭各方都很節制，怎麼可能會演變成這樣的場面？
這裡，基於鬥爭理論來引導群體行動，固然是重要的問題成因。但是，缺乏人道精神，這很可能是固有的文化人格的表現。人道精神的內涵也包括人應該如何對待異己者。耶穌的教訓，有一種可能被扭曲了的版本，是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不論這個說法的真正精神為何，它至少是告訴我們，對待異己者的態度要盡量仁慈、忍耐，要盡量去愛。
但是，耶穌提倡的這種精神受到了嘲笑。嘲笑者大概也包括馬克思。馬克思顛覆了基督教的許多教旨，特別是馬克思強調了鬥爭理論。既然強調鬥爭，裡面往往就抽掉了人道精神。傳統中國社會本來人道精神就並不很發達，一開始強調鬥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更冷漠，更緊張，更恐怖。欺辱、凌虐的現象也就更不足為奇。不過，中共可能另外還有一種手段，那就是隱瞞、欺騙。靠著最強力的宣傳與鎮壓手法，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塑造出所要的形象工程。
本來，手段不論，馬克思強調鬥爭的目的是要追求階級平等。（但是，看看現在的中國大陸，階級平等嗎？吉尼係數高到.61以上，能說是階級平等了嗎？2億人口人均月所得只有5百元人民幣，能夠說是已經全面脫貧了嗎？還是，鬥爭的實際結果是讓鬥爭勝利者得到了最大的好處、特權？）而且，馬克思的鬥爭概念未必是那麼血腥，也未必那麼帶有侮辱的性質。至少，理論上不必要是如此。只是，在實踐上很難逃脫血腥與侮辱性質，尤其是在本來就缺乏人道精神的社會。
在人道精神之外，其實可能還有一個環節會有影響，那就是對人的普遍尊重與否的文化價值觀。遺憾的是，在傳統中國文化裡，這種普遍尊重人的特質也告相對闕如。
傳統中國社會裡，可以看到有陪葬的制度，有殺嬰的習俗，有給太監閹割去勢的做法，有纏足習俗，有磔刑...，既是不人道的作為，也是不尊重人的作為。這裡我想指出的是，人道精神與對人尊重與否兩者固然高度重疊，但兩者也還是有可區分的餘地。
我通常取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的狹義定義，所以，它不盡同於人本主義(humanism)。後者強調人的主體性，前者強調如何待人，以一種愛、關懷、支持、同情...等的正向態度對待人。後者未必完全基於尊重的原則；而尊重也未必就會愛或關懷、支持。依照中國人的習慣，對親人往往是關愛多於尊重。而對於親人以外的他人，往往既不尊重，也不關愛。不過，這有例外。對於有權威的對象，中國人可能會表現高度尊重。也許是禮儀性的尊重，但是，至少不是輕慢、欺辱的態度。
這裡，我最關心的還是對待異己者、敵對者或沒有親密關係的他者的態度。即使是面對不宜表現關愛的對象，也應該抱持基本的尊重。而這可能不是狹義人道精神所關注的事務範圍。
如果是依照儒家的倫理傳統，即使是面對陌生人，也應該“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問題是，這種倫理原則未必被普遍實踐。世俗人的倫理很可能比較多些類似幫派的倫理原則，比較狹隘，也沒有普遍尊重他人的想法。從傳統法家講究（個人）功利的原則出發，沒有理由太去關注對陌生他人的倫理，尤其是在經濟匱乏的條件下。儒家倫理恐怕只有少數菁英比較講究，而且常常是只對其他同道菁英才講究。換言之，儒家倫理很可能已經被世俗倫理淹沒了，窄化、低俗化了。
對欺辱、凌虐的現象習以為常、見怪不怪、視而不見，從而也不反對、抗議，甚至自己也做出這種行為。這樣的社會是會讓人遺憾的。這種問題現象也可能在某一個時候對我們自己造成傷害。我們自己也可能成為那個被欺辱、凌虐的對象。其實殷鑑不遠。劉少奇被鬥爭，很淒慘。但是，在文革開始之初，他也鬥爭了別人。紅衛兵裡的造反派，在開始時主要是他們鬥爭別人，但是，稍後他們就遭到所謂“保皇派”或“保守派”的對抗。稍後，他們更被軍方作為主要對象鎮壓。
互相尊重、互相關愛、互相支持，這是締造和諧社會的基礎。如果主流群體常常任意踐踏、侮辱他人，設定一種極低的門檻來區分敵我，對異己者、敵對者毫不留情地侮辱。以這種作為要他人共同促進統一，或共同維護和諧社會，這恐怕是緣木求魚，結果會是一場空。
當前的兩岸關係，坦白說，已經談不上什麼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只差還沒有真打起來而已。如此要談和平統一，恐怕也是癡人說夢。而這背後，有個普遍心態的問題。即使認為對方是異己者，是讓自己不喜歡的對象，是不是就可以任意言詞侮辱呢？這樣做好嗎？這樣的文化好嗎？會有利於和平締造和諧而統一的中國社會嗎？
大體上，我認為大陸方面對台灣方面的言詞侮辱意涵甚於台灣對大陸。當然，兩岸都需要改變態度。但是，大陸方面的態度問題似乎更嚴重，更有調整空間。
我這麼說，當然又會被大陸網民修理一頓。但是，這不會讓我心服，只會增加我的反感。更重要的是，真要讓這種行為模式成為中國的文化習性嗎？中國社會會因為這種文化而得到好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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