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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1 21:42:22瀏覽715｜回應1｜推薦4 | |
在中文語境裡，“人道主義”、“人本主義”、“人文主義”，可能是同一個概念humanism的不同翻譯。所以，有人會說馬克思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
但是，也就在西方，其實有humanism與humanitarianism兩個詞，意思並不完全相同，而且，後者顯然是有意與前者加以區別才出現的新詞。在哲學上，很少看到有人討論後者，而多半是討論前者。後者似乎主要是被用來作為實踐行動的主張依據，而非特別值得討論的思想議題。但是，我想強調應該把“人本主義”(humanism，也被稱為“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在概念上加以區別；而且認為這可能有助於釐清社會思潮的演變。這或許是很有意義的社會學研究題材。
概念上，“人本主義”的核心是強調人的尊嚴與主體性；而“人道主義”則在強調關注、獻身於人類的福祉，特別是受苦者的福祉。兩者意義可能相當部分有重疊，但是並不完全等同；而且，重要的是，我也不認為人道主義一定完全包含於人本主義的範疇內，因為“神本主義”(theism)思想中也可能蘊含人道主義精神。神的慈悲，其實也是人對他人的憐憫心理的投射。
此外，在因果序列上，我認為人道主義先於人本主義，而且大體上前者是後者的精神源頭。就好比耶穌、保羅等人的思想可能是西方人道主義精神的的重要源頭，於是也就曲折促成西方人本主義思想的開展（按：我以為，人道主義精神可能會帶出人本主義思潮）。只是，在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想高度開展以後，可能逐漸失去或背離人道主義。所以，有些人本主義思想中可能欠缺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說，有些人本主義會強調人的主體性，卻並不關注（他）人的苦難問題，特別是社會底層大眾的苦難。我以為，當代的人本主義思想就有這種況味，而這卻可能是現代化變遷中的重大問題。
中國的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強的人本主義思想內涵。而其中人道主義的色彩又如何呢？這應該是值得玩味的議題。孔子討論過死亡、貧窮等與苦難相關的議題。不過，這些討論似乎都有點嫌抽象。對底層人民生活的困苦，比較沒有給予細緻、深刻的刻畫。那些苦難似乎只是抽象概念架構中必要的環節，卻少給人切身之感。這是不是與孔孟論述中隱含的角色設定有關？所謂“君子”，是不是暗示是社會上層統治群成員的角色？他們所面對的生活挑戰是不是和底層民眾有所不同？
本文擬以清末重臣曾國藩為例，來討論這個議題。一方面，清末大體是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發展的晚期。再者，曾國藩是許多人所推崇的晚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
梁啟超說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蔣中正和毛澤東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毛澤東曾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蔣中正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
曾國藩據說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亦多所汲取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他在從政和從戎生涯中漸漸看到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轉而比較接受心學。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總之，曾國藩是清末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其學術與事功都得到清末、民初中國知識菁英的高度肯定。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卻也留下不小的遺憾。湘軍在打入南京城以後，據說屠殺了二、三十萬人，其中包括許多平民。總之，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過程中，曾國藩領導的湘軍可能犯下屠殺之罪。而曾國藩似乎是下令之人，責無旁貸。另外，他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也受到嚴厲訾議，說他為護西人而殺戮中國的無辜平民。事情的完整是非曲直，我們可能無法完全釐清。但是，曾國藩對殺戮等不人道行為有難以擺脫的責任與問題。
太平天國之亂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時間與美國的南北戰爭有重疊。美國的南北戰爭也被認為很慘烈，雙方軍民死傷共計約達60餘萬人（其中死亡約20餘萬人）。但是，太平天國之亂軍民死亡人數估計約在2千萬至7千萬人之間。即使考慮當時中國人口多於美國，後者的死亡人數比例仍然驚人。這個原因想必很複雜。資源匱乏、健康不良，缺乏醫療設施等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是，社會普遍缺少人道主義精神可能也是部分原因。其中，湘軍的屠戮也令人驚駭。曾國藩因此而被當時南京人稱為「曾剃頭」、「曾屠戶」。
在曾國荃出兵攻打安慶的時候，曾國藩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這樣說：“克城以多殺為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曾國荃在屠殺太平軍之後，認為手段過於殘忍，所以就向曾國藩報告了此事。而曾國藩回信說：“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既已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稍後，他在攻破安慶之後說：”賊寇全部被屠戮殆盡，真是大快人心”。
曾國荃圍困南京的時候，當時南京城內饑荒，李秀成希望放城內老幼婦孺一條活路，但是曾國藩卻說：“城內放出之婦幼，XX前在九江一概不收，扔送進城內。一則城內飢餓者多可致內亂。二則恐賊之眷口從此得生也。”曾國荃血屠南京。當時社會上對湘軍的殘忍暴虐進行了口誅筆伐。但是曾國藩此時又說：“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 意思是說，城中居民全部餓死以後，守城的太平軍就會徹底失去依靠，成為“無水之魚”、“無木居之鳥”，戰鬥力才會大幅度下降。
如果曾國藩是儒家學者，他這時候表現的確是很有古代中國法家的況味，甚至比法家還要嚴酷，而可說是和人道主義精神大相背離。當然，我們並不確定，他是不是認為如果對太平天國的人仁慈，就是對其他人的殘忍，因為太平天國人的殘酷程度是外界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如果他是這麼想，或猶有幾分合理性。而如果他就是想要報復，那麼，他和敵對者究竟誰更罪惡，就很難說了。但是，總之，其實雙方似乎都沒有表現出人道主義精神。只是，如果曾國藩被認為是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如此的表現，恐怕有辱儒家體面。又或者，這反映出這個時代裡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式微。
另外或許也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曾國藩晚年的心態可能有轉變。據說他曾經在晚年對親近人士說過如下的話：“不信書，信運氣“。另外，也有人說，”曾國藩一生思想有三變：早年講理學；辦理團練軍務時講申韓；後學老莊“（歐陽兆熊）。晚年的曾國藩是不是因為特殊的、起落的生涯經歷而曾經對儒家思想有所疑慮，乃至揚棄了儒家思想呢？他說的不信”書“，是指的四書五經，也就是儒家所列經典嗎？這句話是暗示要揚棄儒家思想嗎？這是待解的疑難。
不過，此處的關懷重點是：作為晚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國藩的言行是不是比較欠缺人道主義的精神？如果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儒家思想中人道主義精神的式微趨勢？
姑且不論曾國藩晚期心態的可能改變，他之所以能作為儒家代表性人物，似乎和他在修身方面的講究有關。他曾寫過很多關於為人處世的家書，並且因此得到很多人的青睞與推崇。譬如他為自己立下課程十二條：
1. 主敬：整齊嚴肅，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3.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4. 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5. 讀史：念三史（指《史記》、《漢書》、《後漢書》），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6. 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8. 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
9. 日知其所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
10. 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11. 作字：飯後寫字半時。
12. 夜不出門。
重要的是，這種修身功夫裡，並不容易感受到多少人道主義精神。其中看不到針對人間苦難的思考，特別是對底層大眾困苦的同情與嘗試改善的努力。其實，他自己經歷過很大的痛苦，包括戰爭中可能的失敗與生命的危殆，以及臨老遭人嫉忌、疑懼，以及大眾對其處理教案公平性不滿的譴責等。只是，他似乎未能在思考框架上有所昇華、突破。於是在面對難解的困境時，他的思想遂陷入滯塞，而出現“不信書、信運氣”的某種消極人生態度，甚至是帶有某種自嘲意味的心態。這和典型儒家信徒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顯然有出入。
此處的關懷重點是：作為晚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國藩的言行是不是比較欠缺人道主義的精神？如果是，這是不是意味著儒家思想中人道主義精神的不足？甚至也因此成為整個儒家思想在近代式微的成因？
在思考框架中缺少對人間苦難的思索與解答，這可能並不只是曾國藩個人的問題。我以為這和整個儒家思想傳統的思考架構有關。
即使是在孔子的思想裡，在面對死亡等苦難議題的時候，討論也並不深入。遇到死亡的苦難，孔子往往是訴之“天”命。但是，孔子卻又不太講述“天”這個議題。他雖說他知天命，但是天命究竟如何，他並沒有多說。孔子表現了相當濃厚的實證主義精神。但同時，凡可能屬超越世界的事物他似乎都很少碰觸，只在人生的特殊時刻感性地觸及。從而，儒家思想中也就比較見不到關於超越世界的思考架構。整個儒家思想中也幾乎沒有像基督教、印度教裡的二元世界的論述：屬神的與俗世的世界；或者，此世與來世等。
二元世界觀可能是人對苦難的一種解決途徑。不過，二元世界觀也可能促成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批判意識，也就是拿神的國度與世俗國度做比較，並且強調世俗世界的不公義、不合理。也就是說，人可能因此而對苦難做出批判。儒家則傾向接受這種“命定”，而強調以一種優雅的、追求適應的態度來面對苦難，因為此世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因此也是可能的最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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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是為了維護那種積極態度與最低限度的樂觀心理，既然這是唯一可能的世界，那就盡量體驗其美好，避免觸及其苦難。儒者們不否認此世中苦難的存在，而且甚至還時時強調要苦民所苦，但是，儒者在討論苦難時的態度，似乎就少了幾分悲憫，特別是對底層大眾苦難的悲憫。“君子‘在強調瀟灑面對苦難之餘，對底層大眾的苦難也少了些感同身受。某個程度來說，儒者們傾向逃避、不去面對體驗苦難歷程。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故事，可能是基督教聖經中最動人心魄的一段。有人認為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義是關於復活的寓意。但是，我卻以為，受苦歷程的呈現才是最重要的一段經文。在儒家的論述中，沒有關於受苦歷程的細緻表述。那會帶來震撼，卻也帶來一種迥然不同的生命體驗。從而可能會改變人對生命的態度。
耶穌與使徒保羅等人，藉著看見苦難，也親身經受苦難，以及過程中所展現的濃烈悲憫精神，讓人道主義精神得到了最高度的體現。人道主義精神也藉此融入了基督教的教義中。基督教於焉得到昇華，也得到許多人由衷地擁戴。
我以為，基督教教義中如果只有舊約的部分，而舊約展現的又似乎是缺少人道主義精神的神本主義(theism)教義，那麼，很可能就不會有現在這個全球性的基督教宗教。（值得注意的是，強調悲憫人的苦難的教義，其中可能蘊含人本主義的思想，而不再是純粹的神本主義思想。）聖經新約中，“以人為中心”的思考可能已經在萌芽。只不過，雖然是以人為中心對象，卻又要從一種特殊的、超越的觀看角度來看人的苦難，可能才會生出悲憫的心，也才可能導出平等、博愛等思想。反之，苦難既然是命定，又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遁的、無奈的事情，那麼，似乎就只能盡量淡然處之。儒者們似乎就傾向持這種態度。
總之，在儒者們的思考框架裡，人民大眾是重要的，但儒者們基本上還是比較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觀看人民的苦難。人民的苦難比較是理性分析中的問題項目。苦難難免因此被抽像化，也被淡化；從而也難以衍生出平等、博愛的思想。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儒者們可能因為個人的先天心性與經歷的不同，而展現不同程度的人道主義精神。話說回來，人的苦難在理論中被抽像化、淡化的結果，還是產生了具體的影響。人道主義精神似乎並沒有以一種死生以之的強度被融入到儒家思想中，也沒有成為一種儒者們的信仰內容；平等、博愛等“激進”思想也難以萌芽。
於是，在面臨重大價值抉擇，特別是巨大生命挑戰的時候，人就可能會改變態度。曾國藩也許就是這種例子。功利性的價值有意無意地決定了人的抉擇取向。湘軍的殺戮，很可能是曾國藩的“理性”抉擇的結果。只不過，這顯然是屬於工具理性的抉擇，而不屬於價值理性的抉擇，特別不是出於人道主義價值的抉擇。如何能夠不讓太平天國勢力再起，這樣的思考大概充斥著曾國藩的心靈，而人道主義的心靈則遭到壓抑、隱沒。
中國社會中似乎人道主義精神不夠強烈，這應該不能怪罪於儒家。但是，此處要說的是：儒家思想似乎也未能有力地解救這個缺憾，尤其在歷史巨變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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