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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18 08:26:25瀏覽1541｜回應2｜推薦11 | |
烏克蘭戰爭，引起普遍關注與議論。就是在台灣，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就南轅北轍，非常分歧。有人認為美國是罪魁禍首，有人認為俄國是邪惡帝國。有人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輸家，卻也有人認為美國是最大的贏家。讓人慨嘆，要達成共識何其不易。大家難道看到的是不同的事情嗎？僅只是各自接觸訊息的局限性就能造成如此的分歧看法嗎？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我認為資訊的局限性未必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之前的立場才是關鍵。當然，這裡所謂之前的立場應該不是指對烏克蘭戰爭的看法立場，而是與之有關的先前立場。譬如是比較親美，還是比較親中國/中共。這可能是台灣民眾對烏克蘭戰爭看法立場有關的先決立場。大體上，先前比較親美的人會比較認為俄國是戰爭首惡。反之，之前比較親中國/中共的人，就比較同情俄國，並且認為美國才是罪魁禍首。
大家能夠得到的資訊其實差別沒有那麼大。但是，閱讀選擇傾向卻可能很不同。大體上是各自選取自己喜歡的訊息來閱讀。為什麼一開始就有對不同訊息的喜好差異？不外就是之前的相關立場的影響。社會心理學上所說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在這裡顯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們傾向選取或尋求比較能支持自己先前信念、立場的訊息。
其實，要觀察到人有“確認偏誤”傾向並不困難。只是，人們往往比較容易看到他人的這種傾向。至於自己，往往又並不認為有這個問題。人們傾向認為“我很理性”、“我看得很清楚”。也或者，雖然承認自己也可能犯這種錯，但是，針對正在爭辯中的特定議題，人們卻又往往覺得“這件事我看得很清楚”。如此一來，“確認偏誤”的問題反而會更難得到糾正或防阻。
“確認偏誤”傾向與訊息的局限與選擇性，兩者互相影響、互相增強，造成人際間的異見與立場扞格、對立。這背後當然也都有人的自我中心思維與利益因素在起作用。總之，最後的結果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爭議、對立、衝突很難休止。
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是，大家現在也都漸漸知道所謂“零和遊戲”、“共贏策略”這類概念。在“零和遊戲”與“共贏策略”之間，我們顯然更應該循後者來行動。如果玩“零和遊戲”，最後往往是得不償失。 零和遊戲就是：我有所得就預示著你會有所損失，而你如果有所得就預示著我會有損失；最後，從整體來看，所得無從累增，甚至大家都是輸家。最近的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就非常符合“零和遊戲”的戲碼。我估計俄國會因此遭到巨大的損失；普丁個人可能是最大的輸家。而其他各方也都很難得到什麼好處。（有人說美國會是最大贏家，我看不出來他們會贏得什麼。而且，這種說法裡陰謀論的思維太濃，恐怕距離真相也很遙遠。具體來說，我不相信美國能夠全盤操控這種國際互動，並且從中獲得預期利益。）
共贏策略當然是最理想的路。只是，人們的心未必夠開闊，因而可能就是很難走上這條共贏的路。即使有人告訴我們，如何選擇可以利於共贏，我們卻往往就是很難接受，就是不願意這樣做。劉邦封韓信為齊王，那就是一次成功的共贏策略的運用。但是，在當時，劉邦是被張良等人說服，勉強壓下怒火，才答應了這個建議。而即使是強行壓下怒火，才得走上共贏，劉邦仍然被認為是心胸開闊之主。換言之，如果是心胸更狹窄的人，那可能就說什麼也不答應韓信的要求--封為假王。從而，事態也就會是另外一種模樣了。此刻的蘇院長在面對藍營立委時，似乎就壓不下心中的怒火。從而，台灣要走向共贏大概就沒什麼指望了。
心胸開闊與否，大體是性格問題。不過，性格特徵未必完全是遺傳而來，文化因素似乎也可以影響到人的心胸開闊與否。文化可能引導人的思維模式，並且由此影響性格的形成。具體來說，文化可能促成一種獎懲機制，鼓勵包容、理解、原諒、設身處地為人設想、想像共贏的美好…等。從而，這也就促成了一種比較開闊的心胸。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文化都鼓勵上述的一些心態與做法。只是，不同的文化卻可能給予不同程度的強調，從而產生的影響大小也有所別。好比說，在強調“鬥爭”的社會裡，並不是就完全不講理解、原諒，但是，顯然會對這些做法設限。反之，階級仇恨、鬥爭行動可能不斷被強調，對於應該鬥爭的對象的苦大仇深記憶也被不斷強調。如此，諒解也就很可能成為虛文了。
這裡就涉及所謂的“評價比例”的問題了。行動者很可能在心裡隨時在進行著某種評價的動作。這未必是很有意識的動作，卻仍然事關重大。人的腦海裡其實存在著諸多不同的價值，行動時隨時需要做出實際的行動抉擇，必須在諸價值間做出權衡：哪個價值為先，哪個價值可後，或可忽略。抽象點說，也就是說各價值之間會被賦予不同的權值(weight)或佔比。權值高，意味著優先性高；若權值為零，意味著這個項目完全不影響行動抉擇。
“評價比例原則”就是行動者在行動之際對與此行動相關的各項參考價值所做的權值配置。這就好像我們要計算智力商數（IQ），可能做多個分項智力的測量，再把各分項分數予以加總。但是，各個分項分數並不是直接相加，而是有個權值，也就是所佔比例。所以，最後智力分數是加權加總的分數（或是更複雜的分數組合）。各個分項的重要性，也就可從權值的大小可以看出。權值越大（也就是佔比越高）就越重要。如果設計出的智力測驗列出的分項並不相同，分項權值也不相同，最後結果也就可能很不同。那些未被列入的項目，等於是給予0作為權值，也就是認為這些項目對智能高低是沒有影響的，或至少是影響很小、可以忽略的。換言之，哪些項目應該被列入測量，就已經是有講究的。
值得強調的是，在行動之際的價值判斷，往往未必是深思熟慮的或理性思考的產物。上述的價值比例配置，未必是一個精心安排的過程，而可能是若有若無的、模糊而直覺式的，或者有點任意的心理過程。也所以，行動者就有可能出錯，一些極聰明、優秀的人也可能在此仆跌。很多人會因為由此產生的誤判或不當抉擇而事後後悔。
買股票可能賺，也可能賠。但是會賠，基本上不會是出於行動者原本的目的，而是因為錯估。錯估通常不是因為估計時明知會虧，卻以非理性態度決定，而比較是低估、忽略某些因素的作用，又或者高估某些因素的作用。換言之，也就是評價比例配置不恰當。當然，錯估理論上也可能是事實判斷上的錯誤，而比較無關於價值判斷。但弔詭地是，幾乎所有的事實判斷都涉及某種程度的價值判斷。譬如，某些蛛絲馬跡的異例訊息被認為“可忽略”，這個“可忽略”的判斷其實就難免涉及價值判斷。在買股票的時候，可能市場有各種不同傳聞消息，有利多消息，也有利空消息。行動者自己會判斷，其中某些消息是可忽略的。予以排除後，就可以做出決斷。但是，那可能就是導致錯估的原因。認為可忽略，不但是意指對事實性質本身的無影響判斷，也涉及更深一層的想法：就算有影響，我也不在意；或者：那個消息來源不可信。這裡面，其實就有價值判斷的成分。而只要是價值判斷，就容易有主觀偏誤，特別是比例配置不妥當。
行動之際倉促產生的個人價值取捨固然未必妥當，但是長期形成的價值系統是不是一定就沒有問題，其實也可質疑。文化價值系統對社會成員影響深遠，但是，各種不同文化的價值系統其實也都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極端的例子，譬如說在中共建政之初，知識分子的地位很低，讀書人甚至被罵為臭老九。這意味著知識的意義，特別是對古代經典的知識的意義，被大幅限縮。相對而言，體力勞動的能力則被高度評價。這就形成當時的一種行動取向（這似乎也就是要求知青下鄉的理由）。又或者，中共一度強調“重紅不重專”，紅色背景比專業知識更受重視。這也影響當時人們的行動取向（譬如誰適合唸大學）。
中共早期所提倡的一些價值觀，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傳統中國文化的一種反抗。所以，儒家強調的“禮教”也曾經被許多參與共產革命的人所鄙視。孔子長期被認為是至聖先師，在文革期間也被譏為孔老二。這都是不同文化對價值的優先性的不同配置。
近代中國力求國家富強，所以對“船堅砲利”非常嚮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則讓人們對於家庭求富念茲在茲，以致於有所謂“人人向錢看”之說。最近幾年，所謂“戰狼”式的人際關係模式似乎又成為新的潮流。整個中共發展過程中，傳統講究“溫良恭儉讓”的人際倫理大幅被拋棄，人際關係似乎變得普遍緊張、鬥爭性。這種改變，都涉及這裡說的評價比例原則的問題。
“溫良恭儉讓”的做人原則被貶抑的同時，可能還有一個重要的價值可能也受到打擊，就是真誠原則。孔子強調“不誠無物”。但是，儒家的整個價值系統都被否定的時候，真誠價值也同樣會受到打擊。事實上，真誠價值早就已經在其他相對價值的排擠下，並不怎麼被重視。現在，就更顯得軟弱無力。中國人彼此信任度低，在福山教授的“信任”一書裡已經被明白指出。在新冠疫情爆發以後，中國在國際間受到信任的程度恐怕會繼續下降。觀察“一帶一路”計劃的進展情況應該就能對這一點有所了解。
真誠態度與科學精神之間應該有密切的關係，中國近年也對發展科學極度重視。但是，真誠度的問題可能對科學的進展始終扮演一種絆腳石的角色。具體的例子如一些科學研究報告的數據，就比較常被認為有造假或抄襲的問題。如此，就很難接續前人的研究成果繼續朝前面邁進探索步伐。
前述的討論，或許也都可以說是關於價值觀的差異問題。但是，使用“評價比例原則”一詞，比較是要強調，這是個人在具體行動之際對諸價值的一種優位性的配置（何者優先，何者可被忽略，各佔多少權值），而不是在個別性地討論某一價值觀的有無及其意義。
“評價比例原則”也比較是就個人行動而言的價值取捨，而不是指一個社會共有的、較穩定的文化價值系統。當然，後者很可能會影響到個人的評價比例原則。只是，每個人會如何汲取文化中價值系統的內涵，還是可以有諸多不同的可能。文化價值系統與個人心理因素支配下的個人價值傾向會不斷交互影響，並且融合，從而形成個人的主觀價值系統。個人評價比例原則大體是這個價值系統在行動中對具體情境的反應。
文化價值系統會影響個人的價值系統，進而也影響個人的評價比例原則。所以，特別是群體的行動抉擇往往能展現文化價值的作用。不過，也由於個人的價值系統未必完全符合文化價值系統，所以社會中會有各種次文化，乃至有異議聲音。
就當前台灣的社會來說，就政治層面而言，比較明顯的一個次文化群體就是所謂藍營，藍營大體比較維持中國認同，這與以綠營為主流的認同傾向不太相同。而這個認同上的差異，除了在政黨支持傾向上有異之外，在此次關於烏克蘭戰爭的看法上，也明顯出現差異。藍營民眾比較多同情俄國的聲音，對美國則多所批評。反之，綠營明顯比較與美國的立場一致，而對俄國傾向定性其為侵略者。這種看法的歧異固然與雙方平常接觸的媒體有別有關。但是，藍營又有什麼理由要同情俄國而批評美國呢？接觸媒體的差異可能不足以解釋這一點。反之，媒體在對烏克蘭戰爭所持立場上的差異本身就值得討論。當然，我以為這還是和認知中的評價比例原則有關。
挺美、反美兩派的人顯然都不是完全無知於另外一派人所持論點，乃至所依據的訊息。所以，立場差異不完全是訊息有無的問題，甚至主要不是訊息有無的問題，而比較是先存立場的問題。先存立場高度決定了他們是否會去接觸並相信另外一種會導向不同觀點的訊息。而這種先存立場則又與評價比例有關。先存立場影響到評價比例，再影響到對烏克蘭戰爭的訊息接受情形，然後再影響到看法。譬如反美派認為，是美國誘惑烏克蘭親西方、要進北約，逼得俄國沒有退路，只能掀起戰爭。
這種看法裡，顯然輕忽個人或國家的自由意志的作用，輕忽個人或國家對某種文明生活方式的嚮往的意義。他們看事情著重的是國際間的競爭、鬥爭的縱橫捭闔過程；並且習於用陰謀論觀點來解釋這個過程。
前不久，有一則新聞報導：“建中學霸不想填醫學系，寡母竟仰藥「死諫」”。為什麼會有這種死諫的事情？雖然我並不詳知事情內幕，但是，一個簡單的推測就是：在這位母親的心中，人生的價值就體現在就讀醫學系、做醫生。其他的價值都不足觀。孩子想追求個人志趣，被認為是沒出息、不體面。這裡，其他事物的價值顯然被嚴重忽略了。如果只有做醫生才有價值，那麼愛因斯坦算什麼？貝多芬、達文西、莎士比亞又算什麼？當然，也許這位母親認定，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成為愛因斯坦…這些出類拔萃的人物，所以，只有做醫生能夠體現其價值。那麼，人的志趣呢？幸福呢？也都不足一顧嗎？最後，就孩子的選擇來說，究竟是母親自己的意志重要，還是孩子的意志重要？
這些都涉及評價比例原則。世俗功利價值與自我中心思維使得這種評價比例被扭曲。有些價值被過度輕忽或低估。這個孩子一旦屈服，我很難想像他將來還會覺得幸福，覺得生命有意義。
回到烏克蘭議題。烏克蘭人是不是希望過上像西歐人民那樣的文明生活？而不是像俄國或前蘇聯的控制下的那種生活模式呢？而這一點究竟重要不重要呢？我以為，對某些人來說，這些可能是無關輕重的。此刻許多中國大陸的人民很可能就覺得這個不重要。因為他們傾向認為國家富強最重要、個人富足最重要。這恐怕是當前中國大陸的文化潮流。至於“文明”生活模式，那是什麼名堂呢？這種事情重要嗎？
當然不是中國人都不重視文明生活模式，但是，以當前大陸官方意識形態導向一種國家富強的價值而言，對文明生活的講究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尤其如果那是指西方式的生活方式，那麼，恐怕更要嗤之以鼻。既然如此，就很難相信說烏克蘭人真是要追求這些而寧願面對戰火考驗。那是很難理解的事情。所以，問題一定是在別處。
美國在事情中的角色一定很重要。這個判斷也不再只是由訊息內容來決定，而是由對操縱國際事務這部分問題的著重程度來決定。越著重這種問題的人就越會認定有這種操縱事實，而且有最重大的影響。當然，這也可能是源於對過去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的認知。但是，美國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乃至70年代在伊朗所遭遇的失敗或困境，照說應該足以打破這種操縱說，怎麼又似乎並不是朝向這樣的思考？這裡，評價比例恐怕還是在起作用：美國的挫敗不重要，美國的介入才重要。如果這樣想，也就可以忽略美國曾經挫敗的事實，以及這個事實對此處推論的意義。
事實上，一件可能很重要卻似乎被忽略的事實是：誰比較習於進行所謂信息戰，也就是使用假信息來掩蓋真相，來誤導認知，並且引導出特定態度？照說，這應該是很重要的評價參考，但是，有些群體的評價比例原則並不那麼在意這個問題，它所佔的評價比例微不足道。也或者，有些人是缺少對此的警惕。既存立場重於信息的真實度，於是，信息戰的效果就比較不會被打折扣。
有問題的評價比例原則可能源於自欺的心態：為了維護既存立場，所以，可以接受扭曲的信息。但是，如此，最後往往會讓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中。
當然，現在的情況是，挺美、反美雙方都可能指控是對方接受了扭曲的信息。這暫時可能無解。但是，事情還會繼續發展，應該不久就會有比較確定的結果出來，到時候，對整個事情應該也會有比較趨於一致的說法。那時候不妨再回頭來檢討究竟是誰接受了扭曲的信息、誰的立場才比較偏頗。只希望應該做的檢討不至於到時候付之闕如。這是常常發生的實際情況。但是，為了真正的自我提升，應該檢討的地方希望屆時不要隱晦。如此，才能夠漸進改善一些舊的習性。
最後，容我再大膽申說對事情的一點看法。這個看法是不是基於最合理的評價比例原則而發，還需要再繼續檢視。不過，我相信我是出於善意而發。其實，我並不否認俄國與普丁在這次事件中可能也有其為難之處、可同情之處。但是，普丁發動了這場侵略戰爭這一點，我也相信歷史上會成為定論。在這種情況下，逆勢對普丁表示同情，恐怕要格外審慎。否則有可能賠上整個藍營的信譽與外界的支持。事實上，中國大陸很可能也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有沒有必要這麼做，這又是一次行動的評價歷程，又考驗著相關人等的理性與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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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