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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14 16:56:07瀏覽1466｜回應3｜推薦7 | |
二千多年來，華人社會的顯性道德框架長期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基調。即使很多人認為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大體是所謂“秦制”（大一統的法家專制統治形式），至少在表面上，還是以儒家思想作為道德的理論基礎。
不過，華人社會在被全球化、現代化的浪潮席捲以後，儒家思想的處境開始轉變，跌宕起伏。大體上，儒家思想作為華人社會道德理論基礎的情況逐漸被打破。五四新文化運動隱含著要以西方的新思想來取代傳統文化，隱隱包括其中的道德觀念。即使不是完全顯性地試圖改變，也做出相當多的批判討論。
到了中共建政以後，儒家思想一度遭到嚴厲的批判。“打倒孔家店”、“孔老二”、“批林批孔”等都是中共在所發動的社會運動中喊出來的口號。這可能是二千年來，儒家思想最低潮的時刻。不過，儒家思想的處境仍然還在繼續轉變。現在，中共在世界各地設立大量的孔子學院。儘管這裡面很可能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問題，但是，中共官方至少不再強調批判儒家思想，這卻也應該是事實。
然而，無論如何，在任何時候，儒家思想都不曾完全被拋棄，都還有些人嘗試堅持維護並發揚儒家思想。近百餘年來，所謂“新儒家”學者（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也在極度困難中做了不少努力的工作。
也許應該指出，雖然儒家思想隨著西風東漸，隨著政治體制與時代的轉換，地位起伏，但是，對儒家思想的系統性批判似乎並不多見。中共批孔，很明顯是作為政治運動的一環，看不到什麼具體論述內涵。孔子可能被認為是復古派，以及奴隸制的擁護者而被批鬥，但是，那畢竟也只是簡單的幾句話，而且大體就是毛澤東這種人才敢明確表態發言；再就是一些運動中的小嘍羅在呼喊口號。
從而，處於現代世界，華人社會在道德論述上究竟應該走向何方，對儒家的道德思想應該如何看待、如何取捨，應該依據什麼來重建道德框架，其實大家還是沒有明確的想法。而且，似乎兩岸皆然。自由民主並不能取代道德的社會作用。
即使是杜維明等人，似乎是以新儒家的後繼者的姿態到處宣講，但是，其實也沒有明確的大方向或體系性的道德建議。
對這樣的大問題，我其實沒有資格置喙。但是，我會提到這種大氣候問題，卻是因為一種及身的感受。我在嘗試檢討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論述，其中當然有批判。但是，對我這種批判聲音的回應其實也是值得討論的現象。
對儒家的“道德主體性”論述，我傾向要問：“道德主體”可恃嗎？“修養”可期嗎？我以為，儒家思想傾向以統治群體的角度來主張仁，而實際上社會還是缺乏足夠的“人道精神”，而這會帶來現實社會問題。
儒者對我的這些疑問似乎持比較樂觀的看法。譬如孔子會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對他來說，人要實踐“仁”，無所謂能不能的問題，而只是欲不欲的問題。雖然孔子也重視教育與修養，但那恐怕比較是涉及實踐仁的強度、深度或精準度的差別問題，而無關仁的有無與方向的掌握。
很偶然的，有個朋友把我相關的一些帶有質疑味道的貼文轉傳給一個新儒家讀書會網路社群。結果得到如下的回應：“雖然讀書會大家都可以發表觀點，但是還是有點起碼的哲學基礎再討論吧。恕我直言，從你的發言看，你對儒家連最基本的瞭解都沒有，（不是說一定要瞭解儒家才可以發言，而是你討論儒家要起碼懂一點儒家對不對？），此外諸如先驗、張灝的幽暗意識、余英時的人文精神……都缺乏基本的瞭解。這樣東拉西扯對大家都是浪費時間。”
話說得很直白，也很嚴厲、很不客氣。
我並不是因為有了情緒才在這裡討論這件事。事實上，我並不太在意這樣的批評意見(我經常提出各種批評意見，也經常得到很不給面子的回應)。重要的是，我對儒家思想的批評，得到嚴厲回應不只有這一次，而是已經有好幾次；而且，每次回應的語氣還挺類似的。這一點其實很有意思。為什麼會語氣很類似呢？（回應顯然來自不同的人）
一個最可能的理由就是：我就是應該被如此批評。
但也還是可能有另外的理由。一個很可能有關的原因是，我先批評了儒家思想。其實，我的批評語氣絕不嚴厲，比較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口氣。但是，我畢竟是批評了。也許在今日對儒家思想的批評本來就少，所以，我仍然是屬於讓那些擁護者感覺不舒服的少數。這從對方的回應語氣約略可見。對方其實並不知道我是誰，是什麼背景，他大可用比較溫和、委婉的語氣來回應。而他選擇了用極不友善且不屑的語氣。這對儒家思想的繼續傳播、發揚恐怕並不是好事。似乎一些現在擁抱儒家思想的群體也形成了某種共識，如何面對外界對儒門的質疑或批評。如何自我防衛的方法已經形成一定共識，譬如強調批評者不懂儒家思想、不懂什麼是“先驗”陳述。但是，這種自我防衛模式究竟是不是一種開放、積極的心態表現，卻成疑問。會不會真就把這些質疑者、批評者永遠拒之於門外呢？
在批評的聲音裡，有另外一個比較口氣委婉的回應。他表示：“您對於道德主體先驗性的概念有些誤解，先驗性不是說不在經驗中顯現，而是說不由經驗來證立。我舉些例子來幫助您理解，如《孟子》牛山之木章的“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也，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的意思是即使有人表現出純然的反道德、不道德狀態，但這並不能作為否認道德主體性先驗性的反例。我們也可以舉初生嬰兒的例子，嬰兒所表現的實然狀態完全是非道德的，但這並不能用來否證道德主體的先驗性。所謂的“不由經驗來證立”是以上例子所表達的意思。您之前提到過道德主體的先驗性是不是涵著不受經驗的審查，我想您或許誤會了經驗的核驗原則的應用範圍，經驗的核驗原則應用於描述性的語句（也就是那些有真假值的句子），而儒家作為一套倫理學說來看的話，那些道德語句（規範性語句）並不能應用經驗的檢證原則。粗略地來講，康德證明道德主體先驗性的理路是通過窮智見德的進路，而儒家是通過反身而誠，或者用牟先生的術語就是逆覺體證的工夫來挺立道德主體性。我個人認為儒家的問題域存在於能不能、慾不慾（慾求）的範疇，而非您所理解的是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此刻我們回到您剛才感到疑惑的文本，“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按您的詮釋理路，此處的“我”解為“實然的我”（現實中的我），就會出現一個不可解的問題。實然的我具有種種欲求與功能，且存在著欲求之間相互衝突的可能性，如此的這一個我，如何保證求仁必得到仁？但若將“我欲仁，斯仁至”解為道德主體的自識、自證，就能夠避免您的詮釋所出現的困難。”
這位先生很有耐心，也顯然有相當深刻的見解。而對他上面這段話，我很難直接反駁。但是，我認為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這裡會有個“先驗”與“經驗”是否還能夠銜接的問題。
在我讀來，他的意思其實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既然我“欲”仁了，“基於定義”，我當然也就“仁”了（分析命題）。仁，因為“欲仁”而成立。沒有欲仁而仍然不仁的問題（基於定義）。這個“先驗命題”之所以能夠成立，因為這裡其實只是個定義的問題。但是，如果只是定義的問題，那麼，我們在經驗世界裡面對的不仁的問題，和這裡的“仁”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這裡的仁可由欲仁而成立，經驗世界裡卻未必：雖然我欲仁（這一刻，我可能體現了某種仁的境界），但未必就能實踐仁（這可能是指另外一種仁的境界，它比較可能有客觀意義，也就是會作用在他人身上）。
另外一種解讀則是，它就是一個因果命題：因為欲仁，所以得仁（綜合命題）。但是，如果這個因果命題是先驗性的因果命題，那麼它也就是必真的命題，不能夠由經驗事實來否證。所以，由此也可以說，先驗世界和經驗世界仍然是分開的，是兩個世界，彼此不相銜接。所以，有些人可能欲仁，卻不能得仁，甚至從此放棄欲仁，都與這裡的先驗命題無涉。兩者根本談的是兩回事，所以後者也無從去否證這個先驗命題。反之，先驗命題恐怕也無助於經驗世界裡的事態發展。
問題在於我們更關心的是經驗世界裡的實際問題：因為這個世界有不仁，所以有更多悲劇，而我們當如何？這是現實經驗世界裡的困難、痛苦。如果提出的先驗道德陳述無助於解決經驗世界裡的問題，甚至連作為呈現現實問題時參考座標的作用也未必適合，強調這種先驗陳述的意義究竟何在？
關於先驗命題的說法，我嘗試提出如下的質疑。
我以為，先驗命題就不能直接用來指涉經驗事實。舉例來說，“1+1=2”這是個先驗命題。而我手裡先拿了個蘋果，接著再拿個蘋果，我說這裡有兩個蘋果。這好像是可以套用上述先驗命題。但是，其實可以被證立的仍然只是先驗命題本身“1+1=2”，至於這裡究竟是不是兩個蘋果，其實還是另外一回事。也許其中一個是梨子；甚至兩個都是梨子，或者什麼別的東西。但是先驗命題不理會這個事情（可以有關於什麼是蘋果的先驗命題，那是另外一層面的事），它只管到“1+1=2”。“概念的純淨性是先驗命題的基本條件。但是，經驗中的事物卻不可能完全純淨。
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是個先驗命題，那麼，我們在現實世界中遇到的不仁，與此無關，也不影響孔子這句話的成立與否。即使是那個欲仁之人，也未必就不會對我做出不仁之事。因為這個“仁”和那個“仁”是兩回事。
我這麼說，是想要點出我看見的一個可能問題：當代儒家學者們在護衛儒家思想之餘，套用了“先驗”這個康德提出的概念。康德的確使用先驗概念來指陳與道德相關的一些討論。但是，究竟適用在哪些討論層面，適不適合說：康德的道德學說就是先驗性的陳述？儒家的“道德主體性”的主張就是一套關於先驗命題的陳述？可能還有可議。
我在之前提到，我認為儒家思想中缺少“幽暗意識”。這其實是華裔哲學家張灝的見解。他提到基督教對民主制的積極意義時，提到基督教關注人有根深柢固的墮落性的問題。而相對於基督教思想，儒家思想中對這一點似乎是比較不強調的，也是比較樂觀的。這種樂觀，我並不認為只限於先驗世界。或者，其作用不僅止於對先驗世界。反之，基督教的幽暗人性觀點，也絕不只是關於先驗世界的陳述，也不只作用於先驗世界。如果說民主制的形成與幽暗人性觀有關，民主制應該主要是經驗世界的事物。在先驗世界裡，我們也許只需要保留所有最美好的事物；而民主制其實是很不信任人性的一種政治體制規劃。
關於“先驗”概念，事實上，我不認為先秦儒家思想有什麼鮮明的先驗、經驗世界（或命題）的分野。在孔子說“我欲仁…”的時候，我不認為他會宣稱：我說的是先驗世界中的我，而不是經驗世界中的我。我認為他的意思就是在講那個在實踐道德理想的我。沒有什麼經驗或先驗之分。今天的儒門中人（或儒門之友），拿著康德的概念架構來為孔子學說做分析，並且宣告說，凡是不使用這種分析架構來理解孔子學說的人都是不懂儒學。這究竟是不是很客觀的一種詮釋觀點，我還是頗覺可疑。儒家思想真能夠因此得到更好的開展嗎？
儒家的當今擁護者可以否認儒家思想中有上面說的這個缺憾。但是，現實中出現的問題，還是得要面對，並且尋找問題解釋與解決。
儒家當然可以宣稱它不必為現實世界中的各種問題負責。但是，這還是會對儒家在現實世界中的社會角色產生影響。社會成員的道德理念的形成與維護，如果不由儒家思想來引領，難免會需要有其他的替代思想來填充。
事實上，在我對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論述進行批評的時候，不僅是以儒家思想為重要標靶/參考座標，也意味著實際上對儒家的期許。但是，如果批評者放棄這個標靶/參考座標，也可能意味著放棄對它的期許。這對儒家本身的開展未必是幸事。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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