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陳揮文質疑洪慈庸（洪案受害者的姊姊）講話可能已經超過應有界線，洪慈庸則叫屈，強調他們只是要真相，並強調旁人難以體會苦主的心情，希望他人能多給他們一些空間。 

一般輿情顯然比較偏向洪家，而幾乎一面倒批評陳揮文。 

雖然我的意見與陳揮文有些類似之處，不過，我不認為重點在表態支持誰或同情誰。 

洪家人的聲音，其實意義是多重的，絕不僅止於要求真相。譬如洪慈庸表示馬總統要為此案負最大責任，這就不是單純要求真相的說法，她已經在針對性的做批評。 

國防部長下台，洪家也表示，這並不是他們要的結果。問題是，洪家人可能不曾意識到，國防部長下台就是輿論的總體效果，而洪家人的聲音則讓輿論批評顯得強有力。嚴格意義來說，未必是洪家人使國防部長下台，但是，「伯仁因我而XX」的作用是一樣的。 

國防部長下台，或甚至是將來執政政府垮台，都可能摻雜著眾多非意圖行為，其中包括洪家的聲音與媒體、輿論的錯綜作用。 

社會學者韋伯強調一個概念：「非意圖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指行為可能有些主觀意圖以外的後果。就像洪家主觀要求獲得真相，結果卻導致國防部長下台，或甚至是執政政府的垮台，這就是非意圖性後果。 

我們的生活裡其實充斥著各種複雜的「非意圖性後果」。複雜的非意圖性後果，總體來看，卻又可能顯示某些規則、模式。那些規則、模式，大體就構成所謂「結構」。結構往往給人神奇的感覺，因為它有巨大力量、作用常出人意表，而結構又似乎有其自身運轉法則，一般人卻又道不明結構是怎麼形成、怎麼作用的。它之所以道不明，其實就因為它是含雜著許多的非意圖行為及其衍生的後果。行為者自身可能不曾意識到這些後果與自己行為間的關係。就像洪家人不認為他們該為國防部長下台負責一樣。許多重大歷史的轉折，與其說是少數個別英雄人物的傑作，不如說是結構的效果，那裡面有著眾多人的施為，以及他們自己所未曾料到的錯綜作用結果。 

非意圖行為指涉廣泛。我認為，洪仲秋之死，主要也是出於非意圖行為。也許凌虐者是有凌虐意圖（也許有些人純粹是要進行操罰而非凌虐。問題是其間界線難以釐清），但是從常理來說，他們應該並沒有要致洪於死的意圖。一則，他們不太可能對洪有那麼大的仇恨，再則，他們也不會願意承擔致人於死的後果。所以致死應該是凌虐行為的意外結果。而且，這樣的結果很可能是多人各自提供部分作為的總體效果。換言之，每位參與者可能都沒有料到自己的行為會導致這個死亡結果。也因為這樣，每個人開始時就沒有太在意自己的所為。譬如，我聽到范佐憲（參與操罰者之一）的朋友的說法，他表示范在早上操過洪仲丘之後，下午已經離營休息，等聽到命案發生，他驚愕之餘，還向朋友表示事情應該與他無關吧（雖然他確曾參與操罰）。很可能其他參與凌虐者都有類似的心態：我只有操他，卻沒有要致他於死。但是，無論如何，最後洪仲秋還是死了。洪的死，對這些操罰者來說，是非意圖的結果。 

但重點是，我們往後要更去注意這些非意圖行為的可能結果。我們不能因為不良後果非出於自己的主觀意圖，就認為自己對這樣的後果完全沒有責任。我們需要愈來愈有意識地預先注意可能的後果，並盡可能預防產生不良後果。 

事實上，許多政府或執政者，在執政後得到否定性評價，他們主觀上往往覺得委屈。像我們讀蔣介石日記，大概就很難讀出中共早年所痛斥的老蔣之過。我曾讀過汪精衛的自傳性紀錄，他也強調他的主觀善意與愛國意志。他們並不覺得他們在為惡。但是，某些惡果卻與他們有牽連。 

如果我們深入探索那些非意圖行為，掌握非意圖行為如何轉成結構，並產生不良的結構性效果，這些知識或許一方面可幫助避免對行為當事人做出過當的歸責，一方面又可使行為者更能在事先就有更多的預知及應有的謹慎與負責。 

我無意在此著重批評洪家人，他們畢竟已經非常痛苦。但是，我們的媒體、輿論卻也應該多些自省。媒體、輿論的作為可能是此刻洪案中非意圖行為的主要部分。從而，大眾的自我反省也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