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以來，一直想寫一篇討論「媒體與集體焦慮」關係的貼文，但是一直沒有下筆，因為一要下筆，就想到為文不易，牽涉的面向很廣，而寥寥數語並不能釐清問題，更不能讓讀者充分了解我要表達的想法。不過，時日牽延，我也漸漸意會到，要詳盡的釐清問題很可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所以，能寫下什麼，就先寫了、貼出了再說吧。文章可以持續修改，漸進修得完整，有何不可？

從題目就知道，我的意思是要表達：（自由）媒體容易促成或製造集體焦慮。

集體焦慮並不完全與個人焦慮的集合相同。因為集體焦慮有可能通過人際互動與磨擠(mill)而增溫，使事件的影響或刺激程度增加。這是關於集體行為研究裡的一些基本概念。

磨擠增溫，可能有積極作用，譬如一個極不人道、不合理的社會，要醞釀革命的氣氛，就往往需要通過磨擠增溫，以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當然，革命的結果是否一定符合眾人所要，那是另一回事。往往革命的後果並不讓人滿意。）

不過，集體行為中的磨擠增溫效果也很可能會直接帶來我們並不想要的後果，譬如本文所要討論的「集體焦慮」這個議題。

生活裡總是有讓人覺得焦慮的一些困擾。集體焦慮則可能是讓眾人共同感覺焦慮的狀態。它也許是出於單一事件，但也可能是一種整體的活動趨勢或氣氛的效果。

當前世界，似乎就有一種整體的焦慮氣氛。美國近來連連發生槍擊殺人案。雖然可能兇手都有精神病或是個人怨仇的問題背景。但是，重大案件發生頻率如此高，卻可能是反映一種不穩定的、不安的、焦躁的社會精神狀態。

其實，問題絕不僅是美國，北非、中東國家的所謂「茉莉花運動」，儘管西方國家對之樂觀期待，但那也還是反映一種社會的動盪局面，背後很可能也牽連著我所說的集體焦慮。正是因為集體焦慮超過了某個閾限，才有這樣的集體運動出現。

集體焦慮的最直接背景因素，大概不外是經濟問題。自2008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困境，很可能才是茉莉花運動的最直接原因（而與人民的民主意識、反獨裁意識沒有太多關係）。

最近東海、南海風雲緊急，周邊國家關係進入半世紀以來最緊張的狀態，雖然未必直接與經濟困境相關，但後者很可能還是造成緊張的最主要原因。

台灣也在這種大氣候的影響下，所以有集體焦慮狀態並不讓人意外。不過，假如世界經濟不景氣這個單一事件是主要的集體焦慮情緒的導火線，那麼，台灣又有一些另外的問題使導火線能更迅猛燃燒，成為大火，造成更嚴重的集體焦慮。我以為，主要的問題有二，一是國家認同定位的困擾，一是自由化與多元化（加上原本存在的省籍情結與認同對立），所促成的集體焦慮情緒問題。

國家認同定位困難，這個問題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但是，也許可以再強調一點。由於中國大陸近來國力崛起，並在經濟上形成強大的磁吸效果，使得台灣更強烈面對認同抉擇的壓力。這會使台灣內部認同對立的緊張更形嚴峻。之前可以暫時避開不去面對的問題，現在似乎必須討論、處理、抉擇。這也就使得促成集體焦慮的作用力加強。

而我最想要討論的，則是我們社會的自由化與多元化的效果。

自由化常為我們所欲。多元化則常是自由化的附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多元化也可能為我們所欲。譬如，不論在哪個生活層面上，我們都可以有更多的可選擇空間。

但是，多元化也讓人感覺不安。我曾經遇到一個加拿大人，她對我們表示，多倫多市是個瘋狂的城市。我們雖然沒有追問為什麼，但是不妨推論正是因為多倫多市的多元、異質，使人有如身處異鄉，缺少心靈安頓。

今天的台灣，由於急遽的變遷，又由於社會的多元化，也使人心靈難以安頓，社會動盪，人心也動盪。就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Robert Putnam的研究發現，（美國）愈是多元化的社區，人心就愈不安，人就愈退縮、冷漠，公共參與就愈少。人並不真喜歡身處在（太）多元化的世界裡。而台灣卻正朝向這樣的社會狀態邁進。

再說自由化。法國社會學先驅涂爾幹（Emile Durkheim）指出，規範是自由與幸福的保障；無限制的自由則使人心陷溺，無節制的慾望會使人陷入無邊的痛苦之中。總之，自由化並不單純給人帶來幸福。我們可能因為自由化而感覺不安，甚至陷入痛苦。

但是，我們很可能不去檢討這種因果關係。自由既是我們集體追求的目標，我們就沒有理由去深入檢討它帶來痛苦的可能性。它的正面意義，阻擋了我們去看到它的負面作用。

只是，我們的不安與痛苦還是在，還是活生生讓我們感覺到，於是我們就去尋找導致痛苦的其他可能原因。而有些人會怪罪媒體，認為媒體是亂源。（雖然對媒體的批評可能也意味著對自由化的疑慮，但是人們未必直接如此聯想。）

我認為，缺乏自律的媒體的確是使人心動盪、甚至痛苦的重要原因之一。訊息的雜多性，可能是使我們產生焦慮的重要根源；而媒體則是雜多訊息的來源。但是，一方面，我們拿媒體沒奈何，另方面，媒體又有很強的自我防衛理由。言論自由當然是最基本的理由。重要的是，媒體的確也有民意代表性。舉極端的例子來說，即使是媒體宣揚納粹思想，也可能有民意基礎。也就是說，會有一群人支持這種言論。而媒體既有民意基礎，自然就有其存在的正當性。

民主化社會裡的公民，必須學習容忍異議與異己者，但是，人們未必已經有此素養雅量。當聽到、看到某些異議者的言論時，我們可能感覺非常不舒服，甚至感覺痛恨，但是卻又無可奈何，這些不滿而又被壓抑的情緒，最後也都將化為集體焦慮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媒體未必完全只是反映多元社會眾聲喧嘩的真實，而有可能像哈哈鏡那樣誇大反映某些面向。新聞媒體強調如下的新聞原則：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媒體會誇大渲染那些光怪陸離的訊息。而現代人則必須承受這些被誇大渲染的光怪陸離訊息。而且，台灣的媒體並不怎麼講究求真，也不在乎訊息失真。即使失真，也只是強自辯解、脫責。結果，在這個過程裡，媒體就可能製造人際扞格、摩擦與集體焦慮。即使不是主動製造，媒體也可能通過加工過程，惡化集體焦慮。

近來有些人痛責媒體名嘴，但是，從某個意義來說，名嘴也只是整個媒體機器的一個螺絲釘而已。媒體本身是個怪獸，是個還缺少自律習性的大怪獸。它可能還在洋洋自得曾是對抗國家機器的功臣，雖然那份功勞（即使曾經有過）可能早已經是過去式了。

批評了媒體，我們終究還是要面對我們自己。我們大眾並不是完全被媒體或其他機器宰制的一群。我們是人，我們有自主性。不是嗎？怪這個、怪那個，我們自己難道沒有責任？我們自己難道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真假？不能選擇、過濾訊息？不能主動對抗媒體或其他怪獸？

我們的確處於集體焦慮的狀態下，但是，我們不能設法跳脫這種狀態嗎？集體焦慮可能使我們做出不當的、甚至自我傷害的集體抉擇。我們要有意識地努力消除這種焦慮情緒。除了呼籲媒體多些自律、多些求真嚴謹性，而我們大家也要更多些平常心來面對訊息，謹慎解讀雜多訊息的意義。

莊敬自強，慎謀能斷，在今天也還是我們適用的警語。