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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13 14:16:57瀏覽1495｜回應2｜推薦13 | |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所以，對孟子來說，心靈的放逸似乎是個最關鍵的人生問題。把放逸之心找回來，因此變得格外重要。
可惜，孟子雖然嘗試過要解釋自己為什麼好辯，但是，上面這句話至少對我來說還是太過簡略，所以還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與放逸之心應該有關的“自由”與“自律”等概念，可能是永恆而普遍的議題。
就我的理解，康德可能是用“自律”來定義“自由”。所以，自由即自律。既然自由即自律，那麼，自由就不是放逸，也就沒有放逸的問題。
不過，我並不能接受自由即自律的說法（除非康德只是就自由的可能釋義加以限定）。我比較容易接受把自由理解為主體不受限制的狀態。但是，這仍然需要進一步做解釋：什麼是“主體”？“不受限制”又是什麼狀態？這還是會引起進一步的困擾。
主體就是指人，不受限制指不受外力的限制。這麼理解，似乎最簡單明白，也最少疑惑。但是，人的心是個單一體嗎？人有向善的欲望，但也有滿足肉體欲望的傾向。我們能夠否認說後者不是心靈的一部分嗎？如果兩者都是心靈的內涵，或者都通過心靈在起作用，我們就不難發現，人心其實是存在著內在矛盾的。那麼，主體究竟是指哪個部分？康德似乎只承認心靈的理性部分（什麼是“理性”，康德也有自己的定義），而把肉體欲望排除在心靈之外，或者是主體之外（人若被肉體欲望所牽絆，對康德而言，大概是不自由的狀態）。從而，違背肉體欲望就並不會讓人感覺到不自由，或者說，那就不符合康德所定義的自由概念。
但是，在日常生活世界裡，人們對自由的直覺式理解及其實際所追求的自由，顯然不是指康德這種意義的自由。如果肉體欲望總是被壓抑，人還會覺得自由自在嗎？我估計不會。
自由原則被作為主要的價值，比較可能是政治意義的，是不受政治勢力宰制的一種狀態。政治勢力也比較是所謂的外力。人們普遍不喜歡受到政治勢力的限制。這大概是自由原則價值之源。
不過，問題大概遠比上面所述要複雜得多。人同時又有很強的依賴性，以及從眾性。循此性而行，人們會覺得自在，從而也覺得自由（註一）。
依賴性可能具現為對統治者、領導者的依賴。這也可能形成普遍的慣性。而人民的依賴性為統治者提供了自由，也為人民自身提供了某種自由。人民對統治者的依賴性，提供權利讓渡的可能，而這種讓渡，其實也可減輕人民的負擔。就好像資本家把責任交託給管理人那樣。（管理人會不會把資本挪移，這是另外一個考慮層次）
當然，依賴性也可能形成一種自我限縮的狀態。也就是說人民可能會逐漸變成統治者的奴隸，至少是高度被宰制的狀態，於是權利受到大幅限縮。
中國經歷了長達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治，人民已經慣於被統治者宰制的狀態。人民既習於依賴統治者，也習於被限縮自由權利的狀態。以致於人民中有很多人並不在意是不是要收回行為主體的自由權利。甚至，統治者偶爾又要求或行使更大的控制人民的權力時，人民也可能並不在意。
從政治面來說，很多中國人已經習於自我限縮自由權利。也就是說，他們並不去宣告要擁有某些自由人權，甚至會主動就限制了自己的思想、行動空間。重要的是，在這麼做的同時，很多人可能覺得心安理得！
可能值得釐清的一點是，在人們自我限縮的同時，人們也可能朝向自我放縱邁進。兩者乍看矛盾，但是實際上卻可能同時發生，只是發生在不同的層面。這就好比在50年代的台灣，儘管整體空氣很沉悶，但是，很多人沉迷於麻將。沉迷於麻將大體是某種行為放縱的表現，但是，人們實際上是沒有多少自由人權空間的。而人們也不期待爭取什麼自由人權空間。正因為沒有其他的自由空間，人們反而更容易沉迷於麻將。
上面這只是舉例。擁有較大自由空間的人，當然也可能沉迷於某種特定活動。但是，他沒有必要陷溺。因為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著他去體驗。陷溺於特定活動，意味著可能犧牲了許多的美好生活體驗。但是，如果並沒有其他可能的美好生活內容，只有極有限的活動項目被允許，那麼，這些活動項目就更可能成為讓人陷溺的陷阱。而人也可能在這些有限的活動範圍裡放縱自己。
我們不妨再舉一個特例來看。美國有不少的大胖子，而且其中有些人是特大號的胖子。問題是，特大號的胖子很可能並不是最有錢的一群人。反而恰是在經濟條件不怎麼樣的人口中，特大號的胖子似乎是最多。他們沒有太多其他的消費活動空間，於是就把有限的錢用來滿足最基本的欲望，吃。
總之，自我放縱和自我限縮並不一定互斥，反而可能會並存。只是，這顯然不是讓人期待的一種生存處境。人應該活在與此相反的情境中：在擁有最大自由空間的條件下，過著較高度自律的生活。
這有點像康德說的“自由即自律”的狀態，但終究有出入。它比較接近於“外在自由及內在自律”。這應該比較符合人的理想生存處境。也是在這種情境下，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似乎沒有什麼矛盾。但是，這種情境不可多得。
今天的台灣，人們擁有的法定自由空間顯然遠大於50年前、戒嚴時期。但是，許多人其實還是會覺得氣氛壓抑。壓抑未必來自法律限制，而可能來自群體期待與某種“社會懲罰”。我所謂“社會懲罰”意指通過日常行為實際上產生的懲罰效果。舉例來說，我們不理你；或者，我們不挺你（譬如不投票給你）、我們（公司、機構...）不錄用你...等。這種懲罰的影響並不小。人也同樣可能因此陷入生活困境，或者是活得很不是滋味。
這種氣氛壓抑的情況，相當程度可能是源於異議群體的“放縱”行為。譬如乙群體對甲群體有不滿，所以用上述方式予以懲罰。甲群體的成員於是就會感覺到壓抑。台灣藍綠群體之間就可能彼此對對方施予這種社會懲罰。早期，藍營（的前身）成員較常對綠營（前身）施予這種社會懲罰，而今天則可能是綠營比較常對藍營施予這種社會懲罰。總之，懲罰就會帶來壓抑感、不安感，乃至導致對立情緒。
重要的是，社會懲罰的行動通常並不明顯，所以涉入懲罰的雙方都未必會有明確的意識。但是，不良的社會效果仍然會出現。簡單說，社會容易走向對立，無法團結。
無論如何，這種社會懲罰行為很可能其實是出於一種“放縱”：對不滿的對象給予無節制的攻擊、懲罰或其他負向反應。
當今網路發言非常方便。人們也就可能藉著網路發言，攻擊所不滿的對象。有些言詞就可能非常過分，甚至有讓受到攻擊者因此自殺的事例。過當的攻擊言詞就是一種放縱。但是，“自由”的人們並不知道要自我節制這種言詞。
上面最後這句話裡，我把“自由”一詞加上引號，因為它未必是一種理想的自由狀態，而更可能是一種有限的、壓抑的，甚至是扭曲的自由下的行為反應。
台灣有些人被稱為“1450”，大陸有所謂“五毛”，或者是“小粉紅”，他們常常藉著網路對某些人進行言詞攻擊。他們可能可以肆意地，也可以說是“自由”地，對某些人進行言詞攻擊。他們是被要求並且被允許針對性地進行攻擊。當然，攻擊所涉及的言詞內容也有既定的範圍。不過，在這個範圍裡，他們確實可以肆意地、“自由”地進行攻擊。
當然，任何一位自由主義者大概都不會真承認這是一種自由狀態。他們會認為，這些網軍（？），作為主體，其實很少真正的自由。他們比較是工具性的存在，並未能充分體現其作為人的主體性。
社會要能夠健全發展，人們必須在精神上能夠自主並自律。自由與秩序必須盡量減少互斥性。這樣的社會才是我們樂意生活於其間的社會。就此而言，今天的台灣並未臻於理想。不過，中國大陸則更讓人憂心！
註一：
我以為，中文裡的“自由”、“自在”還是有不同語意的，前者（自由）比較是指積極的、目的性行動時的自主狀態，而後者（自在）則比較是處於靜態狀態下，不被拘束、滯礙的感覺。英文裡的自由則未直接區分兩者。是在進一步定義什麼是自由時，學者們各自去捕捉這個詞的確定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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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