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仲丘案發生後，洪家家屬持續揚言要找真相，輿論、媒體也一再要問真相，並且有很多人會說：找真相這麼難嗎？由於有不少人這樣提問，容我說說我的想法。

找真相難不難？許多人在這麼問的時候，其實心中已經藏著有答案：怎麼會難？哪有那麼難？（有些人還可能想：讓我來查，一定很快就水落石出。）

尋找犯罪真相難不難？我比多數人要悲觀一些。關於追求一般真相，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有如下的體會：若不深究，往往覺得真相唾手可得，然而如果愈想深究，真相卻愈顯得渺茫難尋。再者，基於對社會性質的一些了解，我的看法是：社會內部充滿利益、立場的複雜關係與衝突，隨時可能會干擾揭露真相，犯罪真相更易被複雜因素干擾。

我不能說犯罪真相一定無從揭露，也不能說一定要漫長的時間才能獲知真相。但是，要看情境條件。而通常，找到犯罪真相比想像要難。我們常以為找到了犯罪真相，或是早已經知道犯罪真相，故無待尋找，但是，那其實只是我們主觀認為的真相。主觀認為的真相與客觀真相未必是同一回事。

問犯罪真相的揭露難不難，首先要看這個問句裡的主詞與受詞的指涉為何。也就是說：究竟是誰來找犯罪真相？又是要揭露誰的犯罪真相？理論上答案可以有很多種的可能，而不同的狀況就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可能很單純地想，整個政府是個單一團體，內部彼此間是高度可透視的，意志是可從最上面貫徹到最下面的，從而要查政府內部的犯罪，只要政府有心，何愁查不出真相。但是，事實上卻可能並不是這樣。試想，50年前的美國總統甘乃迪遇刺案，如果是一場美國國內的政治陰謀（美國有很多人這麼猜測，而認為所謂的兇嫌奧斯華其實只是代罪羔羊），那麼在兩黨輪替執政以後，怎麼還不能揭露真相？如果是共和黨的陰謀，民主黨怎麼不揭露？如果是民主黨的陰謀，共和黨為什麼不揭露？如果是兩黨以外勢力的陰謀，兩黨為什麼不予以揭露？

50年來，刺甘案迄未能有讓人滿意的答案，至少有幾種可能的理由。一是它其實是意外，譬如最近有人說是總統護衛在欲射殺兇手奧斯華（？）的過程中意外打死總統。不過，這個說法又延伸出一個問題，那為什麼事後從未揭露真相？是要為那位造成意外的護衛永遠包庇下去嗎？為什麼？另外，是情治單位（的部分成員）的陰謀，而因為情治單位（的部分成員）的保密操作成功，所以迄無真相。當然，也可能是外部勢力的陰謀，並且操作完全成功。也或者，是出於陰謀，而其他能知曉陰謀的人也樂於陰謀成功。

總歸，欲揭露真相的人，如果也就是本來就知道真相或能揭露真相的人，問題就比較好辦。但是，有可能欲揭露真相的人都是外圍的人，而本來就知道真相的人（譬如當事人）或有可能揭露真相的人（在事發現場的其他人）卻基於種種理由，並不願意讓真相被揭露，甚至非常堅持不願意真相被揭露。如此，要讓真相揭露就比預期要困難。

為什麼有些當事人或在事發現場的其他人不願意揭露真相？甚至要堅定掩蓋真相？甚至當事人身旁的其他人也願意堅決幫助掩蓋真相？

犯罪者欲逃避懲罰所以拒絕揭露真相。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在事發現場的其他人也可能基於主觀「善意」而堅定幫助掩蓋真相或扭曲真相。

我們不妨設想我們就是湯姆克魯斯或是戴咪摩兒所飾演的電影「軍官與魔鬼」裡的軍檢或律師，我們去到美國關達那摩軍事基地，要查辦兵士死亡命案有無凌虐或不當命令致死的問題。結果，我們可能發現，即使已經逼死一名中級幹部，卻仍然得不到真相。因為基地裡的軍人或許忠於指揮官，或許習慣於服從指揮。而他們與軍檢、律師卻毫無淵源、友誼，也不認為軍檢可維護正義，他們敵愾同讎，對軍檢持敵對、疑慮的態度。有罪的指揮官又咄咄逼人，自負又自信，主觀認定自己並無違背正義，並且辯才無礙，能侃侃而談。這時候，軍檢幾乎瀕臨絕望，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查知真相，能否揪出涉罪者。

企圖掩蓋真相的人及幫助掩蓋真相的人，有可能是出於某種自以為善意的動機，並且因為主觀覺得是善意，所以態度更堅定，而也難以突破其心理防線。這部分常是被忽略的問題。尋找真相的努力也會因為有這種情形而大幅增加困難。

台灣的拉法葉案，迄今未能偵破，即令阿扁在總統任內表示「即使動搖國本」也一定要破案。結果，案情真相終究還是不能找到。拉案的主要真相當然有人知道，好比像郭立恆上校，應該就是知道主要真相的人。但是，他就堅持不吐露真相。當然是為了保護某些人或群。他的堅持守密，可能部分是算計的結果。他即使吐露真相，也未必能得到司法的輕判，倒有可能使他想保護的人也陷入囹圄。總體來說，對他們那個利益群體來說，說出真相其實較為不利。何況，這個群體可能有些默契，郭如果不吐實，家人可能獲得好的照顧，但如果吐實，也許將遭遇同夥嚴厲報復。報復的嚴厲程度很可能遠超過司法所帶來的懲罰。從而，吐實於己於群都不利，當然是不吐實的好。

考慮到涉及重罪的團體可能的恩賞或報復的手法，面對司法偵察，堅不吐實可能較為有利。當代司法體制似乎更維護不吐實者的利益。

考慮到涉案者堅不吐實的可能性，要找犯罪真相也許就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容易。

司法如何在講求人道與便利追求真相之間取得雙贏，想來會是司法界的重要課題。

當然，以軍法來說，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是否適宜介入，以增加尋找真相的壓力，促使真相更快浮出？就此而言，高層不宜因為急切而介入司法個案，應該是早已經確定的大原則。總統充其量是強調原則，不可介入司法個案。至於強調原則是否就能有利於快速找到真相，恐怕難說。

真相取得的另一個困擾問題在於要找真相的人預存的真相認定。譬如多數美國民眾認定美國足球名將辛普森是殺妻兇手，當最後法院以證據不足而釋放辛普森時，民眾就非常不滿，認為是真相被掩蓋（而不認為是自己有成見）。事實上，很可能當警方在蒐證的時候，就已經預存先見，認為辛普森是兇手，並因此朝這個方向蒐證。結果可能反而漏掉可證明真兇的跡證（譬如真兇可能是辛普森之子，而辛普森則為了保護兒子故意誤導辦案方向）。

總之，大眾的集體情緒與認知（包括成見），可能會影響尋找犯罪真相。甚至那種急切心理也會使辦案方向走偏、走錯。「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給我們的建議（多些慎思，少些捷思），應該是我們大家都需要的思考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