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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6 10:22:54瀏覽1406｜回應2｜推薦8 | |
日前看了一部舊電影，片名是“經典老爺車”，克林伊斯威特主演。在一個有苗族人聚居的美國偏遠小鎮裡，一群苗族幫派人士經常欺負同族弱小。大家眼睜睜看著他們橫行霸道，卻拿他們沒辦法。最後是一位白人退伍老兵，也就是男主人翁，用自己垂老的生命為代價，誘騙幫派分子對他開槍，讓警察逮捕了這群幫派分子，終得還給小鎮安寧。
這部戲基調當然是很沉鬱的：一個偏遠小鎮；一個清寒、孤單的退伍老兵；一群來自中南半島、大約是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的弱勢苗族族裔人士；一群橫行霸道的苗族幫派分子。老兵曾經在戰場上表現英勇，得了很多獎章。但是，這些顯然無助於讓他享有較幸福的老年生活，反而因為殺過人而讓他長期內心愧疚，甚至無法和家人和睦相處。在幫派橫行的社區裡，弱勢良民徬徨無助，不知道要如何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而現實中，即使有老兵的犧牲，究竟能不能拯救這些弱勢良民呢？坦白說，實在很難樂觀。
這部片裡是不是仍然隱藏著白人英雄拯救其他人群的暗喻，我不能確定。但是，最讓我感覺鬱悶的其實是由那群幫派分子的行徑所引起的一些感觸。這些人既可惡，其實卻也可憐。他們的生命大概幾乎沒有什麼積極意義與希望。所以他們才會通過欺壓同族，讓同族人也失去對生活的較美好展望，來獲得一種畸形的快感。他們把自己心靈的苦悶轉換成毀滅身旁的他人，而最後也自我毀滅的力量。而且，他們甚至無法去打擊其他族群，而大多只能對自己族人作惡。因為後者似乎才是食物鏈的更下層。
很糟糕的是，那些幫派人士的行徑未必是出於先天性的邪惡心靈，而比較是出於一種無意義感的成長歷程，以及與此不斷產生交互作用的成長中的挫折經驗。挫折經驗未必是阻斷人生追求幸福可能的充分原因。只是，如果他們同時又無法窺見人生的可能積極意義，問題就會惡化；挫折於是漸進導向了定型的犯罪行徑。尤其在犯罪朝組織化發展以後，就越發難再回頭了，因為組織會限制個人的可能發展路途。
他們為什麼會缺乏生命的積極意義感？在成長中的挫折經驗以外，似乎還缺少某種教誨、引導，或是文化刺激。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無能給予適當教導（這可能是因為生活壓力或其他因素導致）。再者，他們可能也缺少一種社區活動，譬如做禮拜等，能夠帶領他們走向比較有意義的人生。也許他們有機會獲得國民義務教育，但是，這種世俗化、公立學校的義務教育似乎越來越與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脫節，這種邊緣性的人要能夠從這樣的教育過程中產生生命意義感，恐怕很難。
我的一種憂心是：在當今世俗化的世界裡，自由只成為一種外在制度，卻並未成為一種內在力量。這是不是會形成一種結構性扞格，或者像社會學者R.K. Merton所說的“結構性緊張”(structural strain)，令人懷疑。在Merton的舉例裡，人們可能在社會裡學得致富的文化目的，卻得不到致富的合法管道。從而，人們可能鋌而走險，藉著犯罪行動來致富。而我想的是：自由作為一種外在的制度結構的一環，有可能與另外內在意義感的闕如共同形成一種危機狀態，也就是自由原則容易讓人流向不良次文化，因為缺乏積極生命意義導向，而又有較大的自由行為空間。
結構性緊張或扞格的問題，很可能遠比一般人的想像更普遍存在，而且其作用層面也更廣泛。結構性緊張未必只是關聯到犯罪行動，而可能更廣泛地催化出其他的問題。而我想指出的是：在“自由”制度下，有可能暗藏著疏離。即使是家人彼此間所賦予的所謂“自由”，也可能實質上意味著疏離、冷漠、彼此的不關心。這也許並不是父母想要形成的關係狀態。但是，這些父母往往在兩種關係模式中為難：或者是老式的父母權威模式，或者是自由而疏離的關係模式。除此之外，他們不知道如何發展其他更良好的關係模式。
對基督教文化傳統下的父母來說，他們可能會有比較積極的教養模式。雖然他們可能也在文化變遷過程中遭遇與子女的關係窘境，但是，他們內心中可能有較明確的生命朝向與嚮往。他們也會把這種朝向和嚮往明示或默會地傳遞給子女。所以，他們的子女也容易有方向感、意義感。但是，對像苗族這種亞洲來的少數中的少數族群，他們中的父母們遭遇的困難當然遠甚於WASP父母。苗族父母們可能因為在社會中的低地位而導致連在家中也難以對子女形成權威；而且他們的經濟困窘與工作壓力更讓他們無暇、無心教養子女。也許更麻煩的是，來自亞洲的少數族群父母的文化背景與主流文化差距更大，如果要加諸子女，會遭遇子女的更多反彈、抵制；又或者是讓子女因此更難以適應主流文化。但是，他們如果因此撤退，不去影響子女的價值觀形成，結果卻可能讓子女變成價值虛無、空白。從而，當子女們有機會接觸幫派次文化時，他們更難抵禦或避開。
這裡不是要針對討論犯罪社會學議題，而是在談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再者，也可以進一步追問如下的問題：如果父母有對生命的一些體悟，又應該朝什麼方向來努力，以改善上述子女發展的問題？
倒是還有部和上面所述非常不同劇情的電影，叫“鐵十字勳章”。這部描寫二戰末期德國戰場的電影讓我印象極深。尤其裡面那位每天猛抽煙、不知所謂的年輕上尉參謀和他的上校老長官的對話。猛抽煙，似乎有頹廢、失敗主義的意思。但是，老上校卻對他期勉有加，說未來的德國希望就在他們身上。那段話讓我渾身震顫，既出乎意料，又讓我深深感動。
頹廢，但是沒有完全喪失意義感，這似乎不能算是很美好的人生狀態。但弔詭地是，考慮到人生的殘酷或複雜現實，它也許已經就是最佳的狀態，至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狀態。會頹廢，可能意味著經歷過一些挫敗或不順心的事，也就是說，有了一定的人生滄桑閱歷。但是，意義感並沒有完全消失，表示他終究還有所堅持，還堅守著某些基本原則。
話說回來，意義感的形成也有可能走向偏執。據我所知，當年納粹初興，成立了所謂的希特勒青年團。這些青年可能表現得很積極，並不消極。他們可能非常注重服裝儀容，而且隨時要表現得很有紀律、有精神，絕不可頹廢，似乎真堪為國家未來的棟樑。但是，他們同時也可能成為最狹隘的種族主義者、我群中心主義者。有幾部電影裡描述這種青年，甚至會成為打父母小報告、害死父母親的人。也有些則讓旁人哭笑不得，不知道要怎麼和他們相處：如何既不傷害他們，又不被他們無謂傷害。
也就是說，所謂“有意義”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意義？這是個重要的議題。在文化心靈空虛的社會裡，意義感的形成特別容易走向偏執。譬如，極端地說，可能有些人的“意義”是以仇恨為基礎。譬如：我的人生目的是要報仇。這就是以仇恨作為意義的基礎。也或者，雖然不是那麼鮮明地以報仇為生命意義所在，卻還是以仇恨、敵意作為意義形成的基調。譬如強調階級仇恨，或者民族仇恨。只有在這種仇恨情緒的表達過程中，才特別感覺生命中的興奮、激動。特定性格的個人如此，或許只是一種比較平常的社會問題。但是，如果是一個國家不斷地以民族仇恨作為培養集體意義感的資材，這就比較可能成為大問題了。納粹的根本問題很可能就是源於此。
還有另外一些不盡相同但是也比較有問題的集體意義感的類型，譬如把征服作為民族榮光的象徵；或者，以收復曾經的領土作為民族雪恥的象徵，即使那塊土地上的人有著並不相同的歸屬感或認同感。
最後一種情形，問題性比較不明顯。尤其裡面關於認同的真實情況可能實際上最模糊。譬如烏東人民究竟是認同烏克蘭，還是俄國，就可能實際上很模糊。簡單說，其中有些人是長久的土著，也有些人是較晚近從俄國移來。後者對俄國的認同感當然會比較強，而前者則否。何者為主流，就需要做經驗調查。而即使是調查了，問題未必就能夠完全底定。譬如說，某地本來是某A民族居住的地方，但是，後來因為特定政策使然，移入許多他地的人。後來移入者甚至多於土著。那麼，土著可能會不甘於服從所謂主流的認同意向。他們可能會說：我們才是這裡的主人。
認同感，這可能是形成集體意義感的重要主題。但是，認同感議題也最是今天造成集體衝突的大麻煩。意義感以認同感為主要內涵、基調，是不是恰當，值得我們多加省思。型塑認同感會不會是統治者的統治手段，更需要注意。回到意義感的形成，我們需要形成意義感，但是，什麼樣的意義才有意義？這個問題大概夠我們想很久的了，尤其是在文化心靈日趨空虛的時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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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