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世界棒球經典賽普遍牽動了台灣人的心，多少人渴盼中華隊勝利，結果就像經歷三溫暖，亢奮過、激昂過，最後結果卻令許多人痛心、傷感。許多人流淚，也有些人氣憤。不知道該氣憤誰，那就拿棒協出口氣吧。

每逢有國際運動賽事，我們大家似乎很容易陷入集體亢奮的狀態。稍早當我們的中華棒隊贏了澳洲與荷蘭，我們大家就開始亢奮。即使輸了韓國，由於表現不差，我們仍然寄望能戰勝日本。而雖然最後功虧一匱，但是我們幾乎就打敗了日本隊了。到這個時刻，我們的集體亢奮都還沒有消褪。

但是，對古巴一戰終於暴露了我們的弱點。

我們缺少主戰投手。數來數去其實只有王建民一位。沒有他，我們就無法對抗強敵。但是，由於對日一戰的時間太長，不但耗盡了可戰的投手，也拖垮了大家的體力。但是，我們的球隊其實還存在另一個弱點，就是攻擊力不夠。即使沒有了好投手，為什麼連打擊也打不出去呢？

嚴格說來，我們的球隊實力與古巴還有一段差距，也很可能與日本尚有差距。沒有特優投手壓制住日本的打擊攻勢，我們就很難贏球。但重點是，在這種客觀情勢下，我們仍渴望勝利。這種渴望，如前所說，有可能使球隊承受過大的壓力而失去平常心。

最後輸了球，大家都覺得沮喪。但是，我們似乎該學著檢討我們的集體心理。這種極度渴望贏球的集體心理是為什麼？它會對球隊起到什麼作用？對我們的整體社會又會起什麼作用？簡言之，它是有正面意義的事物嗎？

想要贏球，表示我們有羞恥心。但是，太想要贏球，可能意味著我們缺少平常心，意味著集體處於心理失衡的狀態。換言之，它也可能有負面意義。

我們渴盼勝利，似乎是因為我們很少在國際的賽場上獲勝。我們的問題在我們在國際賽場上很難得獲得勝利，所以我們格外渴望勝利。當偶然有了勝利，集體就會格外亢奮。棒球之所以成為台灣的「國球」，正因為唯有棒球曾經為我們在國際賽場上揚眉吐氣。國際籃球、足球（及美式足球）、網球、排球、…，凡是比較大型的球類賽事，我們都沒什麼機會出頭，但是，棒球卻曾讓我們獲得奧運的亞軍、季軍，所以棒球就成為台灣的國球。

渴盼勝利，可能產生某種集體「念力」，使球隊也更顯神勇。不過，也可能有相反的效果，它促成集體心理壓力，使球員失去平常心，甚至表現失常。

事實上，我們可能常給我們的運動員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好比曾雅妮最近表示，她很樂見自己在LPGA的天后地位有人取代。她表示身為天后的壓力很大。所以如果有人取代，她反而可樂得輕鬆。

曾雅妮的壓力來自大家對她的期待。大家期待她時時能獲得國際賽事的勝利。時間久了，她會愈來愈擔心自己出差錯。最後，她終於陷入失常。

台灣人對林書豪的強烈期待與關注，基本上應屬類似的集體心理。雖然林書豪在國籍上應該是美國人，但他身上仍然有台灣的印記，所以台灣人寄希望於他。台灣人沒有人曾進入過美國NBA職籃，難得林書豪能身列其中，他也就成為台灣人的光榮所寄。即使這種寄託不免牽強，終究聊勝於無。

渴望勝利，理性的反應應該是尋求建立獲勝的堅實條件基礎，而不應該只是感性期盼。我們是否提供充足的運動訓練與出賽條件？我們有沒有提供充分的輔助條件，譬如是否充分發展運動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或管理學…等？我們不能只靠念力來增加贏球機會。

不過，我更想跳出如何贏球的議題，而討論另一層問題。渴望勝利，意味著台灣人想要追求勝利的榮耀、消除常敗的恥辱感，但背後或許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那是一種identity的需要，台灣人需要身分認同。而且，那不僅是與某一種地名稱謂相聯繫的一群人，還要有尊嚴與榮耀。台灣人想要凝聚在榮耀的認同下。或許，因為台灣的國家認同長期處於被打壓而遭扭曲的狀態，所以台灣人在不自覺間想憑藉國際賽事來抓住那種彼此認同的感覺。

這個集體心理很自然，也應該有其正當性，但是它會帶來什麼影響，卻難以預料，有多種不同的可能。

在1971年，海外華人開始保釣運動。結果，許多原本親國府的華人因為對國府感覺失望，而倒向中共。一些台灣留美學生也紛紛轉向左傾，甚至投奔大陸。

我指出這件事，無意暗示上述集體認同追求會帶來認同危機。至少，那不是必然的後果。只是，關注這方面的態勢，或有必要。總之，強烈的集體渴望如果意味著集體心理失衡的狀態。如何適度調節這種失衡狀態，本身似乎應該是個重要的討論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