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統治的恥辱經驗可能加速了韓國的現代化歷程。日本帶來了現代化，更激起了追求現代化變革的強烈動機。可能也因此，韓國才會禁用漢字，全面啟用韓文。同時，也在這樣的背景下，韓國願意接受快速美國化的變遷。

拋棄傳統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社會學者涂爾幹所說的「脫序」(anomie)，就是在快速變遷過程中一種無規範的過渡狀態。近代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顯然就掉入了「脫序」的現代化陷阱中，以致蹣跚難行。韓國呢？

其實，韓國並不能免於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脫序災難。甲午戰爭，是中國的痛，同樣也是韓國的痛。會有這場災難，固然是一種外患，但也反映出韓國本身的舉棋不定、依違於中、日兩大國之間，也擺盪於現代化與傳統主義之間。韓戰也很可能是這種脫序困境的部分結果。

晚近的南韓也陷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反儒學運動，甚至有人提出「孔子應該死亡，國家才能生存」的論調。不過，這種論述與其說是引領思潮，毋寧說是西化與反傳統思潮的極端化表現。

但重要的是脫序並沒有使韓國完全陷入遲滯不進的狀態。為什麼？比起近代中國，近代韓國社會脫序的幅度似乎是比較小，似乎有某些因素起了調節作用，使脫序情形不至於過度惡化。那麼，是什麼調節力量？我以為主要有三：民族意識、文化傳統對秩序價值的強調，還有就是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遏阻了北韓的軍事入侵，這同時也意味著美國介入調節了韓國社會內部的脫序災難。如果沒有美國的介入，整個韓國（也許就要稱為朝鮮了）就有可能走回較傳統主義的路；或者，戰爭持續、脫序混亂無法結束。不只如此，南韓在現代化變遷過程中，也可能會比較不穩定。美國對南韓的強大影響，使現代化的價值被鞏固。這是維持變遷中秩序的重要關鍵。

我們知道，當代的南韓其實也有些反美的思潮，因為他們不願意美國老是以老大哥的姿態指點江山。不過，這種勢力畢竟微弱，難成氣候。整體而言，南韓還是跟著美國走。只是他們的民族意識又使他們有更大的拼勁。

我們不妨稍稍討論一下北韓。相對於南韓，我們是否較適合用傳統主義來描述北韓的特質呢？這當然也還是有些勉強，北韓當然也不同於傳統朝鮮。不過，在相當程度上，北韓似乎是利用意識型態去強化傳統君主專制的舊結構。而共產主義中的「解放」思維，並沒有實現在其現實生活中。北韓所強調的「主體」概念完全不是用在個人身上，而是用在敵我的集體關係上。結果，北韓作為國家，也僅只能通過與外界維持敵對關係而保持自身的「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有高度的侷限性，而與「解放」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拿近代中國與韓國做一對照。以近代中國來說，現代化之路特別坎坷，其中一項關鍵問題可能是：現代化的價值難成為真正的共識或主流意見。相對於南韓，中國要建立現代化價值共識，難度一定會比南韓更大，共產主義俄國的影響與傳統主義的影響，都使現代化價值共識難以在中國形成。而中國又很難有一個像美國這樣的超強外力來促進（或主導）中國社會內部形成現代化價值共識。中國社會大到無法真正成為文化邊陲，也就很難自行放下傳統的價值系統。反之，韓國卻比較容易放下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價值系統，因為對於這個文化價值系統，南韓終究具有邊陲的屬性。

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可能有相當比例的人願意接受西化或現代化的價值及相關的制度。但是，一則，西化中又分裂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派，同時知識份子中同時也有著強大的傳統主義傾向。近代中國的內戰與政治動盪，與此種思想分裂有密切關聯。重要的是，整體而言，中國知識份子自己的心靈跨不出舊結構。而中國又不能像韓國、日本那樣，被外部強大「磁場」所扭轉，因為中國自身形成的「磁場」太過強大。

社會變革是集體的事業，而不只是特定個人的事業。如果集體放不下傳統價值系統，也就很難「跳出自己看自己」，也就很難形成一種集體共識與動力，去追求改變結構。缺少改革結構的共識，人與人也就容易在變遷所帶來的脫序狀態中深深捲入彼此私人是非、恩怨衝突的漩渦，而難以自拔。邇來中國人喜談「蔣、毛恩怨」，其實也是把問題談小了，把結構變遷的問題轉化成個人恩怨問題了。當然，蔣與毛本人，也可能把結構變遷問題變成了個人恩怨問題。他們自己對此多少也有責任。

撇開中國，我們看看另外一些事例。譬如許多非洲落後社會，他們很少能在短時間內快速進步，甚至幾千年都難有進步。許多社會之所以遲遲不易改變，也許有物質面的限制，或者有外力的宰制、剝削，但是，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無法改變觀點、「跳出自己看自己」、改變看事情、想事情的思考與意識框架。最後，發展持續遲滯，無從進步，甚至還內部衝突不斷。他們或許可以用像「依賴理論」或是「世界體系理論」來宣稱發展遲滯全是拜先進國家剝削之罪。但這卻終究是缺乏主體性的思維觀點，是認為自己的命運只能操之在人的思維。（依賴理論其實也還是西方人的理論，不過是站在比較同情落後國家的立場。而落後國家在接受同情之餘，卻可能忘記自己是個主體。）

南韓因為特殊的因緣，使他們有機會跳出窠臼，跳出舊的思考與意識框架，才有了改變的契機與長足的進步。

五、傳統結構與人際宰制

有些文化傳統與先存結構狀態可能使韓國近代的改變較易於成功。譬如，儒家文化價值強調教育、強調勤儉、強調羞恥心與團結、秩序，這些可能有利於進步快速，並且在改變中能維持一定秩序。但是，即使儒家文化有這些正面價值，它如果只是作為文化傳統而被延續，就難有生命力。必須改變思考與意識框架，才能為傳統帶來新的生命力。

變與不變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傳統結構的意義當然也是多重的。某些傳統結構可能有利於現代化變遷；反之，思考與意識框架的改變最終也可能腐蝕上述積極的傳統文化價值，這是問題的不同層面。至少總體來看，近代韓國人思考與意識框架的改變在現階段還沒有完全消除其傳統中的積極力量，反而可能使這種積極力量更被磨勵、強化。

傳統結構的最大問題，我以為是「人際宰制」的問題，譬如專制制度下，人民被統治者宰制的問題；以及在傳統家庭倫理與父權體制下，年青人被家長宰制、女性被男性宰制的問題。宰制的合理化可能源於對秩序的需求。但是，它最終將會破壞秩序。因為「宰制」問題會積累僵化，終將產生普遍的痛苦、疏離，並削弱創造力，甚至削弱生命力與積極性，並使社會難以進步。

問題是長期僵化的人際宰制狀態卻可能常被認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譬如父母親認為限制子女權利並無不妥，統治者認為限制人民權利也無不妥。因為認為當然，所以人們很少會有意識地去檢討「宰制」的問題。除非改變思考與意識框架（與觀點），否則人們常看不見問題的存在（有問題也被認為是天命，非人事所能改變）。譬如從前很多人沒有讀書、不識字，以致缺少競爭力，從而生活困苦，這種情形，大概被認為那就是他們的命運，無從改變。但是，一旦教育普及，誰說廣大底層民眾的命運不可改變？

當傳統文化強固的時候，制度結構的不合理性，甚至非制度結構的不合理性，都可能被視為當然。這是社會難以進步的關鍵因素。但是，現代化或西化使人們開始改變觀點、改變思考與意識框架，從而看到了傳統結構的不合理，也看到了其他的結構可能性，於是使結構改變成為可能。

西化或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可能是減少人對人的宰制，使許多人能從宰制中獲得解放，並釋出強大的創造力與生命力。當代韓國的進步應係得利於此。

傳統的韓國社會，「兩班大人」與庶民之間距離甚遠，資源不均，而庶民受到高度的壓抑。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兩極化的情形趨於緩和，庶民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放，有利於促進大眾的積極性與創造力。

當代的韓國人，從心態與觀念到社會的階層化結構都有了大幅度的改變，這些改變促使他們能夠快速進步。當然，改變如果只是完全「趨亂性」，卻也未必能帶來進步。韓國的改變顯然不完全是一種趨亂性，這除了可歸功於傳統文化中的強調教育、秩序與團結等的價值效果外，我以為美國的穩定引導、支撐（甚至強制）功不可沒。總的來說，近代韓國經歷了一種正向的結構變遷，也因此獲得了進步的契機。

不論是西化或是現代化，是否完全足以消除「人際宰制」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即令是當代美國的民主制亦然。就此而言，我無法像日裔美國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一書作者）那麼樂觀。我只能說我相信當代西方的現代化思想與制度中包含消減傳統人際宰制的力量，但是，宰制的問題不可能完全消除。人類歷史並沒有終結，而還有待繼續努力。但是，西方思想在消除人際宰制問題上的功效，不宜因為民族主義的情懷而逕予抹煞。

韓國的成功令人羨慕，那麼，台灣呢？中國呢？能不能有類似的正向結構改變？問題複雜，答案難明。如果我們不願意只是等待命運之神的操弄，意識的改變還有待我們自己的努力。

PS：有人說我們老是問「為什麼杜拜能、...能」，似乎認為這樣的提問太老套。不過，我並不是在問同樣的問題。至少，我的提問不牽涉「台灣為什麼不能？」或「中國為什麼不能？」。因為這是非常不同的提問。我在本文中實際上並沒有問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